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澤瑋、鐘飛騰】
「印尼此舉，並非針對中國等特定國家。」
7月5日，針對6月底印尼貿易部長哈桑宣布對進口紡織品征收200%的保障性關稅訊息，印尼對華合作牽頭人、海洋事務與投資統籌部長給出了最新解釋。盧胡特強調，中國仍然是印尼在貿易和投資方面重要的全面戰略夥伴，並稱：「在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的同時，我們仍致力於與友好國家建立夥伴關系。」
中國民眾對印尼的觀感向來比較矛盾：一方面中印尼雙方近年來的合作成果斐然，「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雙方共建的基建計畫成果有目共睹，特別是雅萬高鐵已成為兩國合作的標誌性計畫，同時印尼的峇里島、美娜多在許多中國人眼中也是旅遊勝地；但另一方面，過去印尼曾有過的對待華人華僑的歷史記憶，經網上輿論的某些添油加醋後，也成為不少人對印尼的成見來源。
印尼試圖加征關稅是對中國的某種「背刺」嗎？如果細究它出台背後印尼國內政治經濟的背景，不難理解這一舉動的出台並非電洞來風，但從大局著眼，此舉也不會影響中印尼關系健康發展的大方向。中方經濟部門針對印尼方面加稅產生的影響，同樣有可行的解決之策。
印尼加稅源於保護本國中小企業利益
此次加稅並非佐科總統（註：今年10月，新當選總統普拉博沃將接棒佐科就任印尼新一屆總統。）「拍腦袋」的突然之舉，而是早已有跡可循。為何會在此時加稅？我們可以從印尼國內政治的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出發來理解其原因。此次加稅決定公布後，印尼主串流媒體【羅盤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認為，此舉是「保護主義行為」。
普拉博沃（左）與佐科（右）南洋商報
該文所言非虛，縱觀印尼獨立以來的歷史，該國在經濟問題上一直有較強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傳統。與此同時，印尼十分依賴於資源和能源的出口，但在制造業發展和出口方面不如東南亞的其他中小型經濟體，因而對貿易有著不太一樣的認識。
印尼獨立之初，為了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首任總統蘇卡諾直接將所有西方企業收為國有。第二任總統蘇哈托透過軍事政變取代蘇卡諾奪取權力後，為了改弦更張選擇靠近西方陣營，大量引進日本外資。日資對印尼本土的工商業造成了嚴重沖擊，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這種情緒最終在「馬賴瑞事件」（Peristiwa Malari）中集中爆發。
「馬賴瑞」是印尼語「一月十五日災難」（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的縮寫。1974年1月1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存取印尼並會見印尼總統蘇哈托，雅加逹爆發大規模暴力抗議遊行。遊行隊伍以學生和小商人為主體，嚴厲譴責日本的投資是「新帝國主義行為」，要求控制日資、解散參與引進日資決策的總統特別顧問小組（ASPRI）。
田中角榮1974年存取印尼DATATEMPO
此後印尼政府雖幾經變遷，類似的限制性法律條款卻一直存在，民眾對外國商品和投資的戒心久未消散。以銀行業為例，直到2015年，除非外資同時收購兩家銀行並將之合並，否則印尼仍不允許外國投資者占有印尼銀行40%以上的股權。近年來，佐科政府在醫療業和自然資源業試圖放開外國投資占股限制的舉措，也引發大量不滿和質疑。
這種情緒也對本次印尼政府的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總結此次事件中印尼高官的表態，「安全」「國家利益」是關鍵詞。
宣布加稅的貿易部長哈桑在其聲明中強調增加關稅是一種「安全」措施，旨在保護印尼的商品免受外國便宜商品的影響，保護國內的產業。他的上級、海洋事務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也指出，在國際層面貿易戰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印尼需要以增加關稅的形式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防止國內產業受到沖擊。
從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即使佐科政府深知外國貿易和商品對於國家發展的意義，推出了不少便利貿易和投資的措施，但印尼政府依然難以擺脫國內的保護主義傳統，在外來商品面前選擇采取保護政策，有一定的必然性。
從現實層面來看，印尼政府此舉確實有保護國內弱勢產業的合理性。最近一些年，印尼國內相關產業飽受沖擊。據印尼主串流媒體【時代周報】報道，印尼國內多達36家紡織企業在國外便宜紡織產品的沖擊下已經倒閉，還有31家陶瓷廠和多家電子廠裁員、倒閉，造成多達15萬工人失業。印尼紡織企業大多是小作坊生產，產品價格很難與中國等國大工廠生產的產品相競爭。
不僅是印尼，整個東協都面臨著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日益加重的問題。根據東協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東協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僅為62億美元，2022年這一數位已經是1400億美元，增長超過20倍。中國產品大量湧入東協國家市場，對東協各國的企業都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其中當然包括印尼本土企業。企業需要印尼政府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紡織業免受沖擊，穩固業者信心，印尼政府采取這樣的措施，在邏輯上有其合理性。
印尼舉措不完全針對中國，力度不太可能過火
然而，印尼國內市場是很難完全與質優價廉的商品和原材料供應隔絕開來，這一點印尼企業也十分清楚。代表印尼經濟界的印尼工商聯合會就表示，他們並不反對此次舉措，但要求政府讓企業更多參與到最終關稅的確定過程中，多多考慮企業的利益。一方面要杜絕外國產品對本國產業的沖擊，增強本國產業的競爭力，但與此同時，也不能讓本國企業難以獲得原材料。他們的這一表態，一定程度上說明企業對此次舉措也存保留意見，並非完全支持增加關稅。
在企業表態的影響下，印尼政府的態度從6月25日來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印尼政府采取加稅的舉措本是為了救助企業，在企業不可能完全拒絕中國產品的情況下，政府的舉措便不會過火。
7月2日，佐科總統召集經濟事務相關的部長舉行會議，討論了增加關稅的相關事項，但是與6月25日相比沒有任何顯著進展，只是指示相關部長做好分析和報告，兩周內由海事統籌部長盧胡特負責形成一份政策建議，再由佐科做出最終決定。7月5日，貿易部長哈桑對媒體表示，加稅的具體稅率尚在計算中，不一定對所有商品都是200%，有可能只是50%。
截至7月7日上午，盧胡特和哈桑再次就加稅問題表示，此次加稅完全不針對中國，只是印尼政府針對國外產品傾銷問題做出的必要反應，印尼方面會在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維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友好關系中求得平衡。而此次加稅的始作俑者哈桑也表示，加稅是針對擾亂了印尼市場的外國產品，不是只針對中國產品，加稅的物件具體包含哪些產品，印尼方面也尚在討論中。這一表態相較於6月25日而言可謂大大軟化。
對於美西方最近威脅對華新能源汽車出口加征關稅這一國際層面的類似事件，印尼官方並無詳細表態，而輿論的表態則亦頗為微妙：在事實性報道的基礎上，主串流媒體安塔拉通訊社（ANTARA）、第六頻道（Liputan6）等都詳細報道歐盟內部在對華新能源汽車出口加稅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第六頻道甚至詳細報道歐美專家對美國類似行徑的批判。
輿論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或許能說明，印尼官方仍在斟酌，並不想把原本為了保護本國產業而出台的關稅政策變成攻擊中國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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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胡特明言，印尼不會追隨美西方去搞什麽對華貿易壁壘。實際上，比起追隨西方在貿易方面打壓中國，筆者認為印尼政府此舉更像是政府內部的部份部長在討好和試探新當選總統普拉博沃。如今的印尼正處在政權交接的關鍵時期，佐科即將把權力轉交給歷史上極為支持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普拉博沃。
而一個頗為巧合的事實是，佐科政府與經濟事務相關的多名部長均來自支持普拉博沃最為積極的專業集團黨（Golkar）和國民使命黨（Partai Amanat Nasional）。這讓人不禁懷疑，在這樣一個時刻突然采取保護性關稅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相關部長誤讀新總統的偏好。而當部長級層面的這一舉動，並未得到在任總統和候任總統足夠積極回應的情況下，相關部長的表態便開始逐步軟化。因此，本次加稅的實施振幅究竟如何，仍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中方平常應對即可
中方應如何對印尼方面此舉做出回應？筆者認為，做出克制、適當的回應即可。
從6月25日至今，中方對印尼方面此舉保持了足夠的克制。截至7月7日上午，筆者未見中國外交部、商務部、貿促會、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相關部門，釋出有關此事的任何內容。實際上，佐科總統任期10年內，在貿易和投資方面與中國展開的合作給印尼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便利，這一點是任何勢力都不可以也不可能抹殺的，印尼政府相關官員對此心知肚明。
印尼企業受到包括中國產品在內的廉價商品沖擊究竟有多大，需要結合行業和企業層面的數據加以核實。印尼政府保護本國弱勢產業是情理之中的舉動，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印尼從自由貿易中獲益，特別是從中國的合作中獲益很大，因而不會讓中印尼經濟合作成為實施保護政策的代價。這一點不僅是佐科政府一直堅持的，也將會由在佐科政府擔任五年國防部長、早已放下對中國成見的普拉博沃及其領導的政府繼承。
從國際層面來說，印尼要落實自己「自由而積極」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真的徹底觸怒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中國，像美國那樣和中國打「貿易戰」，這只會讓印尼得不償失。因此，中印尼關系的大方向不會因為此次事件發生太大變化。
面對接下來印尼政府可能采取的進一步措施，中方首先應該做的仍是保持冷靜克制，同時積極與印尼方面保持溝通；要準確評估印尼國內企業受影響的實際情況，進一步考慮印尼政府是否還會繼續堅持保護性關稅措施，特別是稅率是否還會保持在200%的高位。
如印尼方繼續推行這一措施，中方應利用好近年來形成的中印尼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等雙邊合作機制，與印尼方面保持磋商，充分考慮印尼方面的利益訴求，尋求雙方利益最大公因數。
此次事件也對「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貿易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能合作要註重互利共贏。過去很多人認為，中國需要借助「一帶一路」將自己的「落後」產能轉移到沿線開發中國家。
在這些人眼中，「落後」產能就是指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技術含量不高，汙染等副作用反而很大，應該由印尼這樣的開發中國家來「接盤」，這也是西方產業轉移的實際操作。然而「一帶一路」對沿線國家的吸重力在於關註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幫助開發中國家提升弱勢產業，這正是中方強調產能合作而不只是產業轉移的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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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充分註意到美西方對華的關稅戰有外溢效應。過去幾年，為了規避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中國一些企業將生產環節轉移到東南亞，在東南亞組裝成制成品後出口到美國。圍繞關稅的問題是比較敏感的話題，因為保護主義雖不利於雙邊關系，但印尼國內相關團體對此有需求，也可能造成傳染效應，惹來其他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
這進一步提醒中國，在與印尼這樣發展勢頭較強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時，應充分考慮到這些國家保護弱勢產業的需求，在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時尤其要註意當地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受益前景，而不只是考慮中方的需求。考慮到中國產業強大的競爭力，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轉移到這些開發中國家時，有很大機率會擠壓這些國家居於弱勢的同型別產業。
若要在當地紮根，中國企業就必須創造出真正互利共贏的局面，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不能忘記，印度之所以無法在最後一刻參加地區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也是因為印度的反對黨拿國內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和就業說事。
今後一段時期中國加強和帶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時，應更加精細，多方位考察印尼的市場環境。就印尼而言，我們目前已經是它的第二大投資來源國。中國企業在印尼的基礎設施、原材料、汽車以及電子商務等領域有廣泛的合作。
印尼人口和經濟總量均占東南亞的40%，在東南亞具有突出地位，不少企業均將進入印尼市場作為進軍東南亞的重要目標。因此，中方就應該重視印尼各方面的反饋。目前，印尼人均GDP4000多美元，相當於中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後的發展水平。印尼擁有大量的勞動力，加工制造能力的提升空間很大，為此，在生產鏈的中遊環節會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