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里没有从经济角度回答的啊，尝试回答一下。
btw，不讨论货币制度变迁地谈财政收入都是耍流氓。
题主问的是政府有没有钱，国库空不空虚。所以我们从财政、政府支出、货币角度来考虑。
首先，涉及军事不得不提府兵制的作用。府兵制寓兵于农，耕战结合，府兵享有授田待遇，但不纳租调。实行这种兵制在农耕社会既可以保证兵源又减轻了国家的军费支出。但是这种制度随着「均田制」被破坏也就日渐衰落了，进而采用了募兵制，致使政府军费大增。
其次，均田制的实行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亩产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就是说隋唐时期的中国处于上升阶段，税基不断扩大。（这里一时期上升了多少，和宋代相比如何因为缺少数据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量化的估计，只能限于语言描述）
再次，隋唐的货币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唐高祖在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废除五铢钱，开始了铜铸钱的一个重要时期，此后唐代铜铁钱和绢帛食物货币同时流通，但是二者的比例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
最后，在制度方面唐朝是一个中央政权决策机制空前完善化的朝代。度支司在根据「量入制出」的原则编制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时也有一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预计程序。按照唐令的规定,各级军政部门最迟必须在每年八月上旬将本部门下一年度的开支预计申报到度支。这种预计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残卷中称为「八月都帐」,文书中尚可看到的上报「八月都帐」的部门有诸监牧、诸王任都督刺史、长安和洛阳诸司、秦夏原盐岚等州诸监等。例如,其中说:「两京诸司杂折睬……诸每年应支料物,各令本司长官详审约当[年]口口,预定来年应须杂折色数……每年八月上旬申到支度、金部。」
再看宋元时期。
首先，宋朝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广阔的税基，因而宋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征税的税收种类征收实物的门类急剧膨胀，而其财政支出的规模比财政收入规模的增长的速度还快。宋代财政支出有「三多」：官俸多、军费多、岁币多，支出不能减就只能开源，也就带来宋代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其中商税的增加尤为显著。
宋代的官俸最为优厚，高于唐代；且官僚机构庞大，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宋哲宗（1086年）官俸支出是2400万缗而财政收入仅2200万缗。元代低俸禄重赏赐，但是厚重的赏赐也成为了滥费之首。
其次，来看货币方面，宋、金、元至明初是一种钱钞流通制度。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南宋前后至少共发行纸币20界，即20次，每次都会严重贬值，最后几次是恶性通胀。金朝自1154年发行交钞，到1234年金灭亡，也发行纸币80年，结果也是恶性通胀。纸币虽然是金人币制中最重要的货币，但金人的币制是钱、银、纸币三者兼行，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以银为货币，纸币贬值对百姓的伤害和白银的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中国以后的用银影响很大。元朝从1236年开始仿行纸币，至1368年元代灭亡，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的结果是同样的。明洪武八年(1375)政府发行「大明通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前朝的纸币危害记忆犹新，明朝初中期的宝钞贬值更添了新的却与历史雷同的教训。明廷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这一时期不断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是明清时期。
明代的财政状况一直是史学关注的焦点。黄仁宇先生曾经提出过明清以降一直是「洪武型财政」，即「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一、明代财政税收管理是一种放大了的农业自然经济管理方式，它和现代管理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向、落伍到了让人看不懂的程度」；「二、明代的平均税负和绝对税额并不算高，但民间百姓却感受不到税轻的好处，因为税外的费重、役重」；「三、明代的财政税收政策设计是保守的、内向的，重农抑商，只能节流，不能开源，近代中国之落后，由此肇始」；「四、明代财税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和归宿，都在于竭力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如此它的设计就会与经济规律相悖，它的管理也就表现出志大才疏的力不从心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对于明代赋役与财政改革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对【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洪武型财政」说不仅受到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影响，而且忽视了明朝中央大型财政数据文献的利用。明朝的「一条鞭法」改革是明代财政从实物向货币的全面转型，标志着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彼时中国由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晚明处于国家转型的过渡期。以白银为统一计量单位计算明代的财政数额，发现16世纪末明朝财政总收入的货币化比例达到41.93％，而财政总支出的货币化比例却达到49.41％。朝廷增加白银货币收入迫在眉睫，改革必须加速进行，明朝财政正在经历剧烈的震荡，正在走向货币财政的目标。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转折，当时挑战与机遇并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由于赋役—财政改革的变化巨大，明朝向货币财政转型的步伐迈得过快，国家与社会问题重重，矛盾丛集，激烈冲突难以避免，最后结合多种因素的社会矛盾爆发，倾覆了明王朝。
当然以上只是基于货币主义的一种观点，对于明朝的财政问题也有别的理解。
明清时期财政支出上占比最大的是皇室支出、军费和官俸。
明清时期的皇室费用、官俸支出远超前朝（不考虑币值波动）。
此外，明初实行屯田制，军费用屯田收入供给，明中叶后屯田已废，军费剧增。清代军费根据其基本用途可分为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两大类。平常时期的常额军费除包括了各直省「兵恫马乾」的开销之外,还有制造兵器、火药之费,军费工程与修造营房之费,骡站工食转输之费,武职养廉与红白事例之费。据作者考证,以「兵晌马乾」为主的常额军费支出,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可以发现清代的常额军费支出所占比例就比前朝高，换言之财政支出上军费支出的相对增加就极大。
加之清朝有严重的赋税欠征问题，清代嘉庆以降，钱粮缓征频率与数额逐渐增多，且出现了连年展缓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钱粮积欠问题。道光中后期，缓征与积欠问题已不可遏制地每况愈下，历届普免积欠数额节节攀升。直至清末，该问题依然严重。历届普免积欠过后，积欠复周期性渐积成巨，且各省旧欠征还数额十分低。钱粮缓征与积欠问题已然成为清中后期财政肌体上不可切除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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