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键词、「小常识与大道理」关键词等专栏后，2023年10月起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其理论体系、战略安排、实践部署等进行知识总结和理论解读。
这一期的关键词是：逆全球化思潮。
所谓逆全球化思潮，即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实际上，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现象在发生时间上并不滞后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伴生产物。全球化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实际上，此时的全球化已经进入了迅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其进程具有双重性，从正面效应来看，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服从资本追求高额剩余价值的目的，金融垄断资本驱动的全球扩张使剥削、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弊端在全球蔓延。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状态，形成长期失业和贫困人口，民众因此而发起反全球化运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持续不断、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突破了经济行为，进而表现为一定的政党行为、社会运动、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尤其是英国脱欧公投、欧美实施的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等，更是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的持续翻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选择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本质要求之一，以此应对逆全球化思潮。2023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整个人类面临重大的考验与转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世界必须避免仅仅从单一国家的视角思考问题，继续以坚定的信心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当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不过，在开展全方位行动的时候，物资、商贸、医疗等方面的交往、联合及其效果显而易见，因此尽管会遭遇挫折，但合作与沟通始终未曾间断，这些构成经济基础的部分，无疑是全球化以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带动性力量。但在关键的上层建筑方面，推进全人类实现思想互联互通的工作却不断呈现出反复。缺乏思想领域基本共识的所谓人类集合，只不过是机械关系的联合而已，唯有形成尊重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共同意识，在思想多元的前提下凝练出为世界所共同接受的新共识，才能形成充满宽容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搭建起新型世界格局的伦理学基础。尽管全球化有着从特殊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的设计，在微观上表现为以个人自由为根据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在宏观上则体现为从市民社会到现代国家的推演。但放眼世界却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伦理原则实际上没有为解决国家间的分歧谋定规范，在现代国家之上也缺乏终极的仲裁机构。这一尴尬现实使得现代国家往往只是基于利益考量而进行权宜，并划定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美国开始充当维护既定世界秩序的警察角色，成了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守护者。遭受无数苦难的人类依然缺乏足以协调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根本规范，无法有效进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也因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威胁从未远离人类。为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实处，就需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变革主导现代生活的伦理观念，超越近代以来以现代国家为最高伦理发展阶段的构思，切实地为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沟通搭建起新的理论平台。
其次，努力制定出能够为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的、可落实的新型国际规则，更好地谋求和平共赢。习近平总书记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推进，是致力于实现国家间终极和平目标的思想蓝图。但这一宏大理念的落实，却受制于当前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受制于这套规则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既定形式以及使得各国彼此提防的意识形态。为了改变不公平的国际规则，打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让各民族国家融入更广泛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必须在可操作层面上变革当前的国际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平等对话确立基本的前提，同时，这也是人类在行动上逐步迈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准备。
再次，由点到面，逐步塑造能够实际发挥作用的国家间沟通协调机制。国际伦理规范的重塑需要长时段的努力，制定和落实新的国际交往规则需要通过相关各方的博弈，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可能耗时很久。但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却是现实的进程，解决当下意识形态沟通的问题要有开创灵活的协调机制的智慧。国家间相关信息的全面、公开透明是形成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良好机制、建立信任的前提，要尽量避免信息交流误解和滞后的可能。相关国家的人民要在知晓自身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性质的同时，共同从唯我独尊的社会意识走出来，强化同理心，尊重彼此间由文化所赋予的、为民族所共享的历史性记忆，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切实地「求同存异」，谋求共存共赢。
最后，继续强化富有调配能力的国际互联互通平台，坚定推进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时期，尽管国与国之间利益诉求存在差异，意识形态的冲突也难以彻底消弭，但谋求一国优先、推进国家之间全面「脱钩」的孤绝构思，显然是在逆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科技与人文交流同经贸往来之间是彼此促进的关系。如今，各国之间已经形成稳定的互联经济结构，这无疑是在上层建筑层面开展互动的良好现实基础。各国应当集思广益，继续推进全球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这必将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度沟通打造扎实的现实基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师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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