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一个老笑话：
说某公司，肥皂生产线上面存在有包装时可能漏包肥皂的问题。于是该公司总裁命令组成了以博士牵头的专家组对这个问题进行攻关。该研发团队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精尖的技术（如红外探测、激光照射等），在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半年的时间后终于完成了肥皂盒检测系统，将肥皂盒空填率有效降低至5%以内。
而另一小规模家族肥皂生产企业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命令大侄子想办法解决之。大侄子经过半天的思考，抗了一台电扇到生产线的末端进行吹风，那些没有装填肥皂的肥皂盒都被风吹下去了。
前一种思路认为问题的本质是「怎么透过盒子观测到内部状态」，而后者认为问题的本质是「怎么把空盒子从产线上剔除掉」。这并不是说前面这种思路不关注问题的解决，而是从专家的角度，其对这个问题本身是抱有兴趣的，对用自身的「语言」去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抱有兴趣的，而非单纯地功利性地要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回到青少年自杀的问题上面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自杀行为在某一些层面上能够被理解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对自身的攻击——以杀死自己来宣泄这种攻击和愤怒。不少干预机制背后的思路也就是这种激烈的情绪或心理冲突。
美国精神分析师科胡特曾经假设以引入制度化的运动（竞技运动），用以减少美国贫民区青少年的各种逾矩行为为例子，说明其中有用的因素和我们可能误解的因素。
科胡特认为引入制度化的运动，可能真的能够减少这些贫民区青少年们的攻击——破坏倾向。但是其中的原因可能被我们误解。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些攻击行为的减少，是因为制度化的竞技运动给了他们一个释放和宣泄的渠道，消耗那些多余的精力，并以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释放他们的攻击和破坏冲动。这也是经典精神分析的潜在假设，即本能驱力需要被以适应性地方式被表达、释放。但科胡特认为这并非在这个例子中起作用的本质原因。
一個社會改革者的建議若基於驅力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可能倡導貧民區青少年攻擊驅力的釋放，藉著機構的社區無害的活動，像是運動、電影與電視所提供的攻擊幻想等等。但無論這些概念如何優美地簡單、具說服力，它們不總是適當的。至少在一些著與重要的例子裡，我很確定攻擊無法像膿瘍被引流，或像性交中的男人精液被釋放一樣——例如，嚴重的慢性自戀暴怒，在個人上可以持續一生，不因任何釋放減輕；而這種情形也發生於群體中某些最具破壞性的傾向。这种「最具破坏性的倾向」，在这里也可以被视作为毁灭自己——杀死自己。
科胡特认为之所以这种制度化的运动能够减少这些攻击——破坏倾向，也就是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制度化的运动中得到了尊重、自信以及理想化的榜样。
引進制度化的運動（竞技运动）可能真的减少貧民區青少年的攻擊——破壞向——不是因為提供了驅力的出口，而是因為自尊的提升；因為雙親的自體一客體（政府機關）對這些年輕人感興趣，因為有技巧的使用身體而增加自體統整，而且提供了可理想化的人物（運動英雄）。換句話說，所有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造成了這些青少年自體的穩固，並次發地减少了廣泛的暴怒，而這些暴怒產生於之前碎裂的基質。这种被接受和承认、被感兴趣而非单纯功利地对待，以及真正的理想化的榜样的树立，才是使得这一改革有效的原因。如果说在各种干预措施当中如何体现这种真正的尊重，那么至少首先是干预的专业性、独立性以及使得这两点实现的各项制度保障，进而才能谈论真正的隐私、保护及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