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短篇小说在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世界文坛，是一个姿色从不突出的水平，而他本人及其作品的特质，向来要比他在文坛所占的分量扎眼。
人为的力量在二十世纪施展得得心应手又肆无忌惮，在各方面对世界进行着重组。茨威格出生的时候，头顶已经可以感受到电灯的光芒与热度，胎教期间留声机唱出的「玛丽有只小羔羊「说不定还跃动在他娇嫩的耳膜上，而过不了多久，他大概就可以在父亲的怀里乘着内燃机汽车飞驰在维也纳的大道上，再长几岁就可以载着伪贵族出身的母亲开飞机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我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凭空杜撰，在真实境况中并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茨威格的父亲虽为一代厂主却十分节制，且依照茨威格的生活作风及其与母亲的不和关系，即便真有飞机开，副驾驶上坐的也八成会是女朋友，不止一个。六十年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没能阻止远在巴西的茨威格服毒自尽，他所攀越的世纪之交，是非善恶间明确的界限在动荡中瓦解，向来无关乎人类精神的自然科学无论以何种姿态狂飙也无法触及到人生的价值所在，相反，通过科技认识到自身复杂性的众生陷入了一种悲观的焦虑，因为人被物质的奴役加重了，我们对此表示抗拒的同时，又因恐惧意识固有的不稳定而否定自己，这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恶性循环。「非理性」已然无可避免地成了时代的缩写——也就是尼采说过的，上帝死了。
此时的世界文坛，除了从19世纪后期升华过来的现实主义，随着现代化应运而生的现代主义也是一大主流。批判现实主义这个伪命题我就不解释了，不严苛讲，此主义可理解为所有文艺作品的通用主义。说下现代主义。
文学界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为圭臬的，即文学所描摹的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完全对等，此理论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好笑，因为创作几乎是一定会违反生活逻辑的，单纯的描摹现实是对艺术创作的悖离。最先意识到此的一批作家，左手托着尼采，右手抓着弗洛伊德，开始剖析人的内心，批判外部的文明文化，以暴露丑来追求美，此类超现实的真实，大概就是现代主义了。茨威格所属，是现实还是现代？
答案是哪个都不是，因为他两边都沾一点。
茨威格的短篇小说有它过人的地方，最微妙的，是他对心理、情节和人物的权衡。心理是从现代主义那里拿来的，也是茨威格笔下的重点；情节和人物都是现实主义已有的，诟病茨威格情节铺设炫技是老生常谈，评论家们对文学中瑕疵的执着像极了摄影师对瞬间的守候，任何马脚一旦被他们捕捉到便会成为永恒的明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刻是何其的刁钻毒辣，但也正是这种半瞎的状态让他们忽略了隐藏的深谋远虑，比如茨威格作品中情节和心理根本就不能分开来看，情节为心理服务，二者是有逻辑联系的。至于人物，茨威格没有将其完全抽象化，也是极大程度的淡化了其表征。
另外茨威格所处的时代，文学界有个关键性的小突破，就是「视点」的革新。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这二位豪爷，前者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闲着没事就要从故事里跳出来发表一下他本人的见解，而后者讲求「叙事者绝不能比书中人知道得多」，是躲猫猫的高手。茨威格是所有视点混用的。这个说起来简练，实际上非常细碎，光是人称就能掰扯到昏天黑地。举个例子感受一下：
我身边传来很低的一声干咳，黑暗中一个生涩得像铁锈似的嘶哑的声音说：「打扰了，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嘶哑的声音得到我的默许，继续说：「几天前我的朋友R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大致如下——我的儿子昨天死了……」
以上是我对【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生硬攒掇。「我」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给我讲了故事，叫做第一人称框架结构，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所以是回顾视角；故事本身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信的内容使得双重主人公出现，自此又成了第一人称视角。——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没有看下去，而且粗略一扫就觉得心如死灰，那说明你的感受力很强。
这些错综的视点转换，除了供学究把玩，根本毫无趣味，也算不上是茨威格的成就，而是一种创作直觉。
文坛很挤，能否占据高座影响因素太多了。首先，纵观二十世纪，表现最突出的是英国，上至高尔斯华绥，下到JK罗琳，中间夹着毛姆、奥威尔和萧伯纳，也仅是凤毛麟角；能折腾的法国人向来走在时代前列，别人还在启蒙，他们已经高潮——两次，别人还在玩儿他们玩儿剩下的，他们无意间又捣鼓出了新的东西；美国文学的高度呢，艺术价值倒在其次，更多涉及到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一般繁荣得让人发妒的地方，要是能从中站出来几个人摆出苦大仇深的表情，反思自己是「迷惘的一代」，那世人一定是会连连称道的——强盛固有其弊啊，你们明智而又清醒！（快跟我们一起来受难…）总之，他们更容易得到谅解与赞扬；独挑大梁的苏俄就不用赘言了；刨去亚非拉这种不起眼但又必须提一下的，后现代作家也是不胜枚举；而在奥地利及整个德语区，文学发展本就相对缓慢，新世纪一下有了布莱希特和卡夫卡，纵使茨威格是除了托马斯曼以外二十世纪拥有全球最多读者的德语小说家，谈到德语文学也肯定不会绕过他俩先提茨威格的短篇。其次还有硬性标准的问题，比如，茨威格善用独白，但独白大家都用过，可意识流就是新的流派，第一个啃螃蟹的人不论水准如何都必将名垂青史，当然，这点与水平无关，只与其在文坛的分量有关。
和上述才子相比（还没说诗人），茨威格短篇小说的姿色确实不算突出，但诡吊的是，茨威格本人及其作品中的一些特质，吸引力总是盖过他作品本身的。
他越掩盖他的生活，人们就越好奇。
他的短篇小说剖析了无数种人的心理状态，但最引人注意的永远是女性角色。
人们费解茨威格作为一个男性，是如何做到将女人心思的婉转细腻把握得精准无误的。
我觉得，首先是神经敏感，体悟力强，这是祖师爷赏饭吃，再加上他情感实践过于丰富，而且和母亲关系一直不好——这点蛮重要的，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当你把一个人放在你的敌对位置的时候，往往是你最了解他的时候。所以综上，茨威格懂女人是不奇怪的。
但这给茨威格带来倾慕的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女性说他所描写的痴情苦恋是对女人的轻视和侮辱。
其实，无法实现的爱情有着庸常爱情难以企及的强度，而真情可以打动自我，打动看客，最难打动的便是对方。——此类道理，很多作家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阐释过，茨威格只是站在异性的角度，写出了很多连女人自己都难以表达出来的情愫而已，就这么简单。要按照上头的歪理邪说，很多作家都该被拉出去千刀万剐。我尤其不能理解部分为此愤愤不平的女权主义者，不仅变相秀出了魔幻主义智商而且深入骨髓的自卑袒露无疑。何况，叙事者和作家本人向来不可等同，这点但凡写过字儿的人都好理解——写作时的我和日常中的我，那保证不是一个我！
茨威格的短篇小说难以在文学界拔高，很大程度是源于他笔下的人物缺乏社会根基，不能代表时代，立意也不宏大，言语流于通俗。没错，茨威格的作品很好懂，尤其对于有着「圆形思维」的中国读者来说，它符合我们的审美。这恰恰也是茨威格自己的追求呀，他致力于「为所有人写作」，而且在被强调逻辑与知识而视情感为低级表达的美帝洗脑的时代，茨威格关注的是人的心灵。
不论小说还是传记，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被激情所支配，性情纯粹，追求自由。希特勒会允许满世界传播这种理念的人存在吗？
两战期间，向来不为统治阶层所欢迎的青年人被军国主义者利用得最严重。对于青年人，煽动他们的妄想可比规劝他们平和要容易多了。茨威格写过一本人物传记，是讲代表良知的卡斯特利奥对抗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加尔文几乎囊括了独裁者的所有缺陷并将其发展到了极限：
「谁提出不同于我的教义，谁就得死。」——如此得狭隘不容，只能源于深藏的自卑，或者单纯的偏执。
独裁者杀人如麻，但他们又往往希望杀得看好一些，最好是「我已经无限宽大，是你逼我太甚让我不得不杀，杀你也不是我亲自动的手」的样子，其实，这就好比沾满鲜血的手猛地捂住自己的脸，等手放下来，狰狞的面孔赫然凸显又徒增狼狈，何其得伪善、怯懦又愚蠢。
幸运点的独裁者，该是天才和魔鬼的合体，二者分踞绳子两端，势均力敌，压成环状在交点融为一体，短期内让人们误以为是上帝，屈膝崇拜。偏偏大部分独裁者都只是在扇惑人心方面具有超乎寻常鬼才的庸常人罢了，下场通常是代表自己消灭了自己。
茨威格透彻地分析着这类人的同时，万没有想到国界线的另一侧，自己山对面的邻居希特勒有天会对自己的著作进行灭绝式地清扫。
以强权为基础的历史既不扬善，也不惩恶，这恐怕也是茨威格的作品自此番打压后再难受到重视的原因吧。
茨威格或许很为青年人痛惜，毕竟他最看重的一点：激情，被滥用了。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是越来越理智，对于身边最亲近之人的痛楚，不给予无关对错的首要关怀，反要立足高远，而对于社会上的阵痛，泪腺却变得戏剧化的敏感，我想，这应该并不是理性和文明进步的表现，而是基本人文关怀的丧失，是一种根植于你我的，叫做「远交近攻」的集体潜意识。
茨威格在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文坛大致什么水平我想我应该表达清楚了。另外，我个人更喜欢看他的传记作品，比小说通透一些…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日一口气看完【心灵的焦灼】，然后憋闷得一夜无眠，惨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