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杭州避風，帶三孩躲杭州
出獄後才知道，國民黨會同法租界捕房事先早有布置，趁慶祝十九路軍打勝仗的機會，來一次總搜查。分頭派人拿了名單去各裏弄抓人，據說連抓幾天。
由於當時我所允給法捕房的二千多元賄賂不過是張嘴上空頭支票。哪裏來這筆錢呢？所以不敢回家，就在浙江大戲院對面小惠中旅館樓下，開了一個小房間，換下一身虱子衣履，請石霜湖醫師給我醫治在獄中得的風濕疾病。並向國瓊女問及家中一切和群益工廠情況。
國瓊女告知：「媽媽入獄後不久，家就搬到福履理路（現名建國西路）資敬坊一號。因為那時再在花園坊住下去，對家人安全都極不利。媽媽委托張寶記舅舅代為結束群益工廠。他聞媽媽犯案嚴重，要槍決的。他就想把工廠改為其他行業，但工人們堅決不同意，反而要他把被炸的機器和余貨快點出售，先營救董先生出獄後再說，工人們並說：她家裏老小的生活也該接濟。
但是一直不見動靜。家裏六口人的夥食無處可求，又無值錢的東西押賣，外公、外婆和妹妹們老哭。不過媽媽不要擔心，總不會餓死的。我要分出些時間，當家庭鋼琴教師。」
說著，母親進來了，「阿媛啊，讓你吃了苦，那包宣傳品為什麽要放到你有兩老四個孩子的家裏來呢？」
她老人家喘口氣，又說：「要是你不出來，我們老小六人怎麽辦？」
「媽媽！不要這樣說，我不是出來了嗎？讓你老人家著急。」
我想躲避一下受賄的人，氣還未喘定，當晚8時左右，四川人張進之來告知：據他朋友趙伯中的父親（法捕房的檢察長）說，又有什麽案子牽涉到我了，又說孩子的父親將派人來滬接他們回四川了，叫我趕快躲開。
我在層層黑雲的重壓下，當晚11點鐘左右外面下著傾盆大雨，把國琇、國瑛、國璋三個孩子從務本小學校睡夢中硬請假接回來，立刻就搭火車去杭州。住在西湖風林寺旁的「陶社」隱蔽。這是1932年夏天的事。
到杭州後，接到國瓊女和友人們的信說：「我們走後，法捕房來家裏勒索錢的人有好幾個。姓劉的大怒，說他上當了。陳誌臯律師則逼著大女交出租來的一架鋼琴，抵作余欠的三百元訴訟費，幸虧國瓊女的一位青年朋友謝濤（他的哥哥軍界有些勢力）擋住了。家裏被鬧得一塌糊塗。因此，又偷偷地搬到辣裴德路（現名復興西路）桃源村了。
好久以後，友人（姓名想不起了）又來信告訴我：法捕房費席珍說，關於他的五百元，叫我不必再放在心上。據我推測，這個人很聰明，我想他覺得我既已出獄，錢又逼不出，落得送個人情。
在陶社給孩子們補課
西湖「陶社」是紀念辛亥革命烈士陶煥卿（又名陶成章）的紀念館。他是辛亥革命光復會的領導人之一，當時與黃興齊名，威望頗高，秋瑾、徐錫麟都歸他領導。民元年，在上海廣慈醫院被害。傳說因與陳英士有關系，陳請蔣介石派人將陶暗殺的。
我們去住的時候，「陶社」已經破落不堪，無人過問，那裏環境很幽靜，可惜房子卻像破廟。可是，對於我們來說，真是「世外桃源」了。
從我被上海法捕房關押、入獄至避難杭州陶社，共一年半時間。這時期，雙親在內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費用，全靠十六七歲的國瓊女在上海教鋼琴維持。她按月匯到陶社三十元。
在舊社會裏有句俗話：一分錢逼死英雄漢。唉！當時若無國瓊女的辛勤勞動維持，真是不堪設想。國瓊女除在經濟上維持了家庭的生活外，還照顧了三個小妹妹，老友白薇曾對大明兒說：「國瓊是你們家的功臣。」
我在此向國瓊女敬禮！
上海獄中敬兒
睛天霹靂霍雷聲，雙老幼童饑寒深。
瓊兒十六母囹圄，挺身賣藝助親人。（賣藝系教鋼琴）
一九三二年秋初
我們在那裏的生活非常簡單，夥食只要能飽腹便行。我每天除洗衣、燒飯，做些日常生活瑣事外，就是給孩子們補習小學課程和閱讀書報。同時自己醫治在監獄裏得的風濕癥。還經常帶孩子們到鳳林寺湖邊乘涼閑坐。有時候孩子們在湖邊看見賣香瓜的，回頭看我想買個吃，我裝不知道，有時看孩子實在可憐，偶爾買幾個。她們破鞋爛衫，簡直像無家可歸的一群小格拉斯哥流浪者。
我們雖然如此生活，卻未感到有什麽不愉快。因為出獄後，對革命認識更提高了一步，並想到世界上不如我們的人，不知有多少，革命不成功，窮人就無出頭日子。
孩子們這時倒很高興，因為過去我天天忙於在外奔波，她們都住校（小學二三年級就開始住校，本來不合規定，是我向校方竭力請求才特許的），平時母女除周末外，見面時不多。現在天天教她們念書，教她們唱歌，和她們生活在一起，孩子們感到能和媽媽朝夕相處，很是幸福。像這樣的生活，後來因我又忙於事務，再無這樣的機會了。我們就這樣在陶社躲避了一年多，才又悄悄地回到上海。
返滬後知當時駱介庵也獲釋放，沙梅被判五年。沙梅在獄中時，我曾拜托許柯同誌送去音樂書籍，拜托俞承修大律師設法疏通。最後大概是他自己極力活動之故，減刑三年多釋放了。後來，沙梅對我說：「敵人在別人處抄得了名單，造成了被捕的。」
我和沙梅經過這件案子成為難友，更加深了一層關系。沙梅一直是不顧寒暑努力於音樂、戲曲方面的創作。他並主張音樂大眾化，令人敬佩。沙梅的成功與他的夫人季峰同誌溫順、賢能的協助是分不開的，家務子女的撫養教育等一副重擔多半都是夫人獨擔。現在親愛的沙梅同誌已於1993年6月30日在滬病故，噩耗傳來後我全家哀痛不已！
三、火車開了，急啞瓊女
從杭州回滬後，住辣裴德路桃源村，還不敢公開露面，仍然躲風度日，很長時間生活無著。記得當國琇、國瑛小學畢業時，學校規定要有件班服，我籌劃幾天，最後還是又拿國瓊女的大提琴去押當的錢來給她們各做一件白府綢滾綠色邊的班服。因趕做衣服，國瓊女代我以家長身份去參加畢業典禮，成了最後到的一個人。
孩子回來告訴我：「媽媽，衣服老不送來，把我們急死了。」
國瓊女說：「她倆急急忙忙穿上班服就上台唱歌了，我看到很高興。」
為了生活前途，我開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廠。可是家務又多，簡直忙不過來。孩子們的管教成了問題，不得已除國瓊女留在上海繼續在音專讀書外，其余三個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蘇州留在女子中學附屬小學寄讀。記得當國瓊女送她三個妹妹到車站時，火車剛剛開走國瓊女一著急，嗓子立刻啞不成聲，因為她知道這筆路費是七拼八湊得來的。可憐的瓊兒，因貧窮而使她知道的心裏經常受到傷痛！
景海是教會學校，那時候的學校無論民辦、國立，多以營利為目的，一團糟。教會學校學風和生活習慣都比較好，教學比較認真，管教比較嚴格，清潔衛生也較講究，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
四、對女兒教育點滴
孩子們進了教會學校條件比較好，但又怕孩子們做禮拜信仰宗教，受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思想毒害，所以，除讀書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外，思想方面由我自己緊緊掌握。
我一直把她們當成潔白可愛的「風箏」，自己是放「風箏」的人。因此，我經常買些合乎她們的程度的進步文藝作品給她們閱讀，不允許她們看那些黃色書籍。每逢周末、假期、節日便給她們講解真、善、美的道理，並叮囑必須事事留心，以及懂得日常生活。有勞動觀念、學做家務。培養她們善良熱誠、助人為樂、先人後己、大公無私的崇高品德。還使她們多接近大自然，養成胸懷開朗和愛美的興趣。
叮囑她們，要努力讀書學會本事，能有一技之長才能在經濟上獨立，在社會上取得婦女地位，才不被人欺負。常以鴉片戰爭以來，國家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百姓叫苦叫難的種種例子給她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次我舉例說：你們知道外灘公園大門上掛牌，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故事嗎？
這時孩子們齊聲喊「打倒帝國主義！」培養她們有堅強的意誌，勇敢的精神。有次我特意讓國瑛從上海乘火車去南京送一筆錢接濟一位親戚。
她回來說：「當她到達南京時下關城門已關緊，她在城門腳睡著了，天亮才進城的。」那時她才十二三歲，我聽後很心疼她！
為使她們建立為人類謀幸福的崇高世界觀，讓她們多接近進步人士。
記得在1931年7月間。有次魯迅先生在上海環龍路（現南昌路）一幢小洋房的二樓暑期學校演講，題為【上海文藝之一瞥】（這篇文章先登【文藝新聞】，後載【二心集】），我帶四個女孩同去聽講，明知她們都聽不懂，目的是讓她們在這進步思想的氣氛中接受些熏染。記得當時孩子們搶在最前第一排長椅座坐下，腳都不沾地。
轉瞬間，魯迅先生進來，魯迅先生有黑胡子、瘦瘦的，穿件灰色中式長袍，在台上站著含笑地說：「這樣小的孩子（當時除國瓊在念中學外，其余都在念小學）也能聽得懂嗎？」孩子們聽著乖乖地趕快退到最後一排座位。回來的路上，不懂的地方就向我問七問八。
有次，友人送來兩張蘇聯電影票，是有名的【窩瓦河船夫曲】。我特意帶國瓊女同去四川路電影院看了。當見船夫們骨瘦如柴、破衣爛衫，大家駝著背，彎著腰，低著頭，肩負手拉一根大粗繩，拖著大船沿著河邊，邁著沈重的步子，口裏不停地哼著：哎喲！哎喲！大家一起用力拉喲！用力拉喲！我倆熱淚盈眶。回家後，心情難以平靜，久久不安，——貧富如此懸殊！
我怕孩子們不成器，對她們的教育無時無刻不掛在心上。
有時我指導她們：為人做事要有責任感，要內方外圓，即是內在要光明正直；處事宜感情透過理智，對客觀事物應全面分析研究；妥善方法處理，不要主觀，切忌任性……。否則，效果差，甚至失敗。並註意急事緩辦，緩事急辦，意在急事三思而行免錯，緩事往往易忘，故宜急辦。我又告誡她們說，古雲：「我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人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俗雲千裏送鵝毛，禮輕人義重，雖點水之恩，亦切莫忘記。
上海是光怪陸離，萬惡叢生，冒險康寶園的社會，我經常戰戰兢兢，生怕「風箏」斷線。有時即使出門一兩天，在火車上也要寫一二封信，在信中教導她們。往往在半夜裏睡醒，忽然想到什麽，也要起床寫信指點開導。
上海是人鬼社會，自有錦江後，我必須和社會人士交往。凡屬進步人士歡迎來家，余皆約在錦江會晤，以免孩子們沾染社會惡習。
我亦常常對她們說：「你們之中若有一個不聽我的教導，走上不正確的道路，我絕不會饒恕。」我管教她們是既嚴又慈。
總之，我對她們的教育，就像關心她們的健康一樣，只要認為可以增加她們身上抵抗毒素的，就盡量地塞進她們的腦子裏，只要認為可以添補營養的，就盡量地填飽她們的肚腹！我就這樣對女兒們時時刻刻地關心愛護，多年如一日。在生活小節上，絕對讓她們自由發展。至於有關原則性的問題，我無論如何也不放松，總是細心嚴格地加以教導。
常有人問我，「你喜歡哪個女兒？」我回答：「誰有困難，就同情誰，幫助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