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分為兩個主戰場，一個是在東亞抵抗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在歐洲抵抗德國法西斯，波及面最廣、傷亡人數最大、參戰國家最多。
其中在東亞戰場，中國是主戰國，強力牽制了日本的兵力，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而一戰，主戰場處在歐洲地區，英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對決德國，表面上看，戰火似乎並沒有燒到美洲、東亞等世界大部份地區，但很多國家也同樣被卷入了其中，尤其是中國，遠離主戰場，卻成了參戰國。
那我們不禁要問了，中國參加一戰究竟是誰領導的？整個決策參戰過程又是怎樣的？
畢竟一戰發生在1914年-1918年，彼時中國剛擺脫了清朝腐朽統治，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也不過兩三年時間，國家仍處於西方列強橫行、社會百廢待興、軍閥割據自治的混亂時代，按理說我們沒有國力、沒有精力、沒有財力去卷入這場帝國主義戰爭。
可事實是，我們卻公開跟德國斷交，對德國宣戰。
中國之所以要走這一步，既有內部的政治紛爭，也有西方勢力的唆使。
時間回到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普林西普突然向視察薩拉熱窩的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和王儲妃開槍，導致奧匈帝國在一個月後對塞爾維亞宣戰，一舉掀翻了巴爾幹半島這一歐洲火藥桶，形成了以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等同盟國為一方，以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協約國為一方的對戰雙方。
由於德國在19世紀末期跟英美法等列強一起侵略中國，並在山東享有一定的特權，甚至還駐紮有五千兵力，為了避免戰火燒到中國本土，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很快在8月6日發表了中立宣言，並公布24款「局外中立條規」。
這就說明了中國在一戰開打前期，是嚴守中立政策的，不想攪和到列強之爭中去。
不過，中國的中立政策並沒有堅持到一個月，態度就發生了大逆轉。
日本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就在中國釋出中立宣言的第二天，日本就以英國和日本是同盟關系為幌子宣布對德國宣戰，只是屬於口頭上的參戰，因為日本並沒有派出一兵一卒遠赴歐洲，而是把兵力瞄準了中國，準確地說應該是山東，這是德國在華利益最集中的地方。
一來，山東作為德國的勢力範圍，只有區區5000德軍駐紮，在德國在歐洲地區打的熱火朝天的背景下，已無暇顧及東方利益，日本很容易進攻；二來，日本要是進攻山東地區的德軍，出於削弱德國的共識，還能得到英國等協約國的默許；三來，出兵攻擊在魯德軍，可報1895年德國夥同沙俄、法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的一箭之仇；四來，只要日本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就相當於在中國的中間撕開了一個口子，可形成更有利的侵華環境。
不得不說，日本的小九九很險惡，更是惡毒。
眼瞅著日本正在覬覦中國山東的地盤，袁世凱領導的中國北洋政府就不得不改變策略，防止日本奪我山東青島等地。
於是，就按照「敵動我動」的原則，在宣布中立宣言的當月底，中國瞬間放棄了中立原則；袁世凱趕在了日本侵略山東之前，緊急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商議，希望出兵5萬人和英國一起趕走德國駐魯大軍，收復青島，這是中國第一次申請參加一戰。
此時北洋政府的目的是想把英國牽扯進來當擋箭牌，來威懾日本奪取青島的野心。
遺憾的是，在日本的強烈反對下，英國對比中日實力，終究還是對日本妥協了，沒有同意中國出兵的提議，預設日本侵略青島；英國的考量是在未來對德國作戰中，還需要日本提供戰爭幫助，如果為了中國收復青島而得罪日本，根本不劃算，就這樣中國的主權被英日給出賣了。
過了一年時間，中國第二次提出了參戰請求，目的是為了能參加戰後和平會議，借機廢除德國在華的不平等條約，從而收回山東主權。
在1915年11月6日，中國北洋政府還專門通知英國，如果能得到英、法、俄三個協約國的邀請，中國就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德國作戰。當時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正處於作戰僵持階段，都需要外援，只要中國參戰，那麽德國在華勢力就得結束，還能為歐洲戰場提供物資援助。
然而，中國第二次參戰請求，英法俄是同意了，還是卡在了日本這一方。
究其原因，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一句話說就是：「日本不願中國加入協約國，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日本情願希望歐戰拖延得越久越好，這樣才能確保中國陷於任其宰割的狀態。」
就這樣中國參加一戰的請求再次破滅。
真正的轉機，出現在1917年，同盟國和協約國攻守易勢，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開始進入防禦階段，喪失了戰場的主動權。
日本看清了戰場情勢的變化，也開始見風使舵，從反對中國參戰到唆使中國參戰。
一戰進入最後階段，德國敗局已定，在美英法俄等列強都支持中國參戰的情況下，日本再阻止就不合群，於是就跟西方列強談判，以放手中國參戰來換取列強在戰後和和平峰會上對日本取代德國在魯特權的確認，並簽署了秘密協定。
一時間，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日本寺內正毅首相的親信西原龜三等人馬紛紛勸說中國參戰，想讓中國搭上「戰勝國」的最後一趟列車，來抓住千載難逢的翻身機會。
表面上看，西方還挺照顧中國，實際上，這都是西方列強給中國畫的大餅。
可新掌權的段祺瑞政府就是願意「吃」這個大餅。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局已然發生了變化。
掌管中國大權的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癥病亡後，手握兵權的段祺瑞恢復了國會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推舉民國副總統黎元洪接任大總統一職，以中國國家元首的身份入主總統府，而段祺瑞則擔任國務總理，以中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入主國務院。
按照臨時約法規定，段祺瑞擔任的國務總理掌握實權，黎元洪擔任的大總統只是虛職元首。
段祺瑞作為親日派勢力，當日本點頭讓中國參加一戰後，他當然得按照日本的旨意走。
於是就在1917年2月德國為了迫使英國結束戰爭，釋出「無限制潛水艇戰」封鎖國際公海的政策之後，段祺瑞領導的民國政府就立即表示抗議，甚至召開內閣會議透過了對德絕交案，這一步讓黎元洪大總統坐不住了。
在黎元洪看來，對德斷交就是交戰的前奏，而無論是對外交戰，還是對外媾和都屬於大總統職權，段祺瑞身為國務總理顯然越權了。
最關鍵的是，黎元洪看清了段祺瑞著急宣戰的真正企圖，即：以參戰之名，行擴大自己勢力之實，並且透過對外戰爭來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從而實作穩定政局，保障其統治地位。
勢單力薄的黎元洪怎能坐看政治對手的段祺瑞實作其圖謀，於是就不給內閣政府透過的對德絕交案檔蓋章，這一矛盾成為民國總統府和國務院爭議的一部份，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府院之爭」。
鑒於總統府和國務院之間相互牽制，黎元洪不松口，段祺瑞沒辦法，無奈撂挑子，出走天津，引發了一場短暫的憲政危機。迫於壓力，黎元洪大總統只能請江蘇督軍馮國璋出面，才把段祺瑞勸回，不情願地在內閣政府透過的對德絕交案檔上蓋了章。
然後對德絕交案被送出到了民國參眾兩院審議表決，3月10日眾議院以331票對87票獲得透過；3月11日參議院以158票對35票獲得透過。
最終在3天後的1917年3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照會德國駐華公使顏惠慶，宣布對德斷交，勒令其立即回國，並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至此，德國從1898年侵占膠州灣後在中國發展的勢力，徹底煙消雲散。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還需要註意，斷交是斷交，參戰是參戰。
完成了斷交議程，接下來府院之間就參戰議程還得進行一波爭執，物件還是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
本來有了「對德絕交案」順利透過的鋪墊，在向國會送出「對德參戰案」時，也能順利透過的。
可段祺瑞偏偏畫蛇添足，他怕還黎元洪大總統不同意，或者國會參眾議員不支持參戰案，竟然在投票表決前後，私下組織流氓、乞丐等人扮演「公民代表」組成「公民團」等團體打著支持參戰的旗號走上街頭請願，甚至一度沖入國會現場，導致投票流產。
在被查清內幕後，引發了輿論嘩然，段祺瑞內閣的多位閣員辭職，包括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鐘秀、海軍總長程璧光等人，導致段祺瑞領導的內閣基本垮台，國會的參眾議員以內閣組織殘缺不全，參戰案無效為由拒絕審議投票。
此時，段祺瑞還想補救的，期待能立即選拔部份立場親近自己的人進入內閣，重新起草對德參戰案，可老對手黎元洪卻「趁你病要你命」，借段祺瑞受挫想要扳倒他，於是就以「內閣長期空缺」為由，罷免了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引發了他第二次出走天津。
段祺瑞也是個不好惹的主，怎能坐視自己下台？
於是段祺瑞就暗中聯絡各省督軍起來反抗黎元洪，並以各省獨立相要挾，甚至揚言討伐黎元洪。
黎元洪一看，事鬧大了，就輕信了「辮帥」張勛的調停建議，希望張勛能調解府院之爭，可張勛是另有圖謀，竟然趁著調停，上演了一出復辟的醜劇，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宣統帝又一次坐上了皇帝寶座。
「張勛復辟」事件，成功逼急了段祺瑞，直接率兵討逆，恢復了共和。
闖下大禍的黎元洪再也沒臉面當大總統了，只能引咎辭職，江蘇督軍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一職，而段祺瑞官復原職，笑到了最後。
鑒於馮國璋和段祺瑞之間的同袍關系，府院之爭實際上就不存在了，為參戰案順利透過打下了基礎。
最終，在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主導的民國政府正式對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宣戰，並加入協約國集團，趕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班車，一年後的1918年11月11日法軍統帥斐迪南·福煦代表協約國與德國代表在法國東北部的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福煦車廂裏簽訂了【協約國對德停戰協定】，標誌則一戰正式結束，同盟國集團的德國等國最終落敗，中國也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成為了戰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