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你對隋唐以前的政府了解太粗糙了= =
下文從貨幣角度來看一下歷代的經濟，要是看完了還覺得隋唐以前的歷代政府有錢，那我真就吐血了。
首先，來說「錢」，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貨幣。
作為從商品中分離出來，固定地承擔商品交換媒介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是古代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適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需要，為突破物物直接交換限制而產生的特殊商品。馬克思認為：「一種商品變成貨幣，首先是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換句話說，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是貨幣」。在中國古代，就實物貨幣的發展而言，中國古代大致遵循了從海貝等自然產物向谷物、布帛等生活必需品轉變的演進道路，最後形成金屬貨幣。
再就金屬貨幣而言，在絕大多數時間裏，金屬貨幣指的就是以「五金」（金、銀、銅、鐵、錫）為材料鑄造的貨幣。其中金、銀等貴金屬雖然早就開始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角色，戰國時期的楚國更出現了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早金幣的「郢爰」，但更多時候還是用於上層社會的賞賜、禮聘、大宗交易等場合。從通貨的角度看，以銅錢為主的賤金屬貨幣一直是市場的主體，而錫金屬一般用作鑄造銅錢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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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隨著各國之間的來往逐漸密切，貨幣流通頻繁，秦始皇滅六國後，廢除了各國錢幣，發行「半兩錢」。但是【史記】記載說
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根據重如其文的說法，半兩錢應該重十二銖，然而後邊也說了，輕重無常。根據出土實物的稱量，多數是輕於十二銖的。不過這種錢由於秦法的嚴峻、市場多為官營以及流通時間短等原因，並沒有引起市場的混亂。
漢代秦之後，漢初的時候全國都很窮，而劉邦鑄造「莢錢」，雖然依舊名為半兩，但是實際重量遠遠不如。同時，允許民間鑄錢，各種不足文的錢同時流通，造成貨幣嚴重貶值。呂後稱制後，一度廢除莢錢，改鑄「行八銖錢」，但是後來市場反應很不好，所以又改回了莢錢。漢文帝五年（前 175）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漢書食貨誌】由於這次使用了稱錢衡（天平衡桿，法定測錢重的工具）等措施，保障了發行。因此平穩地流通了四十余年時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景之治」
到了武帝初期，民間盜錢的現象日益嚴重，造成了流通的四銖錢大多都不足重
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鋊（音「玉」），就是銅屑。武帝在經過一番權衡之後，下令改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後來於元鼎四年（前 113）又加大力度，停止所有舊錢的流通，一律熔毀重鑄，禁郡國造錢，只允許上林三官（上林苑中有均輸、鍾官、辨銅三官）鑄造
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這次改良之後，五銖錢在中國流通了七百余年，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發行開元通寶（沒錯，雖然是開元通寶，但是卻並不是發行於玄宗朝）。即使武帝如此整頓貨幣，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對外戰爭，還是造成了政府用度的不足，於是武帝又采用新的斂錢之法。造「虛幣大錢」，即面值遠超實際重量的錢幣：銀錫合金的「白金五銖錢」以及非金屬鑄造的皮幣。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並且規定諸侯王朝覲聘享之時，必須用皮幣。
透過以上種種手段，以及告緡算緡，均輸平準、官營鹽鐵等措施，武帝方才得以四處用兵，然而到了晚年，依然造成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所謂戶口減半，並非死了一半人，而是政府的編戶齊民大量流失）。由此可以看出連年爭戰使得漢代政府也是缺錢的。
自武帝至西漢末年，大體上錢幣問題再也沒有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直到著名的「作妖王者」王莽上台。
王莽發行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虛幣大錢，相當於政府公然進行大規模財富掠奪，造成經濟混亂，民不聊生
「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由於王莽搞得過於混亂，民間逐漸開始以物易物。
「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更始政權雖然曾經鑄造五銖錢，但是由於政權時間過短，因而未能流通。公孫述也曾大規模鑄鐵錢，雖然也未曾大規模流通，但是卻開啟了「鐵錢」的惡例。
東漢建立後，建武十一年（35），馬援在隴西太守任上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建武十六年（40），在馬援再次上書前，東漢政府其實是有鑄錢的，但是未統一鑄造，從出土錢幣來看，各郡國自行鑄造居多，且錢幣品質低劣、薄小易碎，因而馬援再次上書
「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余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五銖錢得到了恢復。
但是後來由於與羌的戰爭，東漢政府花費巨大，不得不多鑄五銖錢的同時，減輕錢幣重量
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余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余孽復起，於茲作害。而東漢一年的收入，由於史料匱乏，只能嘗試推斷，【後漢書梁冀傳】記載
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余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若所言的天下稅租之半不為文學性描寫，則東漢政府歲入當在六十億左右。可見羌亂造成的費用十分巨大。
隨著時間的推移，流通的錢幣大多數已經為剪鑿錢。由於政府新發行的錢幣越來越輕，且依舊標明「五銖」面值，使得新錢的實際購買力降低，並對原有的足值錢形成了較大的價值沖擊。民間保存的足值錢，因其購買力並沒有發生變化，也無法更改其面值，所以只能夠透過人為的手段剪鑿去除一部份銅，以適應與新錢的兌換。當新錢的購買力降低為足值錢的二分之一時，那麽一分為二的剪鑿錢便出現了。政府發行減重錢最初是有利可圖的，透過降低錢幣重量，不僅節省鑄造銅材，而且可以換取民間市場流通中的足值錢幣，剪鑿錢的出現便是民間市場自發的形成一種抵制政府發行減重錢的應對手段。當越來越多的剪鑿錢進入市場時，政府索性也參與其中，開始鑄造這種劣質錢幣，因而造成惡性迴圈。
由於鑄錢量過於巨大，以及賞賜南匈奴，通西域，民間盜鑄，淫祀鑄造銅像、豪強統治的興起，最終造成了通貨膨脹，到了東漢桓帝時期：
「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又要改鑄大錢來掠奪財富。被剛剛舉孝廉的劉陶所阻止，劉陶認識到天災和豪強的巧取豪奪才是百姓貧困的根源，然而他雖然阻止了鑄大錢，但是卻未能提出解決東漢困局的辦法。實際上也不可能解決。
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本就捉襟見肘的中央財政更為吃緊，中平三年（186），靈帝曾試圖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開始發行一種「四出文錢」，來抵制剪鑿錢以及平叛帶來的費用。然而此時的東漢，已經不是可以用發行新錢幣來穩定經濟的了。
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晉書食貨誌】四年後，也就是初平元年（190），董卓在遷都時，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當然僅依靠掠奪富室與盜挖貴族陵墓是遠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的，為了達到長期搜刮錢財之目的，遂決定於長安重新鑄錢「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而鑄成的十二座銅人，也被充當鑄錢所用之銅材，但是毀了多少尚存爭議，酈道元記為九個，潘嶽記為十個）
即使收集了如此多的銅材，但是董卓並未想著安定民眾，而是透過鑄造面值與之前相同、但重量卻大振幅下降的劣質小錢，以換取民眾手中貯藏的足值錢。 而董卓的結局，大家也是都知道的。
最終這種劣質小錢於建安十三年（208）被曹操廢除，但是曹操並未發行新的錢幣，因為此時的賦稅基本上都是以實物方式收繳。曹丕登基後，曾復行五銖錢，但是只施行了七個月，便因為假幣過多，剪鑿現象嚴重，造成了物價飛漲，於是廢五銖錢，改回了以絹帛為主的物物交換。到了魏明帝曹叡時，實物的弊端顯露
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於是聽從司馬芝等人的建議，透過鑄造新的錢幣以恢復經濟發展，達到「國豐刑省，於事為便」之效，太和元年（227），「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也就是說自此曹魏政權確立了金屬貨幣的流通地位，五銖錢制度得以繼續延續，直到晉代都沒有改變。（關於曹魏五銖錢其實還有所爭議，此處不展開討論）
再來說說蜀漢與孫吳。
當曹操還在為是否恢復五銖錢制度而猶豫不決的時候，劉備已經聽從了劉巴的建議，開始鑄造直百五銖錢
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幹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巿。」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史籍中提及劉備鑄造的直百錢，究竟是「直百」，還是「直百五銖」，一直存有爭論。彭信威認為：「劉備取得成都以後，就鑄造直百五銖，次年取得犍為，又在犍為從事鑄造，背面加鑄為字……在後主建興十二三年的時候，實行一次幣制改革，改鑄直百。」
蜀漢末年，由於通貨膨脹，為了攫取財富，又開始發行新幣「太平百錢」，此種錢幣重的不過 4 銖，輕的僅有 1.5銖，屬於錢形較小的虛幣錢，甚至因為錢體太過狹窄，都沒有足夠的空間書寫錢文，故只剩下「錢」字的「金」部首。因此又稱為「太平百金」。
孫吳政權在三國之中鑄錢最晚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這一年是嘉禾五年（236），也是魏明帝青龍四年，蜀漢紀年則為建興十四年，此時曹魏五銖已經發行近十年，直百五銖也已經廣泛流通。孫權後來還曾鑄造「當千大錢」。之所以瘋狂擴大面值，是因為孫吳政權的統治基礎是以江東諸姓為代表的豪強大族，這些豪強大族名下有大量蔭附百姓不承擔國家徭役和賦稅，國家的賦稅來源十分有限。再加上孫權的賞賜手筆在同期，甚至整個魏晉時期都十分巨大，以呂蒙為例：
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並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
動輒賞賜千萬乃至上億錢幣，勢必導致本就不寬裕的國庫更加緊張。在收入有限而支出龐大的壓力下，孫吳政權的「廣貨」需求逐漸變得迫切，鑄造虛幣大錢便成為其緩解「錢荒」問題的重要選擇。
另外值得提一句的是，孫吳鑄錢的技術較為落後，仍然采用一錢一範的鑄造方法。眾所周知，古代錢幣的冶鑄包含多項鑄造程式，對制作模範、金屬冶煉、溫度控制、後期加工等均有較高的技術要求，鑄錢工藝的高低往往也能夠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綜合手工業的發展水平。從目前出土的孫吳鑄錢遺物來看，其鑄造方法落後、成品粗糙，這都說明孫吳政權鑄造錢幣之時，國內缺乏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相關手工業落後等真實面貌。而且國家鑄造錢幣，需要從民眾手中購買銅材，這在中國貨幣史中也是不多見的。孫吳政權所統治的江南地區本屬於銅礦資源豐富的區域，正如周瑜所雲
「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武昌地區曾是當時著名的冶鑄中心
「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吳時置也」。又據陶弘景【刀劍錄】記載
黃武五年（226），「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如此大規模之生產，必定需要十分豐富的銅鐵資源。然而僅僅過去十年之後，國家開始鑄造錢幣之時，居然需要民眾繳納銅材，這充分反映出孫吳政權銅材貯備缺乏、礦產資源管理廢弛。
接下來是兩晉南北朝。
兩晉時期，官方一直不曾鑄錢。西晉承曹魏而建，曹魏明帝太和元年（227），「行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室東渡之後，主要流通孫吳政權留存下來的各種錢幣。史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這裏值得提出的是，所謂孫氏舊錢，不僅僅包括孫吳所鑄的錢幣，而是兩漢以來的各種錢幣。其中「比輪」、「四文」、「小錢」的型式和相互之間的比價，以及由此帶來的錢幣流失問題卻值得關註，這是東晉錢幣和經濟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事實上，關於兩晉的貨幣問題，史籍中僅存寥寥數語提及司馬氏政權未曾發行貨幣一事，資料相當貧乏。至於貨幣政策與貨幣流通方面的內容，更是無從下手開展。加之此時期社會動蕩、商品經濟萎縮，讓人很容易地將其與「實物經濟」聯系在一起，認為兩晉時期商品經濟衰敗，貨幣需求量低，學界產生了很多諸如「貨幣發展行程中的低谷」、「貨幣經濟的大倒退」等觀點，但是近來透過梳理墓葬出土錢幣實物，發現此時期銅錢的使用依然盛行，兩晉墓葬中普遍存在漢代舊錢，與傳統看法明顯大相徑庭。實際上，雖然官方不曾鑄錢，但是市場流通方面，在面對錢幣貶值、各類面值並存的混亂狀態之下，民眾自發的選擇以錢幣實際重量作為交換依據。
兩晉政府之所以不鑄錢來牟利，實際上是因為市面上的銅錢量相當充足。自兩漢以來大量鑄造形式各異，數量眾多的錢幣，使得兩晉統治階層以及市場上的實際持有者，均不希望其價值縮水、購買力降低。兩漢時期，商品經濟發達、社會生產力較高，貨幣需求量亦隨之增長，於是政府鑄造大量錢幣投入市場使用，此時貨幣的供應量與需求總量是處於均衡狀態的。在歷經漢末、三國的戰亂之後，兩晉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已經遠不如前，市場能夠提供的商品也大振幅減少，這個時候即使錢幣總量保持不變，仍然可以形成錢多物少的狀況，其結果必定導致錢賤物貴。如果此時國家繼續鑄錢，增加錢幣總量，政府不僅不會從中賺取利潤，反而使得原本貯藏的錢幣大振幅貶值，進一步造成物價上漲，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既然有現成的錢幣可以使用，而且鑄錢廢料廢工，也不會帶來任何收益，兩晉政府當然選擇不再繼續鑄造錢幣。
不過這種情況到了東晉中期，隨著消費領域的需求逐漸擴大，以及日常交易中存在的自然損耗而逐漸改變。市場上出現了「錢既不多，由是稍貴」的現象，此時大量錢幣流入境外地區也是造成錢幣數量減少的另一種原因。【晉書】卷二六【食貨誌】載：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太元是為東晉孝武帝第二個年號，三年即公元 378 年。在此之前，國內已經出現銅錢外流的情況，很多商人把市場上流通的錢幣販賣給夷人，被夷人重新熔化，鑄為銅鼓，故導致嚴重的錢幣流失現象。此事引起朝廷的重視之後，孝武帝便專門下詔，重申錢幣對本國之重要，禁止私運境外，「得者科罪」。同時從「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可以看出夷人更願意購買大泉當千、大泉五百之類的大型錢幣，一枚標準的大泉當千實際重量僅與七枚五銖錢相當，但卻作價一千枚五銖錢使用，屬於大面額虛值貨幣。如果按照面值使用的話，夷人絕對不會樂於購買。由此也可以看出：至遲於東晉孝武統治時期，市場上流通的錢幣已經不再按照原有的面值進行使用。還要多說一句的是，雖然兩晉未曾鑄造錢幣，但朝廷仍然設有冶鑄部門。西晉時期，冶鑄職能由衛尉掌控，【晉書職官誌】雲：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此時的衛尉在江右設定三十九冶，人員規模也很大，領戶達五千余人。到了東晉時期，因簡化官僚結構，朝廷不再設定衛尉，管理冶鑄的職能歸於少府。又雲：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這也說明少府兼備管理市場貨幣流通之職
這些記載也可以從側面證明錢幣仍然流通，因為無論是皇室賞賜、還是民間交易都沒有停止過錢幣使用，朝廷有必要專門設定平準令來監管、規範錢幣的使用。
兩晉穩健的貨幣政策究其實質，最終的受益人屬於占有、囤積大量錢幣的封建權貴與門閥士族，而並非是擁有少量錢幣的百姓和民眾。東晉末年，隨著錢幣總量日益減少、錢幣價值升高，統治階級內部圍繞錢幣廢立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地辯論，並演變成為一種門閥士族之間的政治鬥爭，桓玄與孔琳之的廢錢之爭便是這一問題的反映
安帝元興二年（403），桓玄自任大將軍、授相國、封楚王，並掌握了東晉政治的實權，但此時尚未正式受禪稱帝。【晉書食貨誌】記載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谷帛。此議遭到孔琳之的反對。而桓玄作為占有著大量貨幣財富的受益人，之所以想要廢錢，其原因背景可以從【南史宋本紀】裏一窺
「自晉中興以來，朝綱馳紊，權門兼並，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厘改，竟不能行。」為了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各門閥不斷使用兼並手段，占有國內大量土地與財富，使百姓流離失所，「不得保其產業」。此時的桓玄，作為剛剛掌握東晉政權的執政者，他不僅希望自己的家族勢力能夠快速膨脹，而且還將打擊其它門閥士族作為另一政治目標，以實鞏固自身統治地位之目的。廢錢用谷，可以使得掌握著大量的貨幣財富的門閥階層遭受淪陷性打擊，桓玄希望借廢錢之途削弱、消滅其它門閥，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最終，由於反對者眾，桓玄的建議沒有得到施行，這也無形中再次確定政府仍舊會執行不鑄錢的貨幣政策，這種狀態直至門閥士族出現衰落、寒門集團逐漸掌權的劉宋時期才被最終打破。
元嘉七年（430）宋文帝劉義隆「立錢署，鑄四銖錢」。結束了自西晉以來政府長期不鑄造錢幣的狀態。此次鑄錢的背景，正是由於自東晉末期以來，可用來交易的錢幣總量變少，錢幣逐漸成為市場中的稀缺品，其價值便日漸上漲、購買力亦隨之提高，導致錢貴物賤的亂象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宋武帝劉裕時，官布一匹價值一千，到了文帝時則跌至五百，也就是說物價跌了 50%，而錢價卻上漲 200%。為了穩定市場物價、降低錢幣價值，文帝遂有意將「五銖」減為「四銖」，以求經濟平穩發展。【資治通鑒】雲：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貨重物輕也說明錢幣總量減少已經造成錢貴物賤，保持物價平穩則是劉宋政權改鑄四銖錢的主要原因。
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將傳統錢幣的標準重量由五銖降為四銖，文帝開創之功不可沒。新發行的四銖錢屬於實際重量稍強於名義重量的足值錢，由於小人貪利，故引發剪鑿取銅的情況，這在貨幣發展行程中本屬於正常現象，只要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制定相關懲罰措施，即可及時禁止該狀況的惡化。但是，後來文帝聽不進反對意見，執意頒布「制大錢一當兩」的貨幣政策，這種保護統治階層財富的貨幣政策不僅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而且加劇了貨幣流通的混亂，此乃劉宋貨幣走向衰落之開端。此後，隨著對外戰爭的失利，劉宋政權陷入內憂外患的困境，國家財政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之中。
元嘉二十七年（450），劉宋的第二次北伐失敗之後，北魏發起全面進攻，拓跋燾的軍隊一度到達長江北岸，
「建康震懼，民間擔荷而立」。對劉宋政權而言，戰爭不僅耗費了大量兵員及物資，使政府財政吃緊，而且對江北各地社會生產造成極大破壞
「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宋氏之勢，自此衰矣」迫於無奈，劉宋開始實行貨幣減重政策，原來的四銖錢最後只剩下不足一銖之重量。再次開啟了惡性迴圈。劉子業上台執政之後，再度變換貨幣政策，降低幣值、允許民間私鑄，最終使得國家經濟體系全面崩潰，「斷新錢，專用古錢」造成市面上的錢幣數量急劇減少。又回到了東晉末年的狀況。及至蕭道成輔政時，曾有意鑄錢，但「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此時，孔覬提出了解決辦法：
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若官鑄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國家應該開設專門的鑄錢機構，由各地進貢銅材，鑄造五銖錢。如果是已經流入市場的官鑄錢，特別是經過剪鑿處理過的虛值錢，應該禁止流通。與此同時，原先細小的錢幣，也應該重新熔化，鑄造足值錢。只有如此，才能「錢貨既均，遠近若一」，最終達到「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的理想狀態。
本來蕭道成同意了這個建議，但是不久蕭道成去世，鑄錢的事情便不了了之。而通貨不足的狀態仍在持續，隨著錢幣數量越少，其價值就愈發增高。為了斂得更多的錢財，政府索性將各種賦稅均折納成錢幣征收。
「當綿絹價貴的時候，他們將谷物折成綿絹，可是當絹布價廉的時候，又將本來納絹的賦稅折成錢」——唐長孺「蕭齊的緊縮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彭信威
最終造成工商階層「罕兼金之儲」、下民匹夫「多饑寒之患」這樣的貨幣環境與劉宋末期通貨膨脹嚴重的局面正好完全相反。蕭齊統治在這種經濟狀況下走向了滅亡。
然而劉宋、蕭齊時期的膨脹與緊縮並沒有隨著兩個朝代的覆亡而消失，蕭梁建立後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余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梁武帝於是開爐鑄錢，試圖打破國內貨幣不足的狀況，同時頒布屯田、安置流民與減免租稅的措施，陸續廢除了財產稅與人頭稅，以及減免租調、減收市稅、關稅等。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沒有取得預期成效，反而加劇了市場流通的混亂
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最終，普通四年（523），在聽取了給事中王子雲的建議之後，蕭衍
「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很遺憾，又失敗了。鐵錢鑄造相對容易，且成本低廉，自公開發行之後，便引起大規模的盜鑄
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奸詐，因之以求利。政府和民眾都不遺余力的拼命鑄錢，錢幣總量急劇增多，而且錢幣的價值變低，市場隨之形成了通貨膨脹。梁武帝兩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群臣便使用兩萬億錢奉贖，這裏出現的巨額天文數位，便是由鐵錢的迅速貶值所形成的現象。從普通四年到大同年間，不過十余年之久，蕭梁國內的貨幣問題就由通貨緊縮急劇轉變為通貨膨脹，這一切均是由鐵錢政策所導致。
「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在這種經濟狀況下，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亂爆發了。
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隋書食貨誌】裏的這段記載，表明錢幣的購買力跌至零點，市場再次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狀態。梁代最後一位皇帝敬帝，面對破敗不堪的亂象，於太平元年（556）頒布新的貨幣政策：
「三月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政府再復放開古錢市場，允許古錢自由流通，說明自蕭梁立國以來，三十多年間陸續推行的貨幣改革與貨幣政策均以失敗告終，不得已再度回到使用古錢的老路上。一年後再度變換新政策
「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準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準十。丙申，復閉細錢」。發行虛值錢來做最後的掙紮。不過，市場幾乎沒人理會新政策，僅僅過去十三天後，四柱錢的面值便由二十改為了「一準十」，這樣急促、頻繁地更換面值，在歷史上絕無僅有，足以說明其荒唐程度。三天之後，細錢也被取消，這是蕭梁政權頒布的最後一項貨幣政策，
陳朝建立後，於文帝天嘉三年（562）頒行新的貨幣政策：
「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不過並未廢止當時流通的鵝眼錢，規定新五銖「一當鵝眼之十」。然而根據出土實物，一枚鵝眼錢重約 0.5 克，而一枚天嘉五銖重約 2.5 克，根本抵不了十枚錢。十五年後，隨著經濟越來越差，陳朝又回到了鑄虛幣大錢的老路，宣帝太建十一年（579）：
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列。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南朝時期的貨幣政策，最終以失敗的結局收尾。
回看十六國北朝
十六國中第一個嘗試鑄造錢幣的政權是石勒建立的後趙。畢竟石勒曾經「隨邑人行販洛陽」。有一點經濟頭腦，【十六國春秋輯補後趙錄三】載：
元年夏四月，置挈壺署，鑄豐貨錢。在此後兩年時間裏，新錢一直在市場上難以推行開來。為此，朝廷使用政治手段，制定嚴刑峻法保障錢幣的流通，據【晉書石勒載記】記載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鹹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捏造奇異的出土現象，為行錢埋下具有神秘色彩的鋪墊，然而依然人情不樂。石勒不得不再次出招，拿出政府貯藏的絹兌換市場上的錢幣，而且大振幅地降低絹價，以此提升錢幣的購買力，刺激百姓使用錢幣。以往市場上購買一匹中絹需要四千錢，一匹下絹需要八百錢，但是如果現在使用豐貨錢，則可以享受中絹一千二百錢、下絹八百錢的優惠，於是有些投機取巧之人，在市場上購買私錢，以換取價值更高的絹。朝廷「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雖然「坐死者十數人」，結果依然「錢終不行」，並且此後再無鑄錢之事。
之後的北朝各主要政權，除去前秦尚有爭議外，幾乎再無鑄錢之記載。直到北魏太和十九年（495）的「太和五銖」。在這之間漫長的時間裏，北方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狀態，而北魏甚至是「百官無祿」，也就是當官不發薪資，全靠打仗所劫掠的物資來班賜，維持政府的運轉。孝文帝遷都洛陽後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太和）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煉，無所和雜。其後陸續有多種五銖錢幣面世，但基本沒有逃脫逐步減重的命運。不過錢幣的鑄造技術又有了新的突破。為了滿足市場日益增大的貨幣需求量，同時又不斷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鑄錢業在長期實踐積累的基礎上，發明了翻砂鑄造工藝。算是一個較大的進步。
到了北齊末年，錢的重量在急劇降低，錢的品質也開始大幅下滑，武平（565）以後，
「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說明簡單的磨、剪鑿等手段已遠不能滿足盜鑄者的胃口，需要一定技術能力的起爐熔鑄，成為盜鑄的基本方式，這種情況反映出北齊中央政府已經徹底失去了對錢幣系統的控制。 而相對的，北周政權建立後，乃改變「標準五銖錢」的貨幣政策，先後鑄行了「布泉錢」、「五行大布」和「永通萬國」等多種型式的虛幣大錢。
好吧我承認北朝我偷懶了2333333333333333經過上文這麽多描述，誰要是還覺得隋唐以前的歷代政府有錢，就一個字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