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勁為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醫藥行業有其獨特性，但其創新的邏輯與其他高科技行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深入研究該行業，對其他高科技創新領域也有借鑒意義。
市場與政府的辯證關系
眾所周知，發展科技創新，一方面需要持續加大科技投入，一方面需要提高創新的效率
。投入和效率之積是創新的總量。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相對優勢，所以做到第一點問題不大。然而，想要提高創新的效率，同時還要有支持創新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目的在於，一方面吸引大批有創新能力的人，一方面讓這些人有很強的動力和足夠的資源，進行高價值的創新活動
。
市場機制無疑是這種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市場可以同時解決激勵機制、資源供給以及價值判斷等問題。而政府在鼓勵科技創新中的作用是什麽？有人會說，創新之所以是創新，是因為沒有固定的規律可以遵循，而政府沒有創新的比較優勢，最好什麽都不要管。
但現實情況是，創新具有很強的外部性
。很多偉大的創新沒有給創新者帶去直接利益，而是讓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免費使用。試想牛頓和愛因斯坦對世界的貢獻有多大？但他們從自己的創新裏獲得了多少商業利益？
其次，在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今天，科技已經不被認為是一種簡單可交換的知識產權，而是地緣政治競爭中的關鍵籌碼。全球性的高科技市場也因此正在逐漸消退。因此，在考慮任何制度安排時，地緣政治的影響也必須被納入考量，這也是政府的事情。
但也有人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主張由政府出面解決所有問題：政府組建大學培養人才，政府建立科研機構做科研，科研成果由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轉化成產品。
但這種做法的問題是：政府和其控制機構的效率低下是經濟中長期無解的痼疾。無論是全盤的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其效率都低於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企業。核心原因在於，政府主要服務政治，而市場主要服務經濟，兩種目標有重疊，但也存在很大分歧。政治的核心邏輯是權力的分配，經濟的核心邏輯是提高效率。
由此可見，要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必須依賴市場以保證效率；同時，政府也必須介入進來，以解決創新的外部性問題和地緣政治競爭等考量。
創新醫藥行業的第一驅動力：生命科學的突破
具體到我們關註的醫藥行業，創新毫無疑問是行業的核心動力，這其中既包括技術層面的改進，也包括科學層面的突破。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科學層面的突破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更為根本。21世紀常被譽為生命科學的世紀。在過去20年間，生命科學步入快速發展階段，一系列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在多領域取得了卓越成果。在2001年—2021年間，【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評選出的200項全球突破性技術中，與生命科學相關的技術多達52項，占比達26%。
隨著生命科學突破性技術的不斷湧現，從化學小分子藥物、蛋白藥物、核酸藥物(RNA)再到新一代細胞和基因治療(CGT)，醫藥產業在技術進步的驅動下邁向全新階段。
過去十余年，利用生物技術研發和生產藥物的生物制藥，給醫藥產業帶來巨大變化。生物制藥針對疾病的致病機理設計，相對傳統的化學藥物優勢明顯——藥理活性高、毒副作用小、靶向性強，為治療癌癥、罕見病等疑難病癥提供了新思路。
隨著生物制藥快速發展，單複制抗體藥物、多肽藥物、重組織蛋白藥物、mRNA疫苗等，已廣泛套用於防治腫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遺傳病、傳染病等領域。
未來，基於生命科學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的不斷發展，生物醫藥領域極具潛力的新方向，將為人類對抗疾病開辟新路徑。隨著以細胞和基因治療、核酸藥物、合成生物學、再生醫學等技術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術逐漸成熟和廣泛套用，醫藥產業的發展也將邁向新紀元。
此外，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也將為生物醫藥領域帶來助力，有望重塑醫療診斷、外科手術、康復治療、藥物研發和臨床試驗等領域。這些顛覆性技術的發展將可能產生新一輪醫藥革命，改變現有疾病的診療方式，推動個人化醫療和精準醫療的實作。
第二驅動力：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外包服務的興起
在醫藥領域，從科學發現轉化為臨床套用的新藥，這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不僅涉及基礎研究和藥物發現，還必須透過嚴格的臨床試驗、監管審批和市場準入等多個環節。這些環節不僅要求高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還需要巨大的時間和經濟投入。
根據德勤測算，制藥企業研發一款原創新藥的平均資本成本在20億美元以上，需要長達12年—15年，成功率僅有12%左右。這樣看，似乎只有制藥巨頭才有能力做創新藥的研發。
但近些年，醫藥外包服務行業（CXO）透過產業分工，為制藥企業提供專業化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服務，加速了從科學發現到藥物上市的流程，推動醫藥行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CXO起源於美國，過去幾十年快速發展。按產業鏈環節主要分為研發外包（CRO）、生產外包（CMO/CDMO）、銷售外包（CSO）等。
其中，CRO憑借豐富的研究專案經驗，提供從藥物發現到臨床試驗的全面服務，成為新藥研發的強力輔助。塔夫茨大學藥品研發研究中心（TuftsCSDD）發現，在CRO參與研發的情況下，藥品研發每個環節所需時間能縮短25%—40%，節省30%—70%的研發成本。CDMO在藥物生產和工藝最佳化方面的技術支持，也為新藥成功上市提供了極大助力。
據咨詢公司弗若斯沙利文統計，2016年至2021年，全球CRO與CD－MO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8%和12.7%，同期全球醫藥市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僅為3.9%。
CXO的興起對醫藥產業的競爭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CXO賦能新興制藥企業，顯著縮小制藥行業新秀和巨頭間的資源差距。以往，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自建實驗室和工廠等，即使獲得新藥研發的核心專利，也只得與大企業合作或被收購。如今，CXO帶來產業分工合作，中小企業透過外包的實驗室和工廠，就能完成新藥從研發到生產整個流程。
據弗若斯沙利文統計，2020年美國大型制藥企業的研發外包率為40%—45%，中小型企業為65%—70%，新興/初創/虛擬型企業高達90%。美國生物制藥開發和商業外包服務提供商艾昆緯（IQVIA）的報告顯示，2018年至2022年，美國62%的新藥由新興生物制藥公司推出上市，相比2013年至2017年的49%大幅提升。
背後一個重要因素是擁有巨大規模的市場，由巨大需求催生領先的創新藥產業鏈。美國擁有世界最大的醫藥市場，其市場體量也承載起了全球最多的國際制藥巨頭。
弗若斯沙利文統計，2022年美國醫藥市場以5938億美元規模，占據全球醫藥市場的40%。根據美國制藥經理人雜誌的統計，2023年全球制藥企業20強，美國藥企占據10席。
本土市場對美國制藥公司的貢獻功不可沒。據各公司年報數據，2022年全球處方藥銷售額排名前十的美國藥企，制藥業務的本土收入占比56%，海外收入占比44%。排名前五的艾伯維、輝瑞、百時美施貴寶、強生、默克的本土收入分別為457億美元、425億美元、318億美元、286億美元、250億美元，占比分別為 79%、42%、69%、54%、46%。排名第六至八名的吉利德、禮來、安進三家的本土收入都在180億美元左右，占比均超過65%。
美國龐大的市場支撐了如此體量的銷售額，其它已開發國家也望塵莫及。僅上述8家美國制藥公司的本土收入，遠超歐盟五國的醫藥市場規模之和（1889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日本（966億美元）的2倍有余。
美國醫藥市場的龐大規模得益於其獨特的藥價體系。美國藥品實行市場自由定價，2003年的【醫療保險現代化法案】明確禁止聯邦政府以藥品價格談判的形式幹擾市場運作。而同時期的英國、德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都對藥品定價實施了不同程度的政府幹預。
據蘭德公司統計，美國的品牌處方藥價格為經合組織國家（OECD）平均價格水平的2.56倍。就全球前25名暢銷藥，2021年美國平均價格約為英國和歐盟的4倍、日本的5倍。美國的高藥價體系給新藥帶來豐厚的利潤空間，據美國政府公布的各行業平均凈利率數據，創新藥以28.1%的凈利率位列全行業第一。美國市場化的藥品定價方式不僅確保了制藥企業收回研發投資，為新藥研發也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激勵和市場保障。
除了市場化的定價體系，美國政府透過公共醫療保險（Medicare和Medi－caid）為醫藥市場直接提供補貼。公共醫療保險支付處方藥費用的最大資金來源是政府財政撥款。Medicare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聯邦政府財政支出、工薪稅和保費。Medicare不同部份的資金來源不同，專用於某一部份的資金不能用於支付另一部份。
據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的統計，2022年補充性醫療保險(PartB)有70%的資金來自聯邦政府財政支出，而處方藥計劃(PartD)有74%的資金來自聯邦政府財政支出，11%來自州政府轉移支付。Medicaid的資金全部來自聯邦和州政府財政支出。
Medicare的藥品支出集中在PartD和PartB。根據聯邦醫療保險信托基金董事會報告，2022年PartD的處方藥凈支出為1173億美元，PartB的處方藥凈支出為213億美元。根據CMS統計，Medicaid的處方藥凈支出為438億美元。因此，2022年政府透過Medi－care和Medicaid對醫藥市場補貼約1600億美元。如果沒有如此龐大的政府轉移支付，制藥行業的收入將下降接近30%，新藥研發的回報也會大幅縮水。
高回報鼓勵制藥企業持續不斷投入研發。
根據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企業協會(PhRMA)數據，2001年—2021年美國制藥行業的研發支出屢創新高，研發強度從15%提升至近25%，同期技術密集的代表軟件行業和半導體行業的研發強度從未達到18%。過去20年，PhRMA成員公司在新藥研發上的投資累計超過1.1萬億美元。
政府補貼也幫助把全球制藥的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歐洲醫院醫療保健聯合會(HOPE)的研究表明，1990年全球研究型制藥企業在歐洲的投資比在美國多50%，而在1997年—2006年期間，這些企業在美國的投資比在歐洲多40%。根據美國藥物評價和研究中心(CDER)統計，20世紀80年代，全球不到10%的首次上市新藥在美國正選上市，90年代這個數碼也不超過20%。但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近60%的新藥都是在美國正選上市的。
美國對醫藥市場端的直接補貼，對催生最大的醫藥市場功不可沒。但從鼓勵本土產業的角度看，效率並不高。因為這些補貼可以被國際競爭對手分享，給國家帶來巨大成本。2022年，在全球十大制藥企業中，5家是美國企業。另5家中，2家來自瑞士，2家來自英國，1家來自法國。對這些國際企業來講，美國市場極其關鍵。
比如日本，2022財年，據各公司年報數據，武田制藥在日本銷售額占比僅13%，而在美國銷售額占比高達52%；第一三共在日本銷售額占比42%，在美國銷售額占比31%；安斯泰來在日本銷售額占比也只有18%，而在美國銷售額占比高達45%。
再比如瑞士，由於本土市場有限，瑞士制造的醫療技術產品有75%出口至國外，貢獻40%以上的出口額。盡管可以聯通歐洲市場，但諾華和羅氏兩大巨頭的收入卻大部份來自美國。2023財年，據各公司年報數據，羅氏制藥在美國銷售額占比53%，歐洲銷售額占比只有19%。諾華在美國銷售額占比39%，也超過在歐洲32%的占比。
美國的高藥價對藥企來說是福音，但要美國政府和老百姓買單。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美國醫療開支在GDP中的占比高達18%，接近其它已開發國家的2倍，是中國的3倍以上。政府為了維持這種價格高昂的體系，不得不加大赤字、增加債務，使美國變成世界上負債最高的國家之一。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通脹加劇，降低藥價的呼聲愈發強烈。2022年8月，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其中有專門的條款旨在降低醫療保險患者的處方藥成本，減少聯邦政府的藥物支出。該法案最關鍵的政策是允許政府與藥企針對醫療保險覆蓋的某些高價藥進行價格談判。
綜合起來看，政府對醫藥市場的直接補貼確實有利於擴大市場、鼓勵創新，但副作用是補貼收益的外溢和巨大的經濟成本，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看，不見得對國家是正面的貢獻。
效率更高的方法：補貼基礎研究
科技創新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要想加速高科技行業的發展，吸引人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從美國的案例不難看出，吸引人才的一種方法是對市場端進行大規模補貼，營造市場機會。但這種方法有成本高、效率低的缺點。
美國成功經驗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醫藥研發的供給端，政府彌補了市場的不足。美國政府透過支持基礎研究，打造世界最強的基礎研究平台，吸引全球人才。
據LinkedIn統計，截至2022年8月，美國大健康領域人才總量約260萬人，位居全球第一。美國在制藥、生物技術、醫療器械三大核心產業，人才數量分別為92萬人、63萬人、104萬人，均處於全球首位。
前面講到，創新醫藥的發展依賴生命科學的突破，生命科學的突破又依賴基礎研究。補貼基礎研究不僅能避免收益外溢的問題，還能解決人才問題以及科學研究的外部性問題。
美國政府主要是透過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對生物醫學研究予以支持。NIH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及資助機構。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測算，在過去20年中，聯邦政府對NIH的資金支持總額超過7000億美元。美國國會問責辦公室 (GAO)報告顯示，2008年—2014年，NIH對於藥物相關的基礎研究和套用研究的預算支出平均為267億美元。
一項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研究指出，2010年—2016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每一種全新藥物的研發費用中，NIH的平均投入是8.39億美元。如果沒有NIH的投入，制藥行業則需要額外承擔至少40%的研發投入，新藥研發的回報也會大幅下降。
2023年，NIH預算近480億美元。2022年NIH財務報告顯示，83%的資金透過近5萬個競爭性資助專案授予超過30萬名研究人員，這些研究人員分布在美國的超過2500所大學、醫學院和其它研究機構。此外，11%的資金用於支持自己實驗室中近6000名科學家的研究專案，6%用於研究支持、行政以及設施建設、維護或營運成本。
NIH對醫藥研發的資助促進了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NIH使用基金程式碼來區分資助的各種研究計劃，包括研究專案資助計劃（R系列）、大型專案/中心資助計劃（P系列）、職業發展計劃（K系列）和研究培訓和獎學金計劃（T&F系列）等，其中超過50%的基金資助類別程式碼是R01。NIH給予R01專案每年的預算通常在25萬美元—50萬美元，可持續四到五年，這些經費主要用於專案申請人、博士後和研究生的薪金（人員費用占主體）以及其它科研花費。
NIH的這些資助使美國科研機構可以吸引全球頂尖科研人才。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發現，在美國7大頂級癌癥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員出生在外國，其中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的移民科學家比例高達62%。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21年，在美國生物與生命科學領域的工作人員中，外國出生的博士學位持有者占比接近47%。
美國吸引了一批在海外經過嚴格篩選的頂尖科研人才，不僅為美國的生物醫藥研究註入了活力，也是對其它國家在教育和基礎研究前期投入的直接利用。
美國「掐尖」海外人才收益巨大。根據我們的測算，在中國培養一個大學生全社會需要投入約63萬元人民幣，211大學錄取比例約為5%。考慮到人才篩選過程中的損耗率，培養一個211大學生的總成本要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美國每挖走一個這樣優質人才都飽含著中國前期的教育投入。美國國際教育協會釋出的報告顯示，2012年—2021年，美國生物和生物醫藥領域的國際學生從3.7萬名增長至4.5萬名。如果用中國的投入成本來估算，2021年美國對其它國家前期投入的直接利用達到了近千億美元。這樣看來，這些人才之中只要有一半未來留在美國，NIH研究經費的投入就基本上收回了。
NIH推動美國在生物醫學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於新藥的原創性開發起到關鍵作用。NIH的資助為實驗室的前沿研究提供了保障，目前已支持超過17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研工作。
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在【美國創新簡史】一書中指出：NIH支持的研究有極高的論文產出質素，R01專案平均每項產生7.36篇研究文章，這類論文平均每篇被參照高達300次。NIH支持的研究有極高的成果轉化率，平均每2到3個立項研究就能產生1項專利。
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ET）的研究表明，FDA在2010年—2019年期間批準的356種新藥相關的發表研究都與NIH的資助有關。換言之，每一種新藥都可以將原創性初始研究資源歸因於NIH資助的專案。
總結
在全球化的分工中，中國由於有巨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完全有潛力發展成創新醫藥的強國。我們的分析發現要達到這一目標有4個核心要點。
●其一，市場的效率高於政府效率，在微觀層面，應該盡量利用市場而不是讓政府直接上陣。因此，人才市場、研發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是必須的配置。
●其二，醫藥創新有很強的外部性問題，加上地緣政治等影響，政府必須以補貼的形式介入才能補齊市場的短板。
●其三，政府在市場端進行補貼，雖然能起到吸引人才、鼓勵創新的作用，但因為有很強的收益外溢效應，性價比不高。
●其四，政府在研發供給端的補貼有更高的性價比，可以同時達到吸引人才、促生基礎科學突破、限制收益外溢的作用。因此，政府利用市場機制向基礎研究提供資金支持是發展創新醫藥強國的重中之重，建立中國版的NIH是打造創新藥強國的手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