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 Robert F. Bornstein, 2001
1 历史与现状
设想一下，您因为身体不适而寻求医学专家的帮助。然而，这位医生坚持认为现代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循证研究与他的治疗方法无关，甚至声称广泛接受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临床研究的金标准——对他的专业领域并不适用。他继续采用古老的治疗方法，如开颅、放血、催吐和灌肠疗法，尽管这些方法并未获得现代医学界的广泛认可。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您如何反应？一个如此无视当代医学标准的专家，很可能会被医学界同行孤立，甚至可能因渎职而面临法律制裁，以防止其误导和伤害不知情的患者。
精神分析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还广泛渗透至文化和艺术之中。精神分析的核心在于探索无意识过程如何影响心理功能，这一追求极大推动了我们对人类心理深层结构的理解。 然而当前的证据却显示，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力在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中正在走向消亡 (Bornstein, 2001; Kernberg, 2021)。
精神分析从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领域正遭受全球范围内的危机(Summers, 2008)。并且这种困境并非仅是少数反叛者或激进人士的叫嚣，而是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现实(Bornstein, 2001)。 Kernberg更是直言，如果认识不到目前学术界中存在的对精神分析的偏见和敌意，那会显得过于天真(Kernberg, 2021)。
·例如，在196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自己属于精神分析或精神动力学流派，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18%(Masling, 2000)。
·目前，在美国只有极少数高校（阿德菲大学、长岛大学和叶史瓦大学等）保留了相关的临床/咨询心理学学位项目。
·此外，独立于高校体系之外的精神分析学院每年录取的考生数量也急剧下降，以至于出现许多项目每年都无法招满学生的情况(Summers, 2008)。
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 在1969年至1977年间，Web of Science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表明弗洛伊德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家，被引用次数为12319次，且是排名第二的学者的两倍(Masling, 2000)。但到了1999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报道称，精神分析学在精神分析学期刊之外很少被引用。他们也由此断言精神分析期刊是一个「 圈地自萌的阵营 」(Robins et al., 1999)。
据2023年科睿唯安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精神分析期刊的数量为22种，其中仅11种被收录在Web of Science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
此外，数据显示， 精神分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刊【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2022年的影响因子仅为1.3。相比之下，临床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顶刊【Psychological Bulletin】2022年的影响因子为22.4。不仅如此，其余大量精神分析期刊更是未被纳入索引。 诚然，这并不代表这些杂志的文章质量一定不佳，但这一现象值得精神分析学界关注——这从侧面反映了精神分析在当代学术界的尴尬处境。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前任主席、康奈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及移情焦点疗法创始人Otto F. Kernberg指出：
目前，精神分析界普遍认识到了其正在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在科学心理学领域，精神分析受到严重的怀疑；
·神经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挑战着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对于动机、发展和精神病理学的理解；
·在精神病学领域，精神药理学已成为治疗许多原本由精神分析涵盖的疾病的必要手段；
·在心理治疗领域，认知行为疗法已获得了广泛的主流认可。」
更为根本的是，整个科学界普遍批评精神分析专业缺乏循证研究支持。此外，联邦资金和私人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批评精神分析是一种「耗时且昂贵的治疗方法，且未经循证检验」。
至此，对精神分析的文化批评也反映了反个人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主流思潮，这表明社会趋向于快速且实用的问题解决方法。
——精神病学通过精神药理学的运用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地位；心理学则通过采用认知行为方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策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由于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发展，寻求精神分析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少，潜在的精神分析师候选人数量也在减少，精神分析师在行为科学领域的教授职位也日益稀缺，在欧洲、北美和南美的精神科和心理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职位竞争力大大减弱。精神分析在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和研究生社会工作系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治疗协会和机构之间的竞争已经淡化了基本的精神分析实践，同时也提出了关于精神分析专业边界的问题。我们的专业正在老化，全球范围内的增长乏力，只有在东欧和中国，通过互联网教育和培训才刚刚开始引入精神分析，这些教育和培训主要来自美国的分析师。尽管精神分析作为20世纪对文化的重要贡献已经确保了其地位，但作为21世纪的一门专业和科学，其未来仍然令人担忧(Kernberg, 2014)。」
曾经如日中天的精神分析如今为何深陷如此境地？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支持精神分析治疗有效性的循证研究几乎不存在。
然而，这并非事实。
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针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概念的循证研究数量正在逐渐增加。 这些研究不仅展示了许多精神分析概念能够经受循证的检验，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确凿地支持了精神分析治疗的有效性 (Ambresin et al., 2023; Johnson et al., 2022; Kramer et al., 2013; Moran et al., 1991)。因此，尽管精神分析仍然亟需系统的循证研究，并且与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相比，精神分析的循证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但长期精神分析治疗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益处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增加(Luborsky et al., 2001)。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
为什么该领域的影响力受到侵蚀甚至开始走向消亡？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循证研究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注1：本文中提到的「精神分析」一词内涵不包括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特别是基于循证研究的精神动力学理论和技术。随着精神分析内部路线的分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Peter Fonagy，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前任主席、康奈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Otto F. Kernberg等一众学者已在循证研究框架下进一步发展精神动力学理论，并开发出诸如心智化治疗（Mentalizing-Based Therapy, MBT），移情焦点疗法（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TFP）、短程动力学心理治疗（Short Term Dynamic Psychotherapy，STDP），短程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Short-Term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STPP）等新型精神动力学循证疗法。
注2：本文主要观点援引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前任主席及康奈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Dr. Otto F. Kernberg和阿德菲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Dr. Robert F. Bornstein过往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论文，详见参考文献部分。
2 精神分析内部的自毁行为：精神分析的七宗罪
Robert Bornstein认为，精神分析影响力的衰退并非源自其他心理学范式的发展。事实上，心理学领域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多种模型，许多理论家和研究人员坚信精神分析的概念能与行为(Feldman, 1992)、生物学(Michels, 1987)和认知心理学(Epstein, 1994)的概念相结合。
精神分析之所以受到打击，主要是因为它多年来一直受到其追随者不当的管理。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没有 向前看 （关注科学和实践的不断变化需求）和 向外看 （关注心理学和医学等其他领域的新想法和发现），而是选择了 向后看 （沉溺于早期精神分析从业者的具有开创性但已过时的贡献）和 向内看 （只关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同行的分析著作）。
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将基于Bornstein的【精神分析的七宗罪】一文，结合其他临床心理学家、临床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师的视角，深入探讨精神分析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衰落的原因。
2.1 Insularity 自我孤立
精神分析师通常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互动，这限制了他们接触可能丰富精神分析模型的新观点和替代理论的机会(Rawn, 1988)。正因如此，理论的发展被延缓，治疗技术的创新也难以实现。如Bornstein and Masling (1998)所指出的， 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结构在过去一百年里几乎没有进步 。例如，一个1900年的遗传学家若尝试与当代遗传学家对话将会感到困难重重，然而，如果弗洛伊德活到了1997年，他却能毫无障碍地理解当时的精神分析或阅读现代精神分析杂志。
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互动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当这种互动变成自娱自乐的闭环时，就无法产生真正的学术讨论和辩论。研究显示，「群体思维」对建立有效对话和解决问题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Esser & Lindoerfer, 2006; Plous, 2016)。精神分析已经是这种「群体思维」的受害者。
精神分析的自我孤立不仅体现在忽视外部证据上，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彼此孤立。 Otto Kernberg指出，不同地区的精神分析师接受治疗的频率有所不同：法国精神分析师每周进行三次，英国的五次，而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机构则是四次。在这些实践中，「传统」而非「客观证据」往往决定了人们对分析有效性的信仰。频率最高的机构往往对频率较低的机构采取了某种贬低的态度，经常将它们的实践归类为「 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 。这场斗争不再是对培养和认证专业能力的通用标准的担忧，而是演变成了一场基于分析频率的机构主导地位的政治斗争(Kernberg, 2021)。
与此同时，改良的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如每周进行一次或两次的会议，已经通过循证研究显示对特定人格障碍的治疗有效(Robert E. Feinstein, 2015)。移情焦点疗法（TFP）和心智化治疗（MBT）等方法也已被研究证明有效。然而，尽管这些改良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的疗效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多数精神分析机构仍强烈反对将这些循证有效的改良疗法纳入其教育计划。这种精英主义的立场通过自我孤立、拒绝和忽视研究的方式，加剧了学术界和大学心理健康项目与精神分析的疏远，使该领域的危机愈加严重(Kernberg, 2021)。
2.2 Inaccuracy 失之毫厘
Edwin Fuller Torrey曾断言，精神分析理论 「与尼斯湖水怪处于同一科学层面上」 (Walker, 2008)，这种说话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许多概念一再与循证研究的结果相矛盾，然而这些概念仍然继续被精神分析学家讨论 ，就好像它们是有效的一样(Bornstein & Masling, 1998; Donald P. Spence, 1982)。阅读当代精神分析期刊上的论文会发现，诸如阉割焦虑、阴茎嫉妒 (在传统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等概念仍然被视为启发式和有用的，而事实上它们并非如此(Bornstein, 2002)。这种对过时和未经验证概念的持续关注是精神分析被科学心理学界和具有研究意识的从业者所忽视的原因之一。在精神分析的经典文献中，与经验事实相矛盾的理论同得到实证支持的理论不加区分地混合在一起，缺乏系统的努力去甄别这两者。
Bornstein (2002)更是直言，一个理论在某些方面的不准确性本身并不是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雄心勃勃且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来说。然而，问题在于， 当精神分析的追随者未能纠正理论中的明显错误，反而将这些错误坚持为真理时，这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种行为不仅阻碍了理论的进步，也损害了整个领域的科学信誉。
2.3 Indifference 无动于衷
当前的精神分析学界在学术话语中缺乏奖励准确性和惩罚不准确性的机制，这部分原因源于精神分析学家对外部证据的普遍冷漠，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本人(Gay, 2006; Hanly, 1987) 。此外，精神分析界对外界想法和发现的忽视在许多独立的精神分析期刊中得以体现，这些期刊几乎完全由坚持流行理论的信徒编辑和阅读。这种孤立的「精神分析思想宇宙」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验数据和竞争理论概念的影响，成为学科内部人士无意中创造的一个现实(Bornstein, 2002)。
大约40 年前，Cooper (1984) 已经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固有风险，并发出警告：如果没有新数据的注入，我们的辩论将变得枯燥无味。即使我们不被科学和理论的好奇心所驱动，社会的需求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响应，因为社会不会无限期地容忍我们在缺乏治疗效果证明的情况下进行临床精神分析。
Fisher and Greenberg (1996)赞同Cooper的观点，他们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未来力量将取决于其对新经验数据的开放性。」承认内在现实在理论构建和以洞察力为导向的治疗中的重要性本身并不是问题。 然而，仅强调内部现实而完全排斥外部现实则是有问题的。一个有用的理论不应对发生在自身之外的事件漠不关心。
2.4 Irrelevance 无关紧要
由于精神分析团体成员的孤立和冷漠，精神分析在当代心理学中已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边缘化现象已经蔓延至实验室、课堂和诊所，导致在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新一代心理学家中，很少有机会深入学习精神分析的关键概念。 更多的时候，这些年轻心理学家接触到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信息往往来源于教科书和批评精神分析的学者，而这些信息通常带有偏见且不准确(Westen, 1991)。 许多从业的精神分析师似乎对这种趋势不以为然（或许是没有意识到），这无疑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与科学界的脱节本身并非罪过，但在面对大量证据时仍不愿意承认自己与科学的脱节，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精神分析界的封闭性导致其成员忽视了自身在当代心理学中的边缘化地位，而没有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正视这一挑战(Bornstein, 2002)。
2.5 Inefficiency 复杂冗长
几乎每本讨论精神分析的本科及研究生教科书都会指出该理论的复杂冗长以及精神分析治疗的高成本和长时间需求。这些批评并非没有根据。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客体关系理论、自我心理学等都携带着沉重的理论包袱——许多理论和概念对于精神分析的核心命题并不是至关重要，却因为与精神分析理论长期联系在一起而被持续关注(Bornstein, 2002) 。关于精神分析疗法的低效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许多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虽历史悠久，其有效性却颇受质疑，但这些技术仍然在分析培训机构中被教授，主要是因为它们一直以来就是如此(Holt, 1992)。
理论的复杂性或治疗的长期性本身并不是问题。然而，如果理论家们不抓住机会去除理论中无用的成分，让复杂的理论变得更为简洁，这种疏忽就变成了问题。在治疗方面，长期治疗本身也不是问题，但如果医生在研究已表明短期治疗同样有效的情况下，仍选择进行长期治疗，这种做法就显得有问题(Bornstein, 2002)。
2.6 Indeterminacy 含糊不清
精神分析理论中许多关键概念缺乏精确的操作定义(Grünbaum, 1988)；在实践中，许多核心治疗策略的定义也同样模糊，其假定的效果机制更是难以捉摸(Bornstein, 1993; Holt, 1992; Masling & Cohen, 1987)。
比如精神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投射性认同」。具体而言，关于投射性认同的批评通常集中在其感知的模糊性上，特别是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不清楚谁是投射者和接收者，这可能引起混淆。
「谁在投射」的模糊性：一些情况下，描述不清楚是A（投射者）还是B（接收者）在体验投射的感受或特征。这可能导致一种情况，即进行投射的个体自我引导地按照自己的投射方式行动，而不是影响接收者。
「谁受到影响」的模糊性：在另一些情况下，似乎接收者B开始根据A投射的内容进行感受和行为。这种解释更符合传统观念，即接收者内化并认同投射的品质，并可能根据这种投射改变他们的行为。
这些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临床实践中对该概念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差异，而「明确性」对于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此外，投射性认同的理论在实证支持方面也存在不足，而在治疗过程中对这一过程的解释通常带有高度的主观性。这种情况使得理论家和临床医生在缺乏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可能将任何负面互动归咎于投射性认同。
科学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使理论无法进行严格的循证测试，同时阻碍了基于新数据的理论进步。在医学或心理治疗技术中，关于基础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样有害，因为它阻碍了医生和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产生足够的理解，从而无法找到更有效的实施方法。 由于不愿意承认这些问题，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实践者让「不确定性」充斥着他们的工作，并使他们的工作堕落(Bornstein, 2002)。
2.7 Insolence 傲慢无礼
精神分析师们因为 长期只在自己的圈子内交流 ，逐渐 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这种自我确认的环境导致他们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常常采取 防御性的否认态度 。这种傲慢不仅使精神分析界越来越像宗教团体，而不是科学社群，也使得那些原本可能认真考虑这一理论的人逐渐疏远。正如D. P. Spence (1982)所指出的那样，在精神分析界，权威的论证常常阻碍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被积极捍卫的对抗性、批判性和辩证的探索传统。事实上，一些具有研究意识的心理学家认为，如果精神分析社区的成员对经验数据或替代治疗技术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在社区中的地位(Bornstein & Masling, 1998)。在任何科学领域，傲慢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为它阻碍了知识的更新和理论的进步(Bornstein, 2002)。
3 困境的本质：两极分化的发展方向
在探讨如何解决当代精神分析所遭遇的困境时，学界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更加「科学化」，遵循科学探索和循证研究的标准，采用清晰的概念和评估标准。支持者认为，只有这样，精神分析才能避免走向消亡。这一观点强调，精神分析应该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寻求因果关系，并运用概率论来分析和解释数据，而不是仅依赖个别案例。
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学科」，认为它不应受制于客观科学的常规规则和评估标准。支持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个处理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探索经验以及分析双方特定互动的领域，且认为增加对精神分析概念的循证研究可能导致经验的片面性。人类心理世界的复杂性不应仅通过循证研究来验证。这一路线倾向于使用弗洛伊德的传统个案研究方法或其他一般的定性方法，强调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和目的性，而不是简单寻找因果关系。
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精神分析学科性质的理解：一个主张科学化和标准化，另一个则强调个案的深度分析和人文关怀。这种分歧反映了精神分析领域内部的深层次思想斗争，以及关于如何推进这一学科未来发展的复杂讨论。
注3：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作进一步展开，我们会在之后的推送中进一步介绍两种路线之争。
人文主义路线的拥趸最常见的理由是， 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实验或准实验研究，尤其是在精神分析情境之外进行的此类研究是困难重重甚至不可能完成的(Masling & Bornstein, 1996; Westen, 2002)。 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无法捕捉到「真正的」精神分析概念的复杂性，往往过于简化，因而与精神分析的实际内容关系不大。Green (2000)甚至认为，这种研究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可能威胁到精神分析的本质，他主张只有传统的个案研究方法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分析概念和理论的复杂性。
该路线拥趸持有这一观点并非没有理由。首先，彼时许多关于精神分析概念和理论的研究质量往往非常差，并且与临床实践几乎没有相关性(Green, 2000)。正如Spence (1994)所指出的，这些研究中的许多都是「无可挑剔的‘什么都没做的研究’」。因此，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对这种研究感到失望，这强化了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是不可能」的信念，另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哪怕认为这种研究是可能，但这些研究也与他们的临床实践几乎没有相关性(Blatt & Auerbach, 2003; Shedler, 2002)。
弗洛伊德的压抑假说是精神分析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但其循证研究经常令精神分析师感到失望。Shevrin 和 Bond指出，直至1993年，针对压抑假说的实验研究大多建立在对该假说的错误理解之上(Miller et al., 1993)。
例如，在许多研究中，测试压抑假说的方法是向受试者展示具有性或攻击性含义的刺激词以及中性词。完成这项任务后，受试者被要求回忆所有单词。根据压抑假说的预测，与中性词的回忆能力相比，受试者对带有性或攻击性含义的词的回忆能力较差。然而，这一预测显然是建立在对压抑假说的误解之上，即认为人们会不断 「压抑」带有性或攻击性含义的词语。但事实上，压抑假说认为，特定的无意识表征不允许进入意识，而这一过程是有动机参与的(Miller et al., 1993)。这些基于误解的研究既没有揭示压抑背后的动机，也没有证明刺激词与无意识表象的关联。因此，由于未能恰当考虑特定概念的深层含义和背景，这些研究未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许多精神分析师对循证研究的怀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年来受精神分析理论启发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临床意义，提供了对传统精神分析观念的重要修正和扩展(Beebe, 2005; Clarkin et al., 2007; Fonagy et al., 2002; Kernberg et al., 2008)。 例如，许多循证研究已经指出，传统精神分析中的一些关于人类发展的概念是不正确的。正如Fonagy（1996年）所论述的，观察性研究「通过明确儿童在各个发展阶段所具有的能力，并排除那些假设孩子具备超出发展时间表能力的遗传发展命题，为精神分析关于婴儿经验的推测设定了限制」(Stern, 1985)。例如，婴儿研究已显示，不存在所谓的「正常自闭阶段（normal autistic phase）」，原始的婴儿共生观念需要被修改。这促使心理动力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改变了他们对正常和病理发展的看法，包括对婴儿精神病的起源和治疗的理解。
注4：「正常自闭阶段（normal autistic phase）」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玛勒（Margaret Mahler）提出，用于描述婴儿发展的早期阶段。玛勒认为，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婴儿经历一个看似自闭的阶段，即他们似乎对外界的刺激和社会互动不感兴趣。然而，随后的研究，特别是婴儿研究，表明婴儿从出生起就具有社会性和对人类交互的敏感性。
循证研究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的另一个相关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心理学临床教授、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教员、精神分析师Beebe和她的同事们开创的研究。这些研究基于对母亲与婴儿之间互动的录像进行微分析的方法探究母婴之间的互动，这极大地帮助母亲明确她们与婴儿互动中的不适应行为。此外，他们的研究更是发现母婴调节是共同构建的（即母亲和婴儿都参与到持续的互动中），这不仅促进了母婴治疗，还对成人的治疗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增加了对分析师与患者之间非语言互动的关注(Beebe & Lachmann, 2002)。
第三个典型的例子是，研究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与性虐待之间有很高的关联性。尽管精神分析研究者一直都意识到早期创伤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重要性，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显然低估了这些创伤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解释治疗中断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Westen, 2002)。
最后一个例子涉及到对心理治疗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带来了许多与临床相关的洞见，特别是关于治疗过程中一些变异因素的洞见。例如，Blatt (1992)和Blatt and Shahar (2004)发现，尽管之前对梅宁格计划发现精神分析与心理动力支持性心理治疗在有效性上差异不大(Waldron Jr, 1989)，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问题主要集中在关系问题和冲突上的依赖性（anaclitic）患者在支持性心理治疗中的效果更好，并且对心理治疗的人际维度特别敏感，而以成就、自主和身份问题为主的内向性（introjective）患者在精神分析中效果更佳，主要对解释反应良好。
注5：Menninger Psychotherapy Project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项目，由美国的Menninger基金会在20世纪40年代启动。该项目的目的是系统地评估和研究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此项目特别关注于心理疗法对于不同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如何通过临床实践改进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精神分析假说进行准实验研究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诸如Otto F. Kernberg和Peter Fonagy等精神分析界的「开明派」领导人强烈呼吁：全球精神分析机构应当推动机构改革，废除专制体制，并建立针对精神分析假说的循证研究团队。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助于培训新一代研究人员，使用科学循证的方法来探索精神分析假说，还有助于公正地处理分析师在临床实践中经常观察到的复杂心理现实；同时拥抱科学主义可以消除职业内部当前存在的令人不悦的阶级划分，摆脱长期盘踞在精神分析内部的宗派主义思想，以「证据」而不是「宗派」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上述措施将精神分析置于当代心理治疗发展的前沿，重新获得精神病学界和心理学界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认可，更是确保了精神分析作为科学和职业进一步发展的未来。
参考文献
※ Ambresin, G., Leuzinger-Bohleber, M., Fischmann, T., Axmacher, N., Hattingen, E., Bansal, R., & Peterson, B. S. (2023). The multi-level outcome study of psychoanalysis for chronically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early trauma (MODE): rationale and design of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MC Psychiatry, 23(1), 844. https:// doi.org/10.1186/s12888- 023-05287-6
※ Beebe, B. (2005). Mother-infant research informs mother-infant treatment. Psychoanal Study Child, 60, 7-46. https:// doi.org/10.1080/0079730 8.2005.11800745
※ Beebe, B., & Lachmann, F. M. (2002). Infant research and adult treatment: Co-constructing interactions. The Analytic Press/Taylor & Francis Group.
※ Blatt, S. J. (1992).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with anaclitic and introjective patients: The Menninge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Project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0(3), 691-724.
※ Blatt, S. J., & Auerbach, J. S. (2003). Psychodynamic measures of therapeutic change.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3(2), 268-307. https:// doi.org/10.1080/0735169 2309349034
※ Blatt, S. J., & Shahar, G. (2004). Psychoanalysis--with whom, for what, and how? Comparisons with psychotherapy. J Am Psychoanal Assoc, 52(2), 393-447.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040520020401
※ Bornstein, R. F. (1993). Implicit perception, implicit memory, and the recovery of unconscious material in psychotherapy. J Nerv Ment Dis, 181(6), 337-344. https:// doi.org/10.1097/0000505 3-199306000-00001
※Bornstein, R. F. (2001). The impending death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8(1), 3-20. https:// doi.org/10.1037/0736-97 35.18.1.2
※ Bornstein, R. F. (2002). The impending death of psychoanalysis: From destructive obfuscation to constructive dialogu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9(3), 580-590. https:// doi.org/10.1037/0736-97 35.19.3.580
※ Bornstein, R. F., & Masling, J. M. (1998).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therapeutic hour [doi:10.1037/10275-000].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 doi.org/10.1037/10275-0 00
※ Clarkin, J. F., Lenzenweger, M. F., Yeomans, F., Levy, K. N., & Kernberg, O. F. (2007). An object relations model of borderline pathology. J Pers Disord, 21(5), 474-499. https:// doi.org/10.1521/pedi.20 07.21.5.474
※Cooper, A. M. (1984). Psychoanalysis at one hundred: Beginnings of matur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32(2), 245-267.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8403200201
※ Epstein, S. (1994). Integration of the cognitive and the psychodynamic unconscious. Am Psychol, 49(8), 709-724. https:// doi.org/10.1037//0003-0 66x.49.8.709
※ Esser, J. K., & Lindoerfer, J. S. (2006). Groupthink and 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 accident: Toward a quantitative case analysi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3), 167-177. https:// doi.org/10.1002/bdm.396 0020304
※ Feldman, L. B. (1992).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and behavior therapy: Toward 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2(2), 163-165.
※ Fisher, S., & Greenberg, R. P. (1996). Freud scientifically reappraised: Testing the theories and therapy. John Wiley & Sons.
※ Fonagy, P., Gergely, G., Jurist, E. L., & Target, M. (2002). 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Other Press.
※ Gay, P. (2006).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W W Norton & Co.
※ Green, A. (2000). Science and science fiction in infant research. In Clinical and observational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Roots of a controversy. (pp. 41-7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Grünbaum, A. (1988).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36(2), 521-528.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8803600212
※ Hanly, C. (1987).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Adolph Grunbau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xiv, 310. $16.95. Dialogue, 26(1), 193-195. https:// doi.org/10.1017/S001221 7300042475
※ Holt, R. R. (1992). The contemporary crises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sis & Contemporary Thought, 15(3), 375-403.
※ Johnson, S. J., Hulsey, T. L., & Gray, S. H. (2022). Comparing Psychoanalytic Process in Consulting Room and Teleconference: A Naturally Occurring Controlled Experiment. Psychodyn Psychiatry, 50(3), 529-534. https:// doi.org/10.1521/pdps.20 22.50.3.529
※Kernberg, O. F. (2014). The twilight of the training analysis system. Psychoanal Rev, 101(2), 151-174. https:// doi.org/10.1521/prev.20 14.101.2.151
※ Kernberg, O. F. (2021).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1(3), 281-300. https:// doi.org/10.1057/s11231- 021-09316-9
※ Kernberg, O. F., Yeomans, F. E., Clarkin, J. F., & Levy, K. N. (2008). 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 overview and update. Int J Psychoanal, 89(3), 601-620. https:// doi.org/10.1111/j.1745- 8315.2008.00046.x
※ Kramer, U., de Roten, Y., Perry, J. C., & Despland, J. N. (2013). Change in defense mechanisms and coping patterns during the course of 2-year-long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for recurrent depression: a pilot study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Nerv Ment Dis, 201(7), 614-620. https:// doi.org/10.1097/NMD.0b0 13e3182982982
※ Luborsky, L., Stuart, J., Friedman, S., Diguer, L., Seligman, D. A., Bucci, W., . . . Mergenthaler, E. (2001). The Pen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Collection: a set of complete and recorded psychoanalyses as a research resource. J Am Psychoanal Assoc, 49(1), 217-234.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010490011401
※ Masling, J. (2000).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health of psycho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28(4), 665-685.
※Masling, J., & Cohen, I. S. (1987). Psychotherapy, clinical evidence, and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4(1), 65-79. https:// doi.org/10.1037/h007912 4
※Masling, J. M., & Bornstein, R. F. (1996).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doi:10.1037/10219-000].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 doi.org/10.1037/10219-0 00
※Michels, R. (1987). Book Rivew: Brain and Psyche: The Bi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35(3), 741-743.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8703500312
Miller, N. E., Luborsky, L., Barber, J. P., & Docherty, J. P. (1993). Psychodynamic treatment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clinical practice. Basic Books.
※ Moran, G., Fonagy, P., Kurtz, A., Bolton, A., & Brook, C. (1991). A controlled study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brittle diabetes.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30(6), 926-935. https:// doi.org/10.1097/0000458 3-199111000-00010
※Plous, S. (2016). The Nuclear Arms Race: Prisoner's Dilemma or Perceptual Dilemm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0(2), 163-179. https:// doi.org/10.1177/0022343 393030002004
※ Rawn, M. L. (1988).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5(1), 81-82. https:// doi.org/10.1037/h008512 1
※ Robert E. Feinstein, M.D. (2015). Transference-Focused Psychotherapy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 Clinical Guide. 172(6), 589-590. https:// doi.org/10.1176/appi.aj p.2015.15020158
※ Robins, R. W., Gosling, S. D., & Craik, K. H. (199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ends in psychology. Am Psychol, 54(2), 117-128. https:// doi.org/10.1037//0003-0 66x.54.2.117
※Shedler, J. (2002). 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tic diagnosis. J Am Psychoanal Assoc, 50(2), 429-456. https:// doi.org/10.1177/0003065 1020500022201
※ Spence, D. P. (1982). Narrative truth and theoretical truth. Psychoanal Q, 51(1), 43-69.
※Spence, D. P. (1982). Narrative Truth and Theoretical Truth.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51(1), 43-69. https:// doi.org/10.1080/2167408 6.1982.11926984
※ Spence, D. P. (1994). The failure to ask the hard questions.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ridging the gap. (pp. 19-38). Basic Books.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19(1), 73. https:// doi.org/10.1007/BF03174 535
※ Summers, F. (2008). Theoretical insularity and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5(3), 413-424. https:// doi.org/10.1037/0736-97 35.25.3.413
※ Waldron Jr, S. (1989). Forty-two Lives in Treatment: A Study of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By Robert S.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86. 784 pp.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58(4), 643-681. https:// doi.org/10.1080/2167408 6.1989.11927256
※ Walker, E. (2008). Freudian fraud: The malignant effect of freud's theory on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E. Fuller Torrey, M.D.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1992. 362 pp., $25.00. Depression, 1(4), 231-232. https:// doi.org/10.1002/depr.30 50010409
※Westen, D. (1991). Social cognition and object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9(3), 429-455. https:// doi.org/10.1037/0033-29 09.109.3.429
※Westen, D. (2002).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2(6), 857-898. https:// doi.org/10.1080/1048188 1209348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