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需要寫論文了。有興趣的，可以找我的部落格看，裏邊有幾節相關內容。
我摘兩節過來。又，百度百科裏關於所謂各種唐刀的詞條和解釋，基本都可以不看，真要看就當小說看，別當知識點看。
二，日本刀——低溫冶煉、鍛造和淬火技藝的顛峰之作
汗青
日本刀，和前面所說的其他三大名刃都有所不同，無論是從材料的獲取還是其鍛造及熱處理技術上看，它都是一種非常獨特且個性鮮明的兵器。
自漢代起，中國的各種技術和物品開始不斷流入日本，隨著越來越先進的鋼鐵冶煉技術及造刀術的傳入，刀劍制造技術在日本經過一定時間的發展後，最終在這個島國上穩定下來，並行展成獨特的日本刀制造體系。即使到現在，其與五、六百年前的日本刀體系也沒太大的變化。
說日本刀制造，就不能不說的是制造日本刀的原材料，尤其是其中被傳說得神乎其神的「玉鋼」（Tahamagane），是必須要講清楚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日本刀的獨特之處。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看，學界——主要是日本學界的主流觀點，大多認為中國江南一帶先進的煉鋼技術，約在公元6年左右開始流入日本。之後經過了一千余年的本土發展，再伴隨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等帶回的中國大陸隋唐刀熱處理法的傳來，最終形成了制造日本刀所特有的煉鋼法和制刀技藝。
中國早期的煉鋼術——炒鋼法，大致有三種形式，即單室式炒煉、雙室式炒煉、串聯式炒煉。而從冶煉爐的構造和工藝流程上看，日本在新新刀時期前廣泛采用的踏韝（Tatara）煉鋼法，冶煉爐的結構和原理實際上和中國炒鋼的單室炒煉法基本就是同一種技術。
但中國在西漢之後，開始使用經過初步冶煉得來的生鐵為原料，再以炒鋼法獲取鋼鐵原材料，不再使用直接自礦石中取得的塊煉鐵來鍛造刀劍產品。並且中國的單室式炒煉在燃料中逐漸開始使用高溫燃料——煤炭。而日本則因為地質和地理環境等問題，一直都以木炭為主要燃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都未使用其它更理想的高溫燃料，也未在這方面有大的發展，是以當時的爐火溫度最高只能達到攝氏1150度左右，遠不能達到攝氏1535度的純鐵熔點，雖說含有雜質的礦石熔點要比純鐵低不少，但在這麽低的溫度下，鐵礦石依然是很難完全融化的。也因此當時的日本人為了獲取理想的材料並煉去其中的雜質，在冶煉原材料上使用了表面積遠大於大塊礦石的砂鐵，以求能更好地融化礦石，但同時煉制的時間也變得相當長，常常需要三天三夜甚至七天的不間斷熔煉。
只是他們雖然使用的是與中國炒鋼單室炒煉法差不多的冶煉爐及制造流程，但因為原料不是生鐵，而是鐵礦石，之後也沒有再行炒煉，所以煉出來的產品還是塊煉鐵。
這種低溫冶煉法煉出來的成品，是一種不規則、通體多孔呈海綿狀的塊狀鋼鐵，一般稱其為「海綿鐵」，這和中國古代最早煉制出來的塊煉鐵，本質上是同一產品。
日本冶煉師們在冶煉時，會先把砂鐵放入煉鋼爐，然後加入特制的木炭，再開始進行冶煉。由於他們使用的是木炭，而不是煤炭和焦炭，所以溫度受到限制，其爐溫無法獲得大振幅提高，這對鋼材的純度及產生的成材形狀和效能，還有最終的用途，都產生了相當大也相當重要的影響。
日本這種踏韝（Tatara）煉鋼法，如果再細分的話，還可以分為兩個分支，一種叫鉧押法（Kura），另一種為銑押法（Zuku）。
鉧押法是以砂鐵為原料的一種煉鋼法，也見於私人小型冶煉。如有些地區會采用一種名為「真砂」（Masa）的砂鐵為主要材料，這種產於日本本洲西部的「中國」地區的名為「真砂」的砂鐵，要比一般鐵礦石所含的錳、磷等雜質少，所以煉制出來的鋼材純度比較高。
按照日本的有關記載，使用這種冶煉法，大約每3400貫（1）砂鐵和3400貫木炭，可以煉出300貫鋼，400貫生鐵和250貫熟鐵，其中那300貫鋼，就是制造日本刀的主要材料之一「皮鐵」（Kawatetsu）的原材料。
（1）貫：日本江戶時代的重量單位。1貫＝1000匁＝10000分。匁舊作錢、泉，依其發音（もんめ）又作目，1匁等於今制 3.759克。
由此可見，日本刀用鋼的出產率和產量非常低，共需大約26.7噸的原材料，才能煉制出1噸成品鋼，因此即便不計算其中的人工，光是原料成本都是相當高的。事實上，這種冶煉法也確實是一種效率底下比較原始的冶煉法，單純從生產效率上看，相當不經濟，而且對木材的消耗也極其龐大。幸虧日本是個森林資源豐富的多山國家，不然的話，只怕幾百年的采伐全國就要被搞成沙漠了。
至於銑押法（Zuku），一般為大型商業冶煉采用，冶煉工場使用的是一種叫「赤目」（Akome）砂鐵原料，由於原材料和冶煉方法不同，所以銑押法得到的成品要少些，大約26.7噸的礦石和燃料，只能煉出 0.8 噸可以用於日本刀制造的成品，其產品相當於我們國古代的白口鐵，其它成品還有「左下鐵」、「庖丁鐵」等等。能直接用於制造日本刀的另一主要原材料「芯鐵」(Shintetsu) ，就大多來源於這種冶煉法。
這兩種冶煉法，事實上其操作原理和流程都比較接近，相對而言，銑押法要略微先進些，這兩種冶煉法的產品，日本稱鉧鐵（海綿鐵）和銑鐵（即中國古代的白口鐵）。
要註意的是，在使用鉧押法冶煉完之後，得到的鉧鐵並不是整塊可以使用的成品，這是一種大塊的品質不均勻的海綿狀鋼鐵制成品，冶煉師需要用大錘把這種鋼鐵塊敲碎，然後將碎塊仔細地分門別類，這個時候可以直接將部份材料拿去制造日本刀，也可以進一步加工冶煉，分別得到玉鋼、破面、鐵滓、左下鐵、庖丁鐵等各種成品料再予以分別使用。這其中，可以用來制造日本刀的原材料一般不超過三種。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冶煉技術，從科技進步角度看，是相當落後的。
綜合日本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比較一致的的觀點是，日本本土冶煉技術發展大約分四個階段，其冶煉方式、場所及刀匠使用材料之間的關系如下（其中說的高溫爐，是指與之前的溫度比，而並非冶金業所指的高溫煉爐）：
一，原始低溫野爐（自然通風）時期。 這一時期大量的是私人小規模冶煉，成品為鉧鐵，也就是海綿鐵，作成以後需要刀匠將鉧鐵拆分後使用，上古刀基本都是這一形式的產品。
二，初期低～中溫爐（吹子）時期。 這一時期為私人及零散商用小規模冶煉，產品為鉧鐵和銑鐵，依然需要刀匠拆分後使用，這一時期為上古刀到古刀期。
三，中期高溫爐（踏韝）時期。 這一時期開始出現鉧押法大規模商業冶煉，同時產品也多樣化起來，其成品有出羽鋼、印可鋼、千種鋼等，刀匠們開始大規模使用半成品鋼，也就是玉鋼鍛造刀劍。這種造法成為普遍形式，是自慶長新刀起及之後。
四，後期高溫爐（天秤韝、大胴）時期。 這一時期刀匠們使用的主要材料，大多為大規模商業冶煉出來的各種成品鋼（造、粒、頃鋼）及玉鋼，新新刀時期刀產品基本都是在這一形式下制造的。
實際上，日本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研究用煤炭的量產冶煉高爐，到兩個世紀後的1873年，正式完成使用煤炭的高溫反射式精煉爐的研發，因此新新刀時期有相當部份日本刀是采用冶金業概念上的高溫煉爐的產品制造的，而傳統冶煉法則日趨式微、幾近絕跡。也因此水心子正秀才會發起日本刀復古運動，最後成功地將傳統低溫冶煉和鍛造法保留至今，並將傳統日本刀要使用傳統冶煉和鍛造這一概念也基本固定了下來。
值得註意的是，在上述前兩個時期裏，刀匠們使用的原材料中，有相當部份是外來鋼鐵產品，即日本所謂的「舶載鐵」，品種主要是中國的炒鋼、灌鋼產品，也有部份印度鋼和南蠻鐵（主要為歐洲產品，也有部份是中國產品，南蠻鐵這個概念其實是個很不精確的稱謂）等等。而後兩個時期的刀匠們雖然主要以本土產的鋼鐵原料為主，但上述的這些外來鋼鐵產品，自上古刀到新新刀時期，日本刀匠們是一直都有使用的，不過是數量多少而已。
海綿鐵這種比較原始的冶煉產品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也有一個特殊之處，那就是可以同時煉出鋼和生、熟鐵。
在中國，因為這種塊煉鐵產品所含的雜質較多同時又成分復雜，使用很不方便，所以最後被逐步淘汰。
而日本的刀匠們，因為燃料和一些其它原因的限制，在無奈之下只能最大程度地去利用這種特性，他們因此開始將不同成分的材料運用於刀具的不同部位上，同時不斷改進鍛造技術，從而找出了一種幾乎可說是使用這種成分復雜的原始塊煉鐵的最好方法，並一直流傳至今，最後甚至將其發展到了如果不是使用以這種方法獲取的原材料制造的刀，就不是傳統日本刀的地步。
不得不說，日本人性格中那種無論什麽都力圖極致和完美的精神，在這裏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用低溫鍛造技術制造的產品，最關鍵的是它在經過熱處理後，能夠擁有日本人努力追求的那種變化多端而又美麗的地鐵和刃文。可以這樣說，日本刀自原材料的獲取到其打造成形的過程，是一種把低溫冶煉和鍛造、熱處理技術都發揮到了極致的工藝。
然而這種制造方法的缺點也是明顯的，那就是成本相當高昂，並且由於材料效能和制造過程的特殊性導致很不容易控制成品形狀，這使得其對鍛造工藝的要求非常高，期間全靠個人經驗，因此非常不容易普及，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刀匠，其過程非常長也非常困難。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日本刀弧度的產生，就與一般刀具完全不同。
使用高溫爐鍛造，鋼材更易被打造成需要的各種形狀，這是它的優點之一。世界其他地區的兵器，尤其是刀劍，其弧度基本都是打造出來的，而日本刀則不然。
日本刀弧度的形成，絕大部份原因是因為使用不同成分材料合成的刀身，其各部位張力不一樣、在淬火時收縮比也不一樣而自然形成的，並非全是直接打造出來的。所以日本刀會在淬火之後，采取回火工藝，這種回火對材料本身的硬度、強度和韌性改變不大，主要作用地是為了避免淬火形變及燒刃時因高溫產生的內應力，一般回火溫度在200度左右，如果溫度過高，會出現不可逆的第一類回火脆性導致品質大振幅下降而成為廢品。
回火的重要性，我有個具體事例可以很直觀地證明。
有次我造了一柄小直刀，做完敷土燒刃後，因為有其它事，就先放下了，再後來不知怎麽地大家都忘記了回火這事，直接進入研磨程式。
結果是我們的研磨師鄭曉重在研磨的過程中，刀刃區的內應力開始表現出來。一天半夜，鄭曉重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他在研磨刃尖部位時，發現了一個致命損傷——刃切。
就這麽這一點點疏忽，導致了這件作品徹底報廢。
另外，折疊鍛打的時間長短和次數，會影響到含碳量，由於這一原因，傳統日本刀的「折返鍛煉」工藝有著相當嚴格的次數限制。
在古代，是沒有任何儀器可以得到「折返鍛煉」次數對含碳量影響這一數據的，因此這一過程的掌控只能依賴於經驗和技術，掌握最合適的「折返鍛煉」次數，是一名優秀刀匠所必須掌握的經驗和技能。
所以這種制造工藝，對制造者的經驗和技術要求變得非常高。尤其在鋼鐵折疊次數有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制造者必須在一定時間和折疊鍛打次數內，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刀身狀態，此刻刀匠眼中直接看見的並非是最終的成品形狀，真正的成品形狀必須在淬火之後才能看見，所以光是這一段工藝流程內對制造者的經驗和技術要求之高，就已相當苛刻，由此可見打造日本刀所需的技藝之高。
也因此在日本刀制造中，以獨特的踏韝低溫煉鋼法煉制的原材料獲得，是至關重要的。而要使用踏韝低溫煉鋼法得到這些特定的材料，又需要日本一些特定地區生產的、成分比較特殊的如「真砂」和「赤目」這樣的鐵砂。日本刀匠們正是在長期使用這些低溫煉鋼產品的過程中，依據經驗掌握了最合適的使用方法，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鍛造體系，所以想要以日本傳統技術制造出真正傳統意義上的日本刀，特定的原材料和踏韝煉鋼法是很重要的兩個基礎條件。
這也是日本刀能獨步世界，與「烏茲」、「大馬士革」、「克麗仕」等制刀系並列，成為世界上一大獨立制刀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於以上所述的這些原因，嚴格地來講，並非凡是出產於日本、形狀符合傳統武士刀標準的刀，就可以叫「日本刀」的。真正可以稱為「日本刀」的作品，有其特殊的要求和含義在內。
傳統意義上的日本刀，除了要符合形制和其他方面一些硬性標準外（如區別「太刀」和「刀」等這些種類的傳統定性標準），最基本的幾條就是——如果它使用的不是以傳統冶煉手法得到的日本刀原材料、不是采用傳統煉爐打造、不是采取傳統的熱處理淬火工藝，那麽不管其他標準符合與否，都不能算是真正傳統意義上的「日本刀」。
換句話說，如果你拿高溫冶煉得到的成品鋼材去打造一把刀，哪怕形制和工藝都沒問題，日本人也不會承認這是日本刀的。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曾使用現代工藝，使用高溫煉爐及現代鋼材大量生產軍刀，這種其使用現代高溫成品鋼原料以大工業流水工藝量產的刀，一般都按標記型號被直接稱為「XX式軍刀」，如九五式、三二乙等，日本人則稱呼其為「Gunto」，以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日本刀。值得註意的這其中一些型號的特註型，以及相當部份的九八式軍刀，是以傳統日本刀刀條加裝軍刀外裝的，有相當部份是古刀、新刀、新新刀，並非機制刀。
這種新造機制量產軍刀，在日本人看來其本身不具備藝術和文化價值，只有歷史文本價值，所以按照當代日本法律，這類刀概屬要銷毀的違禁物品，不屬文物範疇，一旦發現將直接切斷進行銷毀。而在日本刀業界和流通領域（譬如古董刀商店）及真正的日本刀收藏者中，這種量產軍刀俗稱之一就是「鐵棒」，於此可略見大家對其所持的態度。
不過收藏日本軍刀的絕大部份收藏者，都是因為看重其文物意義而進行收藏，如在中國民間及各種博物館內，就有不少此類藏品。位於中國首都北京的中國軍事博物館內，就有著相當數量在抗戰時期繳獲日本軍刀藏品，其中尤以許世友將軍的藏品為最，經常展出的就多達十數柄，其中不乏日本古代名刀，當然也有九五式、三二乙等「模造刀」。
這些從日本侵略軍手中繳獲來的軍刀，是中國人民堅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見證和教育意義。
圖說明：筆者收藏的抗戰期間繳獲的日本軍刀。日軍95式軍刀的銅鐔初期型，刀、鞘編號一致，日本陸軍造兵廠東京工廠陸軍第一造兵廠制造的「東」字銘款，刀裝由株式會社壽屋商店制造。此款刀使用的鋼材是所謂的機制玉鋼，整體油淬，配備給日軍尉官使用。
第四章
一條桿棒打天下的宋朝和中國兵器神話之消亡
——禁私兵、尚武精神和兵器文化傳承
汗青
那麽，為什麽日本會在唐之前一直跟著中國走、到唐之後卻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制刀體系和刀文化，而中國又為什麽在唐代後制刀技藝就開始急劇衰落，在短短一段時間內，僅到北宋中期就衰落至如此地步呢？
又為什麽，隔海相望的兩國制刀技藝的盛、衰焦點，會一齊落在唐代呢？
答案一，是和中國歷代皇朝對民間持有兵器的態度有關。
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元代統治者為了防止民間武裝反抗，對民間武器的管制，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變態地步，連菜刀都被管制了。當時規定以二十戶為一甲，共用一把菜刀，這一甲的領導，大概相當於我們現在街道裏的居民小組長吧。那把寶貴的菜刀，平時便保管在這位居民小組長手裏。大家做菜要用菜刀了，就得去小組長家排隊。後來大約是小組長們嫌麻煩，因此很多時候是把菜刀用鏈子鎖在水井邊的箱子裏，要用就拿鑰匙去開箱子取出來。
我估摸著那辰光的一道好風景，應該是在飯點之前的水井邊。
想想那時每個城市裏街頭巷尾的水井邊，一到黃昏分時，就會有十數乃至數十個姑娘、大嫂、老太太聚成一堆，一邊洗菜一邊排隊切菜，這情景必然十分賞心悅目。那水井邊，在當時也定是個成功率極高的婚介場地。
這事，是中國古代史、社會史、兵器史上的一大奇觀。
也許還是飲食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為管制菜刀此舉，對中國冷兵器制造的傳承打擊固然巨大，對飲食文化傳承的影響只怕也不小。君不見取材於宋元評話雜劇的【水滸傳】中，那些梁山好漢們便個個都是大塊吃肉的漢子。於我想來，這等描寫固然有小說家們想表現好漢豪氣的成分在內，但恐怕當時村野小店裏的廚子，沒有自己的菜刀可以切肉，於是只能直接把大塊肉煮熟了端上來給客人吃，更是其中的關鍵。
這一想，水滸好漢們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所表現出來的豪氣，頓時失色不少。接著又想，大約當時人家中，溫婉女子啟櫻桃小口大塊吃肉也是常景，因此那些民間藝術家們此舉很可能是一不小心的寫實描寫而已。
一念至此，心目中一直以來因大塊吃肉而來的好漢們之豪氣形象，幾乎蕩然無存。
我還沒寫這一段時，曾以為寫出來會很好笑，但寫完後卻一點都笑不出來了。雖然我本來確實是想說笑一下的。
笑不出來，不單是因為前文之故，還因為在最後潤色這部書稿的過程中，偶然看見一條新聞，說近來中國的安保措施又有進步，推出了購買老鼠藥和菜刀需要實名登記的制度，其報道中洋洋自得和誇耀之情溢於言表，於是我便實在很難理解制定這一規定的官員和對此大表贊揚之意的記者了——他們怎麽居然就好意思把這事當政績來誇耀？
本來在中國史上，對菜刀實行管制的，就只有一個元朝，現在好，我想以後也許有一天歷史課本上會這樣說：在中國史上，對菜刀曾經實行過三次管制，一次是元朝，為了防止漢族人民對其統治不利；還有兩次，則分別是2008年和2010年。
如果可能，我一定會建議把提案實施這一制度的那些人士名字都寫上去，好讓他們就此一直光宗耀祖下去。
知道元朝禁菜刀、禁私兵的人很多，但不太為人知道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宋代比元代好不了多少，最多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事實上，中國歷代皇朝對民間擁有武器這一問題，一直都是爭論不休的。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首先做的幾件事之一就是銷天下之兵作十二銅人。到漢代，廟堂上有過關於是否要禁私兵的爭論，類似爭論唐朝也有；到了宋、元兩代，統治者們終於開始將禁私兵這一討論付諸於實施，且其表現出來的態度，在很短時間內就達到了登峰造極近乎變態的地步。
漢、唐兩朝的一些皇帝，對民間私兵這一問題，其實是看得很透徹的，或者也可以說他們對自己的統治非常自信，因此對此並不是很在意，故沒有開展大規模禁私兵的運動。顧炎武的【日知錄之餘】中，就有漢、唐時期兩次關於禁私兵爭論的詳細記載。
其一發生於漢武帝時期。當時的丞相公孫弘上奏，要禁止民間擁有弩。他的理由是一旦十賊持弩則百吏不敢前，因此他認為只要禁了民間擁有弩，那麽賊人就只能拿其他短兵了，這樣一來官兵就可以大膽上前捉拿，賊人也就不敢作奸犯科了。
當時的光祿大夫吾邱壽王對此表示反對，他說臣聞古人作五兵，不是用來為害，而是用來禁暴討邪的。人們安居則以此制猛獸、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施行陣。秦兼天下以後，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於是雖然殺豪傑、銷甲兵，但天下百姓還是以農具為武器洶洶而起，最後以亂而亡。所以聖王才會重教化而省禁防，因為他們知道光有禁防是不足恃的。現在陛下英明、治國有道，天下安定，雖然也還有些盜賊，但這是地方官的過失，不是因為民間有弩的緣故。而且【禮】有大射之禮，我只知道聖王有合射以明教化，沒聽說過他們要禁弓弩的。因此要禁的是地方上巧取豪奪和盜賊一類的行為，而不是兵器。不然的話，如果是壞人，那麽壞人本來就不怕違法，所以壞人依然會去持有弩，而好人自衛要使用弩卻會違反法度，他們反因守法而失去了防衛的能力。因此禁弩不但無益於禁奸，還害得百姓沒有了自衛的能力，又廢了先王的大禮，讓人們以後再也無法學習聖賢們傳下來的大射之禮。
漢武帝於是用吾邱壽王的話去問公孫弘，公孫弘為之折服，漢武帝遂不納公孫弘禁民間藏弩的建議。
在這裏，漢武帝的態度其實著有很明顯的傾向性。書曰「上以難丞相弘」，這個「難」字，就表明了漢武帝一開始就不支持公孫弘建議的態度，是以他才會用吾邱壽王之語去「難」公孫弘。
漢弩，在當時是一種極為先進的的遠端攻擊武器，其射程和精度都遠遠大於弓，如果只論射程和殺傷力不考慮其他，這東西甚至不比近代初始火槍差，因此說它是當時的高精尖武器一點都不誇張。漢軍之所以能克制匈奴，此物居功至偉。如漢名將李陵率丹陽兵而教以騎射，之後孤軍殺入匈奴，以五千漢軍步卒對十萬匈奴步騎混合軍團，激戰八天、殺傷匈奴過萬，全仗此物。最後在距離漢關百余裏處，李陵因箭支耗盡外加叛徒出賣，致使全軍被圍而遭覆滅。余讀書至此，每每憾之兼且恨之——如使李將軍多十萬箭，則不但匈奴無能為，且可立不世之功矣。
然如此兇物，漢武對民間私人可以擁有一事全不以為意，足見其人胸襟之大、自信之高，而在此之外，於我看來更有其高瞻遠矚的一面。且不去說上古六藝和【禮】【詩】這些典籍的禮義，從吾邱壽王之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時至漢代，習射依然是當時禮法的一項常規內容，而正是這種自小要接受的全民射禮訓練和百姓可以持有兵器的政策，使得漢人武勇之風不滅，中國的中原歷代皇朝多不敵北方遊牧民族，惟漢、唐兩朝不但不懼，更能克之、征之，武力威振塞外，不可謂與此全無關系。
亭 林先生書中另一事，乃是唐時故事。說是當年唐中宗即位時，拜鄭惟忠為黃門侍郎，朝中有人請禁嶺南首領之家畜與兵器，鄭惟忠曰為政者不可輕易革除民間習俗，晉人【吳都賦】裏就說南方是「家有鶴膝，戶有犀渠」，一貫如此，現在一朝禁之，豈無驚擾？中宗然之，於是此議不行。
所謂「鶴膝」，乃是指矛屬兵器，「犀渠」則是水牛之類的牲畜。
這兩位漢唐天子，一個認同禁私兵並不能減少犯罪，其胸襟和自信，絕非泛泛；一個以變易風俗是為擾民而不禁私兵，亦稱寬厚。
事實上中國兩千年前這位叫吾邱壽王的官吏的言論，極透徹地揭示了私人擁有武器這個問題的本質所在——那就是民間持有武器不是問題，根本問題是在於統治者的治理不善，以及違法犯罪行為本身。
禁私兵，並且把私兵概念擴大至民間日用品的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統治者非常不自信和積弱的一種極端表現，因為這種行為產生的唯一根源，就是懼怕老百姓有一天會拿起菜刀來，對他們的統治不利。
只是問題在於倘若你治理不善，即使你禁了菜刀，老百姓們也會舉著木棍站起來和你過不去。宋、元兩朝，甚至連祭祀用的帶刃儀仗和菜刀都禁了，可大規模的人民起義依然不斷就是明證。如果天下大治，統治者又何懼老百姓手中有些許低階自衛武器，譬如菜刀。再怎麽樣，老百姓的武力也不可能和全副武裝、擁有重武器的警察及軍隊比肩吧，區區幾把菜刀有什麽好怕的，無端示人以弱、示人以愚，曝一己之怯，令人見笑。
又況且罪犯之所以是罪犯，恰恰就是因為他們不怕法、敢違法。既然罪犯本就不怕法令，那麽請問，這個禁私兵的法令對他們有什麽用？罪犯們依然是想拿什麽就拿什麽，難道你禁菜刀，罪犯就不會拿菜刀去犯罪了？又如果他們拿水果刀、板磚、棍子呢？那是不是連板磚、木棍也要禁呢？作為統治者，不想著平天下不平之事造福人民，卻想憑一紙法令就讓罪犯們因此不拿武器去犯罪，全然不顧百姓生活是否因此受影響和不便利，這種想法和行為，實在太過愚蠢和幼稚，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實，現今歐洲瑞士政府執行至今的武器持有制度，也足可證明吾邱壽王觀點的前瞻性。
制定於十九世紀前葉、一直沿用至今的瑞士憲法第十八條規定，每個瑞士士兵，都可免費得到由國家提供的第一批武器、裝備及被服等物，而其中的武器可以一直由士兵保管。因此瑞士人在服完兵役後，可以把在部隊使用過的武器——包括衝鋒槍在內，帶回家保存。只要你出具一份不將這些武器用於違法行為的保證及一份無犯罪行為證明，在兵役完成前參加兩次射台和野戰射擊演練就可以了——這後一條尤其有意思，瑞士政府還要確保你會熟練使用這些將被你帶回家的武器。
據瑞士政府2003——2005年的統計，瑞士人服完兵役後有30-40%的人選擇將在部隊使用過的武器帶回家保存；而據中國新聞媒體的報道，在2002到2004這三年內，瑞士政府因此將11萬4千枝自動步槍和手槍發放給了私人擁有。
與此同時，瑞士政府從來都認為瑞士不存在因這一槍支保存制度帶來的後果及問題，就在不久前又再次發表了同樣內容的聲明。也就是說，瑞士政府認為其國家在與此有關聯的諸如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和不發放槍支及禁槍的國家沒有什麽不一樣的。
事實上，瑞士的社會治安確實相當好，它比世界上絕大部份禁止民間持有槍支的國家都安全得多，也比絕大部份禁止民間擁有刀劍、禁止擁有小匕首，甚至對菜刀進行管制的國家更安全。
國家鼓勵和支持民間擁有軍用武備，安居則制猛獸、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施行陣，此乃中國上古聖賢藏兵於民之大義，復見於今日萬裏之外的異國，叫人情何以堪。
我想，我在這裏可以說的，大約只能是這樣了：一條很有意思的法律，一個很有意思的政府，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及人民。
從宋朝開始，中原皇朝自秦漢、隋唐以來的雄風不再。
這種雄風不再，不單是指在兵器制造及兵器文化上表現出來衰落和消亡，也包括了國力和民風，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巨大變異。
有宋一代因所謂「重文輕武」導致的積弱固然眾所周知，但宋朝皇帝們大禁私兵的態度，對整個宋朝的國、民積弱所起之力，也不可小覷。在我看來，禁私兵和國、民積弱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孰為根本，不是那麽好定論的。
金庸先生的小說【射雕英雄傳】在開篇內，有一處寫大宋百姓們互相說笑，其中某甲道：「金兵有甚麽可怕，他們有一物，咱們自有一物抵擋。」某乙道：「金兵有金兀術。」甲道：「咱們有韓少保。」乙道：「金兵有拐子馬。」甲道：「咱們有麻劄刀。」乙道：「金兵有狼牙棒。」甲道：「咱們有天靈蓋。」
每讀書至此，則令人郁郁不能自解。
這雖然是小說情節，卻十分符合宋朝重文輕武之積弱和當時的社會狀況。實際上，大宋朝的百姓們，也確實只能用天靈蓋去抵擋金兵的狼牙棒。
這甲乙二人，之前說的是官、兵層面，如金將金兀術自有宋將韓世忠抵擋，金兵的拐子馬部隊則有宋軍的麻劄刀與之抵敵，還勉強兩兩相當。但到了民間層面，因為在大宋天子的嚴令和各級政府機構的威壓之下，大宋百姓自開國起就失去了任何可以抵抗敵軍的自衛兵器，到這時真的只能用自己的天靈蓋去抵擋金兵的狼牙棒了。
宋代自立國後，就在一直大力奉行防民甚於防川的政策，大張旗鼓地禁民間持有兵器、禁民眾聚會等等，不但對民間私蓄兵器者處罰極嚴，甚至對造刀的工匠也要一並進行處罰。
那麽大宋政府要禁止持有的所謂的兵器，又到底是個什麽概念呢？我們且來看一看史書是怎麽記載的吧。
大宋開寶三年（970），那位桿棒開國皇帝頒布了一條法令，曰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其後禁令波及全國連綿不絕，粗略簡之，就可見有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祐二年（1035），慶歷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七年（1125）等再三再四頒布的各種禁私兵法度。
這一系列禁令，涉及面極廣，不但禁了上陣用的軍用武器，一度連老百姓日常開山種田的工具刀都給禁了。在【宋會要輯稿·兵】裏，有仁宗年間的一份詔書，其曰：「仁宗天聖八年三月詔曰：川陜路不得造著袴刀。利州路轉運使陳貫言：著袴刀，於短槍竿、拄杖頭安者謂之拔刀，安短木柄者謂之畬刀，並皆著袴。畬刀是民間日用之器，川陜路險，全用此刀開山種田。今若一例禁斷，有妨農務，兼恐禁止不得，民犯者眾。請自令著袴刀為兵器者禁斷，為農器者放行。乃可其請。」
這裏還好，在利州路轉運使陳貫的建議下，朝廷只禁了長柄的「拔刀」。但在【宋會要輯稿·刑法】中，又有記載說徽宗宣和七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斷民間使用及鍛造「博刀」等刀具（所謂「博刀」，其實與樸刀、畬刀、袯刀、刳刀、著袴刀等等乃是同一樣東西，是不同地方、不同時間的不同稱呼，參見本書附錄【宋刀一種小考——樸刀】）。
而【宋史】卷一百九十七的兵誌則道：「景祐二年，罷秦州造輸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南為盜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言，故著是令。」在這條禁令裏尤其值得我們註意、且與本節主題有極大關系的一點是，官府不但禁了「博刀」這種百姓日常生活用具，甚至連其制造者都要得罪，這對兵器制造技術以及兵器文化的發展和傳承，無疑是極致命的。
兵器兵器，兵用之器也。按說朝廷既然禁的是兵器，當是禁民家私藏兵用之器，弩這種程度的高精尖武器自不用說，肯定算兵器，把長刀、大劍算上去也不為過，可如果連老百姓種田開山的隨身工具刀都算是兵器，那就很有點鬧笑話的意思了。
這種連民間生活用具刀都企圖禁絕的仇民、防民政策，不僅腰斬了中國之前積累了千余年的兵器制造技藝傳承，也滅絕了中國兵器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的可能，使得中國兵器從會當淩絕頂的世界頂峰水準瞬間跌落塵埃，從此被棄於世界名刃行列之外，最終淪為了既沒有文化內涵也沒有制造技藝傳承的鐵片子。
與此同時，宋自開國起還一直嚴厲管制各種民間集會，即使是民間祭祀和廟會。各地官吏們屢屢上奏朝廷提請警惕和禁止祭祀、廟會、社會的記載，於史不絕。由此宋朝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禁止在這些民俗和宗教儀式上使用儀仗兵器的禁令，如【宋會要輯稿·刑法】有天禧五年的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
這裏要註意的不僅僅是此條禁令本身，還有其最後一句：「及許陳告。」
陳告，說白了就是告密。中國歷史上對這一行為的評價多是負面的，無論政府還民間，或者是各學家，都普遍持反對態度。因為這很容易形成誣告風氣。如武則天時期，就因為這事鬧了一次風波，最後雖然實施了這一授權，但對武周此舉的歷史評價，就一直是負面的。
趙宋為了對付私兵和民間集會，連這一招都使將了出來，足見其對此忌諱之深。
到宣和六年，大宋朝廷在這個基礎上又再次宣布，在祭祀、社會等民間群體活動中，只要是帶刃的家夥就一概不許用，哪怕你是用於儀式的儀仗擺設，並對此給出了官方建議，說在祭祀這類需要儀仗的活動時，你可以用竹木做成兵器形狀，貼上蠟紙假假地算是個刃就拉倒了，不然的話……官府抓你沒商量。
禁私兵禁到這個地步，金兵來了大夥兒自然只能投降沒商量了。經過了趙官家那麽多年的整頓治理，大宋朝早就幫著金兵把民間反抗用的家夥給徹徹底底掃幹凈了，金兵殺到，如果你不想投降的話，那就用你的天靈蓋去頂人家的狼牙棒吧。
也所以，我們經常在各種影視劇及小說裏看見的，那種宋朝書生佩個寶劍到處溜達這場景，在宋朝是絕無可能存在的。因為只要不是官兵官吏，你扛個平頭西瓜刀出門都要挨抓，別說掛個寶劍滿大街街招搖了。宋元流行「桿棒」，小說和平話、雜劇裏放眼看去滿篇都是棍棒，罕見刀劍，是有道理的。
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由於大家仰慕那位傳說中一條桿棒打天下的太祖而群起仿效之故，而是那位自己使一手好桿棒的太祖皇帝，不許百姓家擁有刀劍鬧的。
也因此宋朝的書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和這位軍漢出身的皇帝一樣，出門扛條木頭棍子防身。佩寶劍在身，以文武雙全的風流倜儻形象去泡妞這種事，在大宋朝顯然連門都沒有，只有罪犯和強盜才敢這麽幹。
所以我很懷疑北宋那會兒之所以還允許老百姓用小水果刀，並且居然還有「並刀」這種名品，只怕全賴如李師師一流的美女們之力。否則周邦彥們大約在勾欄瓦子中，只能看見無數漂亮姑娘正在用牙齒和手指努力對付橘子這類水果，「纖手破新橙」尚可為之，前面「並刀如水」那一句，肯定是要改一下的了。
私以為，或可使金庸小說常用到的一個詞——「並指如刀」，大家都去練點徒手功夫，以方便日常吃喝吧。（1）
（1）並刀，宋時並州所產之名刀，當是日用小刀。宋人張端義【貴耳集】卷上：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雲：「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雲：「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雲「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
在禁止民間持有和制造兵器的同時，宋朝的官造兵器也被嚴格置於中央政府管制之下，其對各地官軍使用之兵器亦防禁極嚴。如【宋史】兵誌說熙寧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蔡挺，挺謂制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邊臣」；元豐元年冬，「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制造，帝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刃刀五萬五千口」等等，可見當時各地部隊兵器的制造及供應，哪怕是邊軍所用，也被置於宋皇帝及其派出的太監直接管制之下。
另外，有宋一朝之義勇頗多，所謂義勇就是團練鄉兵，乃是仿唐府兵而來，尤其是克制金人騎兵的弓箭手，有相當部份是義勇，因此宋各路都有「弓箭社」這個組織，其實就是現在的預備役一類。然而到了宣和七年，【宋史】兵誌內卻出現了這麽一條記載：「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雖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幾於借寇哉」，於是乎一切兵器要歸公，這路的弓箭統統被收繳上去，讓義勇們把弓箭帶回家的那位官吏，也因此被罷了官。
敢情在宋朝皇帝和官吏們眼中，大宋百姓，哪怕你是預備役士兵，只要有了兵器就等於是把兵器「借寇」了。這種視民為仇，把全部老百姓都當成潛在敵人和威脅來對待，畏民猶甚於畏敵的思想和態度，正是宋皇帝們禁私兵的根源所在。
宋家皇帝此等陰暗心思和小家氣度，比之漢唐，相去實不可以道裏計。宋自開國起就呈現出一派全面挨打的積弱氣象，以至於把兩個皇帝搞進了五國城去坐井觀天、後宮娘娘們弄進了金人的洗衣局，最後更偏安一隅做了多年兒皇帝，良有以也。
宋朝之後，漢唐雄風和尚武精神固然不復見，而中國傳承了一千多年的兵器血脈，也同時宣告徹底終結。
在我看來，這種終結，不單是制造技術和器物形制上的終結和衰退，也是文化和精神上的終結和閹割。這是中國兵器文化和制造技術消亡的第二個大原因。
對宋朝重文輕武觀念和制度之由來，學者們討論很多，講得也都很透徹了。比較通行的說法，是認為在經歷了唐末割據和五代十國的長期混戰之後，文化及傳統湮滅頗多，各種人才尤其是知識分子缺口比較大，因此宋在平天下後相當重視科技文化的重建和繼承，是以形成了這一局面。
不過我以為除此之外，還有著另一與此深度一樣，角度不同的原因。
趙宋官家出身行伍，又仗著武力黃袍加身，從主家孩子手裏篡奪的天下，其心中對帶兵武人和百姓以武犯禁的恐懼心之重，非比一般皇帝。這一點，只看趙大官人一得天下就即刻上演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好戲文，便可窺知一二。而之後趙宋一力推行重文輕武之觀念與制度，又嚴禁天下百姓擁有私兵，乃至於禁斷百姓們的日常生活刀具，則均是此種恐懼的具體表現。
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兩者一向是中國統治者的大忌。趙宋官家禁絕民間私兵，等於斬斷了俠以武犯禁的支撐點，而後再將文人們歸於固定的程式和法度之下，使文儒不能亂法只能去風月，於是兩個心腹大患去矣。
在這種治國理念和法度下，之後發展起來的程朱理學，實是帝王家管控天下百姓和文人們的最理想工具。於是到了明朝，僅僅只朱棣一代，便將大明天下搞得家孔孟而戶程朱，以至於文人們整天淪於道德清談，到最後把朱明朝廷變成了一個問錢糧不知、問甲兵不知的道德腐儒們的樂園。
是以自宋興起的宋元兩朝大規模、長時間的禁私兵運動，再加上程朱理學，從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兩方面聯手，一起閹割了中國傳統尚武精神。
統治者們終於如願以償，他們用道德和風月，把原本豪壯的中原裝點成了一個外強中幹的花花世界。
其實這種衰落的演變軌跡，在文學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對此就講得很直接。他說詩自唐中葉以後，除一二大家外，殆為羔雁之具；詞自南宋之後，除稼軒一人外，亦為羔雁之具，此為中國文學升潛之關鍵。羔雁之具，是上古應酬禮品，先生此話，等於直指此後的詩詞都是裝點用的樣子貨，徒有其表而已。說白了，就是在氣勢和意境上都落了下乘的匠作。
這個評語，精準之極。只是又何以會如此呢？余以為，此與中國自宋開始的意識形態大演變有直接關系。
春秋戰國時期，各家諸侯及學派同時興起，百家爭鳴；漢承秦之天下後，拓疆定邊，雄武不已；至唐國力發展至鼎盛，文治武功赫赫，是以這一時間段內的學術和文學都處於一個不斷上升和發展的階段。故唐代詩詞，外則氣象壯麗華瑰、空靈飄忽，內則意味深長、氣度恢弘，格調和意境之高，後世不復見。至宋，除東坡、稼軒寥寥數人外，多只談風月，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已然喪卻了唐時氣象，以至詞道大盛。至於明清……明清有詩人和詞人麽？我能想起來的、大約勉強能和唐宋中遊詩人比肩的，是那位大大有名的奸臣才子：阮大鋮。也許還有另外一位奸臣才子嚴嵩，也可提一提。
人道唐宋之後無詩詞，卻不說唐宋之後無才子。只因才子們的靈氣，被自宋開始的那套專門用來囚禁人們靈魂的所謂道統給扼殺了，造就出了一批又一批刻板的腐儒和道德學問家，如王國維所言，再無李太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獨有千古之氣象。於是，唐宋以後，無詩。
同理，這種文化、思想、精神上的演變反映在兵器上，就是唐宋之後，無兵。
先秦銅兵，是金屬兵器的初始階段，在發展到頂峰後，鋼鐵兵器開始出現。經過兩漢和南北朝時期的不斷發展，中國鐵兵從冶煉、鑄造、鍛造及熱處理技術，到隋唐時期又達到了頂峰。而恰恰唐朝兵備又采取的是精兵制度，其政府常備軍的人數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少的一朝，而其經濟又是中國歷史上罕見地強盛，在這種雙重基礎上，導致隋唐兵器的精良程度和技術，都成了中國歷史之最。
在我看來，先秦至隋唐在意識形態上，其追求還是比較純粹不功利的，更多的是自由的態度。如之前所說，在這個大時段內的文人政客們，比之後代，多少都有著比較重的理想主義傾向，無論是學術態度還是價值觀，莫不如此。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漢唐兩朝皇帝和政府官吏對待私兵的態度，崇尚人性和思想自由的三國魏晉玄學風潮，在宋代程朱理學出現之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傾向相對是自由的，純粹的，更偏向理想主義色彩。如最早出現的「君不敬，則臣不忠」「父不慈，則子不孝」這種相互關系，到宋之後就成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樣絕對的單向關系。而王國維所論的詩詞與文學的演變，也是這種文化和意識形態演變的例證之一。
宋代程朱理學興起以後，中國傳統文化乃至學術和價值觀，幾乎都被納入了一個所謂的統一「規範」，無論是從最基本的人之本性還是高度提煉的意識形態層面看，「百家爭鳴」是肯定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符合統治者政治需要的一家獨尊的那套章程。這種狀態，不但在文學領域出現了唐宋之後無詩人之現象，在學術及意識形態上，也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一直到明中期的陽明心學出現，才略微有所改觀，但陽明心學也只是對程朱理學的改良，並沒有實作本質上的突破。事實上哪怕到了清代樸學興起，也沒有出現太大變革。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及學術的真正變革和突破，是在清末民初，在那一短短的一個時期內，再次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且實實在在地出現了很多革命性的變革。只可惜，對中國的現在來說，為時已晚。
也因此，從宋到清在這個大時段內，中國兵器的表現，和文學、哲學等各種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表現毫不奇怪地如出一轍，十分統一。因為兵器及兵器文化，就是國家、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等的具體表現，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