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人品好坏这个概念比较虚，偷懒引用几个知名的评论。
苏辙说：
王国维说：
林语堂说：
我觉得其实这几句评语就可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后面再随便从诗人的视角补充几句，无味罗嗦之处请海涵，跳过不看也可。
此人才学当时无两，古今贯视，也殊少匹敌（然其诗文要害也在于才气太重，是以终难及屈、曹、陶、辛等大境界，而且……他明是显日子过得越好的时候，逞才使气就越厉害，写出来的东西也就越糟心，此节与本问题无关，搁下不表），然而有天纵才气如此，心态却能这么通达健康，几乎不沾染任何诗人病的，古今倒惟他一个（静安先生提到的屈、陶、杜都或多或少还是沾一些的）。
常见的诗人病里有很多反人类的症候，在此便引两条来反面阐释一下。
要成为一个诗人，往往有将自己之情绪观感、遭逢苦难无穷放大之本能。并不是自私，只是善感的一种体现。为诗须动我再动人，是以诗人在打动自己的同时，往往会夹带若干自怜自伤样的私货——这便是所谓小我意识：强烈关注自己的感观，而漠视周遭世界（或关注周遭世界，但其妍媸悲喜，亦是为小我的情绪服务）。
苏轼没有。苏轼是个极端无私而不记仇的人，他面对不平也会苦闷，但最终能全须全尾儿走出来，并旷达通透地去面对一切悲苦。至于选择的方式是逃禅还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放下小我的悲喜，始终用生机勃勃的眼光去看世界。他和王安石一直是政敌，被整得不可谓不惨，但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昭命他代拟敕书，他却丝毫不以政见不同而在敕书里公报私仇，反倒是对其高度评价：「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种心胸其实已经不是大悲悯，而是大爱了，不说跟宋之问之流无良文人比，便比出名孤硬的陈师道冻死不穿赵家衣，也要可爱得多。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诗人也如此。他们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感知到人们所感知不到的，从而也就要领略更多的孤寒。是以到达一定境界后，大多诗人会不愿与浊世同流，向往着归隐和逃离，是为山林隐逸气。诗人的心中，他们和世界永远是两种存在。多少有点过洁世同嫌的意思。
苏轼也没有。吴炫教授有篇写苏轼的论文里说，「轻视世俗欲望、拒绝世俗欲望、回避世俗欲望，我认为都是「太在意世俗欲望」从而不能「穿越欲望」所致，所以面对苏轼对世俗生活的「亲和世俗」，传统道德和美学会显出其「尴尬」」，我深以为然。苏轼虽然通达，但是个入世者。虽然他在诗词里常说想还乡归田，但纵观他一生仕宦，不但从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是一直尽职尽责为国家效力的。居庙堂之高，则自命「忘躯犯颜之士」，直言极谏，看到新法弊端就力陈其非，看到保守派不较量利害，也会具陈其失。出京外任，则走到哪里，惠民政策便行到哪里。东坡肉，苏公堤的传说是处皆有——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湖堤，灌溉千顷良田；在徐州他带领军民奋战七十余日，成功抵御水患；在密州他采取有力措施治理蝗灾、盗灾……人走到哪儿，就造福到哪儿。这种热忱绝不是一时装得出来的。他为黎民百姓写的「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虽然词句质地十分一般，但无疑是其人品的光辉折射，也是王国维所谓」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的体现。
总之，单只在人品好这个层面上，他不需要诗人、书法家、画家、佛教徒、父母官等惯有头衔作定语，也一样超凡脱俗。亘古不变的道德观念上来看，我的总结是，苏轼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