秦漢為中國歷史的第一帝國時期，唐宋為中國歷史的第二帝國，都不是銀本位，貨幣主要是銅錢、鐵錢。明朝在隆慶開海後進入銀本位，直到清朝滅亡。為方便比較，按一貫銅錢合銀一兩計算（其實歷史價格是波動的），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按財政收入從高到低排個序，每個朝代的財政收入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一般來說開國時收入低，越往後收入越高，下面的數位只是參考：
1.清朝政府最有錢。清朝末年的政府財政收入，達每年2.6億兩到3億兩白銀。原因是清末已進入近代化，貿易大增。以宣統元年為例，僅關稅一項收入就達4300萬兩，相當於乾隆年間全年的財政收入，商稅（厘金）4300萬兩，鹽稅4600萬兩，農業稅4800萬兩，農業稅占全部財政收入的27%。
2.其次有錢的是宋朝政府。宋朝時中國大一統時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朝代。北宋年間，峰值達到每年1.6億貫，常年也可保持在一億貫左右。南宋峰值在淳熙末年達一億貫。北宋農業稅僅占財政收入的30%，到南宋，這個數位降低到20%。
3.唐朝中前期財政收入為每年3400萬貫，其中農業稅2200萬貫，占比65%。安史之亂後的大歷年財政收入降為每年1200萬貫，此時已不如明朝。
4.明朝政府財政收入排在倒數第二。盡管明朝疆域廣大，遠超宋朝，糧食產量也超過宋朝，可糧食價格低於宋朝，合每石0.6兩白銀（宋朝在宋徽宗時期大約為每石1兩）。根據黃仁宇的估算，明朝弘治十五年，財政收入合計1300萬兩白銀，其中1000萬兩為農業稅，占比高達76%。
5.漢朝排在最後。很自然，漢朝的生產力和生產率水平比後續朝代都要低。根據【太平禦覽】記載西漢為一百二十三億錢，合1230萬兩白銀。農業稅占32.5%。
可見，除漢朝這個異數外（後面會講原因），基本上，財政收入的高低，與農業稅占比成反向相關關系。即農業稅占比越低，財政收入越高。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非農收入占比越高，表明社會的商品經濟約發達，社會越富裕。
無論財政收入是低是高，政府打仗總覺得沒錢，這個原因就得好好分析了。
先糾正一下題主的錯覺，漢朝、唐朝和其他朝代一樣，打仗造成的民生問題不會輕多少。
先說唐朝，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歷史上被認為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準備第三次東征高麗，動員三十萬人馬，由四川出錢造船。此時，四川民間終於忍受不了，邛州、眉州、雅州的原住民開始造反。為了鎮壓這次造反，帝國從湖北、陜西、甘肅等地調兵。第三次征高麗，還沒開打，全國就成了大兵營，在相互調兵。稍有不慎，帝國就會陷入全面危機。幸好唐太宗此時去世了，這場軍事計劃也就擱淺了。繼位的唐高宗不想打仗，征高麗的事被推遲，直至高麗內部發生變亂。歷史上真實的唐太宗，晚年已經和隋煬帝沒有本質上的太大差別。唐太宗之所以沒能成為隋煬帝第二，就是因為唐朝的征稅效率明顯低於隋朝，使得民間有喘氣的空間。為什麽這麽說？隋煬帝期間，全國高達九百萬戶，人口四千六百萬人，由於隋文帝嚴格的制度，人口數位統計準確，幾乎沒幾個人遊離於戶籍之外。而在唐高祖武德年間，人口統計數據下降到二百萬戶，這個數位是嚴重失真的，雖然隋末爆發了大規模社會動亂，但十年間，人口不可能減少70%。這是因為唐政府統計不嚴格，很多逃亡戶沒有統計在籍。到了唐太宗時期，這個戶數也就恢復到三百萬戶，還是與隋朝的高峰期相差甚遠。唐朝每戶征二石糧食，隋朝每戶征三石，唐的稅率為隋的三分之二，人口統計只有隋的三分之一，所以，唐朝整體稅負只有隋朝的20%左右，這說明大量財富留在了民間。這才有貞觀之治。
唐朝實行公廨錢和公廨田的養官制度，就是政府撥給地方政府一定的貨幣和土地，讓地方政府放貸收取利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作為地方費用。然而很多官員不善經營，貸出去的錢收不回來，所以唐太宗設定了一個叫「捉錢令史」的職位，負責替政府放貸，遭到大臣們反對。
唐朝的土地制度實行的是授田制（一種土地公有制），稅收制度是租庸調變。到唐高宗時，政府手中已無土地可以授田，於是下令土地不得買賣。但直到唐玄宗，這個問題也沒能解決。收不上稅的土地在哪裏流轉？地下黑市和權貴囤積。
所以由於人口統計不準確，土地數據也不準確，稅收必然就大受影響，唐朝政府財政狀況也就一直不健康，包括有口皆碑的「貞觀之治」時期。所以我們看到，唐朝雖有龐大的版圖，但財政並未因此沾多少光。唐玄宗時期，形成了賢相集團和聚斂集團兩個陣營，賢相集團主張降低政府開支，減輕民間負擔，聚斂集團主張想方設法增加政府收入。唐玄宗最終倒向聚斂集團。李林甫和楊國忠就是聚斂集團的代表人物。唐玄宗設立節度使，下放財權、軍權、行政權，就是為了緩解中央財政的危機。然而這卻導致藩鎮做大，終於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唐帝國的財政已經入不敷出。安史之亂後，大唐財政走向惡化。據【舊唐書·食貨誌】記載：
開元已前，事歸尚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統計人口一千七百萬人，而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為五千三百萬人，下降如此劇烈，而且這一千七百萬人有一千四百六十二萬人是不需納稅的權貴和老弱病殘，只有兩百三十七萬人承擔整個帝國的租庸調稅。財政實際已經陷入崩潰境地。
唐肅宗為解決財政困難，進行貨幣超發，這就是「乾元通寶」，一千文乾元通寶的重量是十斤，一千文開元通寶的重量是六斤四兩。但前者的面值是後者的十倍。貨幣貶值多少，大家可以自己算。第二年「重輪乾元錢」出場，貨幣貶值2.5倍。兩次造成貨幣貶值十幾倍，物價因而飛漲。所以開元通寶迅速在市場上消失，不少人偷著把開元通寶熔掉，鑄成重輪錢和乾元錢，抵抗通貨膨脹。唐肅宗重新整頓鹽的國有專賣制度，在實行新專賣制度之前，鹽的價格為每鬥十文，新專賣制度之後，每鬥飛漲到一百一十文。鹽業在唐代宗時期劉晏管理階段，收入從四十萬貫，上漲到六百萬貫，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一半。羊毛出在誰身上，不用解釋了。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發了涇原之亂。涇原軍（為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的藩鎮部隊）不滿皇帝不兌現高額補貼和犒軍的承諾，發動兵變。原來皇帝和藩鎮間有一個協定，皇帝差派藩鎮的部隊打仗，必須給一筆豐厚的補貼，為士兵日常費用的三倍。然而唐德宗拿不出這筆錢。涇原軍本以為會兌現，然而在長安旁邊，他們發現犒軍的只是粗茶淡飯，一文錢都沒給，這還不造反？唐德宗逃出長安，困守奉天小城。亂兵占領長安，向市民高呼取消他們的貨櫃稅和間架稅。這兩種稅是唐德宗設定的。貨櫃稅就是強制從錢莊和糧商拿出四分之一的錢和糧用於救濟，間架稅就是房產稅，所有房子都要上繳，上等間收稅兩千文，中等間收稅一千文，下等間收稅五百文。這激怒了長安的商賈和市民，紛紛起來罷市抗議。然而皇帝也很無奈，實在沒錢了，無法向藩鎮兌現差使他們軍隊的補貼承諾。唐德宗在叛亂平定之後，變成了一個老守財奴。
歷史上著名的武宗滅佛，也是為了財政斂財發動的。然而這無力改變帝國整體財政的走弱趨勢。當中央財政再也支撐不起平叛戰爭時，藩鎮割據取代中央集權，中國就又陷入了一段大分裂時期——五代十國。
漢朝的轉折點就是在漢武帝身上。漢武帝即位時，漢帝國已經統治六十多年。從上到下生活的不錯，當時人均壽命短，對歷史的記憶更模糊，比現在更容易遺忘歷史。對漢初貧窮狀態的遺忘，以及對漢帝國威儀的崇拜，使得朝野上下都認為是大國崛起的時代了，要主動出擊，有所作為。現代人有一個總結：大一統王朝的致命死穴就是不可避免的財政擴張。財政擴張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僚集團的膨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吃財政飯的人數量膨脹。其次是國君的好大喜功，鋪張靡費，不斷上馬大計畫，尤其是戰爭這個財政黑洞。由此導致政府插手越來越多的社會經濟領域，來填補不斷膨脹的財政開銷。在漢朝來說，表現的就是「國進民退」，政府建立強大的國有壟斷企業，獨占社會中的關鍵行業。當時鼓動國有化的名人就是大司農桑弘羊。「國進民退」為何不好？簡單說一下。市場交易的雙方如果是對等的，達成買賣協定透過看不見的手——價格來調節，這就處於一種共贏模式。但國有壟斷企業和壟斷經營，使得買賣雙方的實際地位相差非常懸殊，強勢一方可以隨心所欲的左右價格，那麽買賣契約就不是有效的了——強勢方修約毀約沒有制約，共贏模式就變成了零和模式。壟斷越多，弱勢方交易的意願越低，這種市場必然會走向雕零，最終經濟陷入停滯。北宋王安石變法中的均輸法，就造成過這種惡果。（參見夜涼秋如水：明月溝渠映人心——談王安石變法）
漢朝名義上的農業稅並不高，為三十取一，但這不意味著農民負擔不重。漢帝國以壟斷的國企收入、關市收入、壟斷流通領域的收入、鑄幣稅、財產收入等等，把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這些稅負是隱性的，所以司馬遷評價桑弘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太平禦覽】記載西漢正規田賦收入為四十億錢，而皇室透過國有壟斷企業、壟斷經營等方式，收入為八十三億錢。農民以高價購買鹽、鐵制農具，使用貨幣等等，都要向政府交稅，這說明農民受到了相當殘酷的壓榨，這也是漢帝國農業稅占比相對較低的原因。
由於漢匈戰爭的開銷和財政浪費，漢武帝以發展民生為借口壟斷鑄幣權。開始時皮幣、白金、五銖錢濫發導致市場混亂，後來漢武帝把五銖錢交給各郡國鑄造，結果各郡國紛紛制造劣質五銖錢向中央繳納稅賦。漢武帝不得已發行赤側五銖錢，結果市場上又偽造赤側五銖。監獄裏當時關滿了假幣犯。最後，漢武帝下令，郡國、民間均不得鑄幣，鑄幣只能統一在上林苑進行。從此，漢帝國開創了未來中國兩千年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家完全壟斷金融，也為政府濫發貨幣制造通貨膨脹留下了後門。私人金融則一直處於被打壓狀態。這個「金融創新」，使得後世皇帝掌握了一種斂財手段。皇帝只需命令在貨幣鑄造時摻假，就可以多鑄貨幣——貨幣超發，輕易就能掠奪民間財富。北宋時期，紙幣出現，政府斂財的成本更低。
漢武帝耗光了文景之治的積累，到了晚年及時收手，否決了桑弘羊繼續興建軍事基地的建議。此時漢帝國陷入財政困境似乎不可避免。然而，隨之而來的昭宣之治，卻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原因何在？
一方面是兩個皇帝改弦更張，大振幅減少開銷，放棄了財政積極擴張的政策，另一方面，就是發生了農業革命，代田法的推廣和耕牛梨具的改進普及，糧食單位產量明顯提高——代田法使糧食畝產提高了一石，這就保證了政府稅源。不過，由於漢武帝時期膨脹的官僚集團並沒能減下來，所以對重要工業的壟斷也沒停下來。
漢帝國如果一直像文景之治、昭宣之治那樣，帝國的財政困境不就永遠解決了嗎？很遺憾，這是不可能實作的。因為中央集權帝國有兩個交替作用的普遍規律：
1.政府放松管制，減少財政支出，社會經濟就會反彈；
2.隨著時間的推移，放松管制刺激經濟的效果逐步遞減——邊際效應遞減。
第1點不用解釋，基本上都能明白。第2點為什麽呢？原因就在於， 隨著時間推移，帝國官僚集團膨脹，和官僚集團相勾結的關系戶和地方豪強呈幾何級數增長，逐步深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結成了一張巨大的利益關系網，即便中央政府讓利，這些好處也會被這張網所吞食，而落不到普通百姓的身上。鏟除這張網，整個官僚集團就會崩潰，代價大到皇帝無法承受。由於這張網的存在，越往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越嚴重。那麽，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能不能解決問題呢？也不行。集權的加強，必然使統治系統的剛性加強，地方官員就會唯唯諾諾，喪失進取心和主觀能動性，一切等上級的命令，地方、基層的有效治理能力就會降低，在「集權死寂，放權失控」的怪圈中迴圈往復，中央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效用就會不斷遞減。所以，中央集權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無法解決這種系統性問題，因為這種問題就源於這個體系自身。 中央集權的帝國最終必然走向衰落，或是毀於自身財政崩潰引起的社會動亂，或是毀於蠻族入侵而沒有足夠的資源抵禦。
以漢朝來說，宣帝就曾整頓過吏治，元帝曾短暫取消過鹽鐵專營，都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官僚集團綁架了政府財政，導致財政收支出現問題，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又得擴張國有壟斷經濟，而擴張國有壟斷經濟又會導致經濟活躍度降低，反而使財政收入難以增加，為了財政收入，最後的「大招」就是通貨膨脹了。當一切手段用盡，帝國的末日就來臨了。
宋朝是五代十國的繼承，趙匡胤黃袍加身，得國不正，最害怕武將擁兵自重，效仿自己。唐朝藩鎮割據導致帝國崩潰的情景歷歷在目。他設計了一套非常復雜的軍事指揮體系，來制約軍權的集中。所以有宋一代，軍閥割據始終沒有形成，即便個別兵變，也是發生在外敵入侵國家大亂的時候，比如南宋初年的苗劉兵變。一伺政權穩定，皇帝必然收回兵權，如北宋的杯酒釋兵權，南宋的血腥釋兵權——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嶽飛。雖然軍閥割據沒有了，但軍隊的戰鬥力卻嚴重下降。恰逢這個時代，又是世界範圍遊牧民族興起的時代，前有契丹，女真，後有蒙古。北宋又拿不下中原的戰略屏障燕雲十六州，導致軍事上一直處於被動的局面。這就給後人以弱宋的印象。
宋朝是一個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時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過，自己如果生長在中國，最願意呆的朝代就是宋朝。除了統治者對文人比較友好外，宋朝的魅力何在？就是發達的商品經濟。除了清末，宋朝建立了中國歷代王朝中最復雜的金融系統。這套金融系統的核心任務仍然是為財政斂財。北宋的財政問題主要是由「冗員、冗兵、冗費」三冗問題引起。這三冗產生的原因，我在【夜涼秋如水：明月溝渠映人心——談王安石變法】有過分析，不贅述。北宋允許民間發展商品經濟，建立商稅制度，實行榷貨（專賣），壟斷鹽、鐵、茶葉、酒類、香料、明礬等等。宋朝放松了對民間私營商業的限制，使得經商人數大增，市場活躍，商稅在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占比逐漸走高，超過了農業稅。這和西漢打壓民間私營商業，主要透過國有壟斷企業和經營提高非農稅收不同。所以，宋朝的商業非常發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明顯較高。
但是，宋朝的財政開銷太大。北宋在軍事體制上吸取了唐朝教訓，采用的是募兵制，養了一支百萬人左右的常備軍，和遊牧民族經常發生戰爭和軍事摩擦，官僚隊伍也不斷膨脹。如果不打仗還好，能勉強維持在盈虧線左右，只要打仗，財政立馬捉襟見肘。為解決財政問題，北宋先後經歷了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然而最終都沒有產生較好的結果。財政虧空是硬問題，到宋徽宗時期，聚斂之臣蔡京隆重登場。
北宋在四川發行的是鐵錢，比較笨重，於是民間發明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紙幣，來進行商業交易。交子是民間商號自己發行的，當有的商號發生倒閉時，政府借口整頓金融秩序，把交子的發行權收歸政府所有。交子、鹽鈔、鹽引的濫發，引發物價飛漲。從宋真宗景德四年到宋徽宗政和元年，一百零四年，物價漲了十二倍。在蔡京的主持下，紙幣更是迅速貶值，貶值率達到幾十倍，這是第一次金融大泡沫，民間金融系統崩潰。最後，政府不得不宣布某些批次的紙幣作廢，使得持有這些紙幣的一些家庭傾家蕩產。
南宋由於地盤變小，稅基減少，更加依賴紙幣會子。從南宋建立以後八十年，紙幣增發了六十多倍，使得紙幣失去信用。所以南宋末年，賈似道主持了一次土地國有化改革，即公田法。所謂公田法，就是政府出資從富戶手中購買農田出租，利用這些農田的租金，養活軍隊，補貼財政。然而政府沒那麽多錢購買公田，只好靠多印紙幣，這就加劇了通貨膨脹。而且政府也經營不好公田。所以公田法引發社會經濟的巨大混亂，也就敲響了南宋帝國的喪鐘。南宋再也無力抵抗蒙古的進攻。
只要政府壟斷紙幣發行，權力又不受制約，政府用紙幣補貼財政就是一種天然本能。財政收支一旦惡化，開動印鈔機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個誘惑誰也抵擋不住。
明太祖長於政治鬥爭，對經濟、金融完全是棒槌。他建立了一套自漢以來空前嚴密的中央集權制度。明朝的行省制繼承自元朝，這種制度原本就是遊牧民族為方便統治中原設立的，它把古代中國傳統的兩級政府，變為三級政府，更有利於集權。為何三級政府比兩級政府更有利於集權？留個扣子，懂的就不用說了。二級政府，有三大衙門：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主管行政、軍事、監察司法。三個衙門的長官互不隸屬，為中央直接調派，防止三大權力相互勾結，危害集權。
經濟上，重農抑商被嚴重強化，宋元時期繁榮的海外貿易，到明朝也成了賠錢的買賣。財政只能高度依賴土地，從而使靈活性大大降低，可施展空間大大壓縮。然而人口和土地的統計雖然在建國之初規定的非常詳細，建立了黃冊和魚鱗冊（每十年重新徹底清查測量一次），但到了明朝中葉，由於行政效率的降低，這種統計就嚴重失真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測量的全國土地有八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傾，而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土地只剩下四百一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傾，此後一百多年，土地都維持在這個數位，直到張居正改革重新徹查土地為止。不僅土地數量下滑，統計的人口數量也減少了，還是上面那個統計時間段，人口從6054萬下降到5196萬。土地數量劇烈下滑，人口也下滑，說明征稅的物件減少了，財政收入自然陷入困境。
從洪武元年以後一百多年，除了靖難之役那場很短暫的局部戰爭外，基本是太平時代。太平時代，人口應該增加，土地也會因人口增加而增加（開荒），起碼不應下降。這種情況，當時朝中大臣分析，應該是被王府貴族拿走，或者被刁民隱瞞。因為稅和土地是直接關聯的，為了避稅，人們隱瞞土地的動機強烈。一些人放棄土地，土地交易進入市場，就會有人運動各個關節，盡量避免土地進入黃冊。魚鱗冊繪制麻煩，技術要求高，基層官員只是簡單照抄前一次結果應付差事。這樣，魚鱗冊就失真了。
明太祖為了避免子孫亂改法令，制定了一套僵化的行政體制，他自己能玩得轉，可他死後，後世皇帝根本玩不轉。明政府的行政能力退化嚴重。明朝人口流動程度更大，政府不限制土地兼並，這就給豪強兼並土地以可乘之機。對土地征稅，按黃冊算，民間的稅負看似不重，但上面攤派的任務不能按黃冊走，否則完不成任務，所以地方官員又發明了白冊，記錄真實的土地情況。黃冊的畝叫大畝，是用來向上級報稅的，白冊的畝是小畝，是用來征稅的。中央只知道大畝，摸不清小畝。中央財政怎能不陷入麻煩？
明朝前期，政府禁止民間使用金銀，只能使用政府發行的大明寶鈔和銅錢，大明寶鈔分為一百文、兩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貫六種。一百文以上用紙幣，一百文以下用銅錢。然而，紙幣和黃金、白銀、銅錢的匯率鎖死，人們可以用一兩黃金按官價換官府的四貫紙幣，可再拿四貫紙幣去換官府的黃金，官府卻拒不兌換。這樣紙幣的信用大跌。人們紛紛保留金銀等硬通貨，而不願使用大明寶鈔。明太祖只能強制規定必須使用紙幣和銅錢，不得使用金銀，違者就是犯罪。
可是明太祖對金融一竅不通，發行紙幣沒有準備金，一旦財政需要，就開印紙幣。而且明太祖還動歪腦筋，政府支付的錢多用紙幣，而政府收的錢，卻少用紙幣，用更大比例的硬通貨。這樣被收錢的人，硬通貨不足，只能用紙幣去換，這就加劇了紙幣的貶值。在紙幣跌到一千倍時，官方還是按固定匯率一貫紙幣換二分五厘銀子，而民間上繳的稅款必須用銀子。老有人說清朝修明史在黑明朝，但是縱觀明朝各方面資料的記載，明朝政府透過紙幣掠奪民間財富導致紙幣大幅貶值，變成廢紙，民間和官僚們不顧禁令，開始大規模使用白銀，卻是不爭的事實。大明寶鈔在明朝正統年間基本等於廢紙後，明英宗不得不同意開放使用白銀。
過去皇帝巧取豪奪，主要還是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並不涉及各級官吏。但明朝皇帝夠狠，給官員們發薪資也用大明寶鈔，這樣官員也成了紙幣濫發的受害者。洪武十三年，規定一品官俸祿米一千石，鈔票三百貫，一貫紙鈔合一石米，總計年俸祿一千三百石米，合月俸一百余石米。後改為月俸，後面的皇帝開始加大紙鈔的比例，縮小糧食的比例，到宣宗年間，一品官的月俸只有四十六石米，到了英宗年間更是不到三十五石米，而憲宗時只有二十石米，還不如唐代的一個七品官。本來，從明太祖開始就實行官員低俸祿制，可由於薪資大幅下降，官員們開始采用各種辦法搜刮錢財補貼自己，這也是明朝中期以後官場腐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用不著清朝史家來黑，這是人性的自然選擇。從另一個側面也能理解為何明朝滅亡時，大臣誓死忠於明朝的並不多。思宗臨死前高喊「諸臣誤我」，也不想想，你朱家皇帝虧待諸臣上百年了。俗話說：手中沒米，叫雞都不來。
所以，後來官員們也要求皇帝實行銀本位，是實在受不了皇帝的壓榨。銀本位在明朝作為自下而上的訴求最終得以在自上而下的體制中得到認可，不僅是經濟大勢所趨，也有美洲白銀開始大量流入中國的因素。隆慶開海則是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條件。
美洲白銀最終幫助中國實作了銀本位（嚴格說銅錢仍可用，是銀復本位，但是「銀復」這名字，你懂的），這個銀本位制度，一直實施到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11月推行法幣才被廢止。在世界貨幣史上，明朝恢復銀本位，其實是一種倒退，因為歐洲和中東當時都已進入了貨幣史的第三階段——鑄幣階段，而中國卻退回到貨幣史的第二階段——金條銀塊階段。
然而銀本位卻保護了民間經濟，為後面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鋪平了道路。一條鞭法的改革雖然不是張居正首創，卻是張居正把它推向全國。一條鞭法的賦役合並，使得基層官員難於做手腳，百姓稅負平穩，既保證了財政收入，又保證了民生不被過分騷擾。但是這一切，被萬歷後面的幾次戰爭和明末農民起義斷送了。戰爭就要花錢，花錢，財政就會虧空，政府就必須加稅，到崇禎年間，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大幅增加，超過了正稅。。而且1634年到1636年，西班牙下令禁止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中國輸入白銀主要就是從這裏進來的。在馬尼拉，雙方矛盾激化，西班牙人開始屠殺中國人，有兩萬中國人被殺。同時，另一條白銀輸入通道日本也被關閉了——德川幕府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交易。白銀流入銳減，銀錢比價崩盤。政府陷入了空前的財政危機，只能進一步加稅。農民和底層官吏終於忍受不了，揭竿而起。思宗應該是後代皇帝中最不忘明太祖初心的了，仍免不了當亡國之君，令人唏噓。
明朝的主要問題就是明太祖的農民意識和天才的政治手腕相結合，產生了大一統王朝歷史最僵化的體制，這個體制僵化得使後面有想法的人難有作為，使得財政高度依賴於土地，而且政府對土地的課稅並不重，但財政收入就上不去了。既然稅並不高，為何還是民窮呢？原因就在於征稅系統低效和腐敗橫行。低稅率並沒有惠及普通農民，反而鼓勵土地所有者加劇盤剝以及官僚的額外加征，即所謂「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所以明朝的財政困境貫穿於王朝的始終，財政收入居然少於版圖比其小得多的兩宋。隆慶開海後的銀本位，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白銀輸入銳減，社會必然出現經濟危機。加上千年難遇的小冰河期，自然災害頻發，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導致明帝國的大崩潰。由於朱元璋設計的制度，打碎了民間的自組織，民眾散沙化空前嚴重，所以看似強大的帝國，被內亂和蠻族摧枯拉朽般的滅亡。
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官僚體制和行政管理制度，除了加上一些滿族特色。這是因為滿族相對於中原民族，雖然打仗厲害，但文化比較落後，統治中原這樣龐大的自然經濟社會，毫無經驗，必然會尋求前任統治者的治國之道。然而，前朝的滅亡又使得滿洲貴族惴惴不安。對明朝制度的改良勢在必行。所以，清朝從制度上看，可以看成是明朝的2.0版，或說明朝改進版。
自然，清朝繼承了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並且實行了三大政策：新增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呵呵，這三條針對明朝遺留的制度弊端和政策弊端實在太明顯了。丁，指成年男子，不加賦，不是指土地稅，而是人頭稅——丁銀。這是對明朝不斷加稅的修正。當丁銀固定後，就可攤入土地，和地稅合並起來收取，這就是攤丁入畝。由此各省的土地稅有所增加，但增加數量由於丁銀不同，也各有不同。當不再單獨征收丁銀後，戶籍管理就沒必要控制那麽嚴了，這會促進人口流動，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對明朝嚴格控制戶籍（軍戶、農戶、匠戶等身份世襲相傳），阻礙工商業發展的修正。火耗歸公是雍正推出的，火耗指民間上繳的碎銀，熔煉成大銀錠，所造成的損耗，各級官員就讓民間多交一點彌補損耗。官員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撈取好處。雍正把這部份公開化，由政府征收，然後返還到官員的俸祿，就成了一筆養廉銀，解決官員薪資不夠開銷的。到後來，火耗收入高於官員的薪資收入。這項創舉是針對明朝官員俸祿過低造成腐敗弊端的修正。
清朝在貨幣上繼承了明朝後期的銀本位制，不再像明朝那樣給官員發薪用紙幣，官員俸祿也不會因紙幣貶值而下降。這就保證了官員的薪資穩定。所以，財政收支也因此更加穩定。
清朝前期，財政收入一般都在四千萬兩白銀以上，支出三千多萬兩白銀。比如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財政收入四千八百五十萬兩，其中地丁銀為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占60%。鹽稅收入占不到12%。鹽稅占比不高的原因時，清朝部份放松了鹽業的壟斷經營。
清朝的財政狀況在嘉慶白蓮教叛亂之前，算大一統帝國中最好的，府庫盈余成為常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2年），國庫存銀高達七千八百萬兩。康熙、乾隆、嘉慶分別實施了一次、四次、一次的全國性免稅政策，清朝是除西漢文帝時代唯一能做到多次免稅的。正是由於府庫充盈，這段時期戰爭雖也不少，但沒有對財政造成太大麻煩。比如，乾隆時期戰爭費用高達一億五千零五十二萬兩白銀，到乾隆皇帝死時，財政狀況仍然健康。這種巨額軍事開銷，還能保證財政良好的，大一統帝國中，只有清帝國做到了。這要歸功於其充分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構建了一套完備的體制，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清朝對農民稅率比明朝更低，但農民並沒有因此擺脫貧困。除了生產力水平外，原因就在於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存在的弊端。簡單說， 這類並稅簡化改革，只是短期有效，長期是有問題的。大儒黃宗羲曾針對明朝的並稅改革指出「積累莫返之害」。從經濟學上的理性人角度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幾乎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沒有制度上的有效監管，每一次這類改革往往就成為各地官員的套利工具，上級對下級的監督成了貓捉老鼠的遊戲，玩了兩千年，也沒什麽進展。腐敗嚴重時，中央殺掉一些「老虎」和「蒼蠅」，以平民憤，但整體上於事無補。這就是「黃宗羲定律」。
所以中央集權的帝國，貧富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會越來越大。政府財政是保住了，但民生往往成為了犧牲品。清帝國建立了有效的財政體系，但這一切在進入19世紀都明顯過時了。工業革命狂飆突進，資本主義海外擴張如火如荼。世界上最強大的不列顛尼亞王國和清帝國終於在1840年發生了激烈碰撞，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叫貿易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經過，雖然我認為國內只從課本上了解的朋友，恐怕會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但這場戰爭不是我現在的表達重點。我只從財政角度上來分析戰爭結果。這次戰爭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主要以西班牙銀元支付），加上自己的戰爭開銷和局部減免，總計四千萬兩白銀。看起來很多，但實際對清政府並不算太困難。因為乾隆鎮壓大小金川的戰爭花費了一億兩，嘉慶鎮壓白蓮教的戰爭花了二億兩，都遠遠多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但清朝財政都沒有受到太大沖擊。相反由於國門被開啟，中國和國外貿易快速增加，帶來關稅大振幅增長。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沒有對外的海關，廣州的那點關稅也是和內地關卡收入合並的。海關的設定，使得關稅逐漸成為財政收入的主力之一，鹹豐末年，關稅只有四百九十余萬兩，到了同治末年達到一千一百四十余萬兩，光緒末年更是達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萬兩。關稅收入很快就彌補了戰爭損失。額外提一句，清政府聘用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使得海關部門成為清政府中最廉潔高效的部門，使得關稅成為政府十分穩定的稅源，對財政穩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要是交給滿清貴族去管，呵呵……
真正導致清帝國財政災難的是太平天國戰爭。這場戰爭空前殘酷，造成的死亡人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名列人類歷次戰爭之冠。而戰爭主要發生在中國最富庶的東南地區，即政府主要的稅源地。太平天國戰爭、撚軍戰爭、西北回亂等這些戰爭開銷，高達四億三千二百八十萬兩白銀。這種規模的開銷，放在以往任何一個中央集權帝國來說，絕對會引起災難性的崩潰。然而，清政府奇跡般度過了危機。原因就在於，此時的清帝國金融和財政系統已經開始和西方接軌。在過去，打仗增加的錢，只能向民間逼糧逼款來解決，規模大了，社會經濟必然崩潰，出現動亂。然而這次，清政府卻采用了近現代戰爭款項籌措辦法——舉債。這樣，就緩解了對民間的壓力。如左宗棠收復新疆，向上海的匯豐、怡和等洋行借款總計一千九百九十五萬兩白銀。政府只要能控制外債規模，不發生大規模債務違約，借款終究能還上。
農業稅在太平天國、撚軍之亂中受到嚴重影響，加上貪官汙吏的貪腐，總收入暴降，只有正常年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清政府把稅收的重點轉向關稅和商業稅（厘金），終於在平定太平天國十多年後，財政獲得連續改善。1910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達二億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兩白銀，田賦為四千八百萬兩，鹽茶稅四千六百萬兩，關稅三千五百一十三萬兩，商業稅占四千三百一十八萬兩，國有官辦企業收入四千六百六十萬兩。
但由於甲午戰敗和庚子事變，中國賠款數量太大，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非現金物資，而賠款全部是現金，這又得從現金主要來源關稅中支付，使得財政的現金流很不健康。雖然報表上看起來很有錢，但現金大量支付賠款，對國家經濟的損害不言而喻。
清帝國建立起一套傳統社會中最有效最完善的財政體系和金融體系，保證了對內戰爭的巨額開銷，這一切基本做到了傳統社會的極致。清朝後期，又處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開始階段，引入了不少現代財政和金融的元素，使得其財政狀況明顯好於過往的大一統帝國。然而由於傳統和現代的激烈碰撞。清帝國對外戰爭乏善可陳，絕大部份戰爭結果是割地、賠款、出讓主權，這就使得清帝國財政仍然背上了沈重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