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永貴的心裏，公是公，私是私，決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損公肥私。這也是他一貫堅持的辦事原則。在這個大原則下，可以按照政策為他人提供一些便利。
然而，經過一件事情後，陳永貴才知道了如今老百姓的難處，了解到了有些部門和國家幹部以權謀私的做法……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註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並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上，明確寫著：
「毛澤東同誌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
在【公報】的最後，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全黨同誌、全軍指戰員和全國各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我們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轉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應有的成就，將是對建國三十周年的最好獻禮。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把中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行程中，人們的資訊很難達到對等，因此造成了國家的一些資源空置，而有些資源則又十分緊缺。
在民間，資訊的不對等也導致了買主找不到賣主，拉貨找不到運輸工具等一系列困難。其中，陳永貴家鄉的昔陽鐵廠便遇到了運輸工具方面的問題。一次，一位昔陽鐵廠熟人找到陳永貴，求他給鐵路方面的人說句話，要幾節火車皮。
想到這也不違反政策，只不過是昔陽鐵廠的人找不到鐵路系統的負責人，無法對接火車皮的事情，陳永貴決定伸出援手。
很快，陳永貴便撥通了鐵路部門的一個負責人的電話，果然就要到了昔陽鐵廠所需要的火車皮。
得到訊息後，那位老鄉立刻高高興興辦了手續。
辦完事後，那位老鄉告訴陳永貴，說事辦成了，挺順當的，讓他不要擔心。此外，那位老鄉還多說了一句，將那位鐵路部門負責人收了他們二百塊錢的事情，也順嘴說了出來。
聽到收了二百塊錢，陳永貴感到十分疑惑，便問：「二百塊錢？什麽二百塊錢？」
那位老鄉不知道陳永貴為什麽這樣問，但也沒有多想，便誠實地說：「好處費呀！這挺便宜了！沒有你的面子，按現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了！」
事實上，那位老鄉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那時候這樣的事情就是家常便飯，再平常不過了。然而，他卻不知道陳永貴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在幼年時期，陳永貴在父親去世後，被大寨的一位老人收養，當了老人家的養子，這才到了大寨。
然而，在老人去世後，陳永貴卻沒有繼承老人留下來的遺產，而是將那些遺產交給了老人家的娘家人。這樣的舉動，讓他在大寨站穩了腳跟，變成了真正的大寨人。
1945年，對大寨人來說，是非常喜慶的一年。8月，日軍戰敗，無條件投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寨得到解放，成立了人民政權，大寨人民成為了大寨真正意義上的主人！
對於陳永貴來說，這一年，也是改變他命運的一年。在土地改革中，大寨將現有的400多畝土地、41間房屋、32眼窯洞和一些牲畜以及生產工具，分給了大寨的貧農和中農。陳永貴也得到了他應得的那一份。
陳永貴年輕力壯，農活幹得非常出色，是村裏一等一的勞力。然而，在後來村裏成立了互助組的時候，他卻主動放棄了「好漢組」，選擇了「老少組」。為此，陳永貴還被笑話「傻」。
對此，陳永貴解釋說：「這些老漢、娃娃的苦是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他們雖然勞力弱，但他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領，照樣能把活幹好。」
果然，在年底的時候，陳永貴帶領的「老少組」畝產平均達到150多斤，超過「好漢組」30多斤，超過單幹戶更多，讓原本大跌眼鏡的那些人全都傻了眼，大家這才對黨號召「組織起來」的道路堅信不疑。
1948年2月，陳永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1952年被選為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此後，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戰天鬥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尤其是在1963年。
這一年，大寨的大雨一連下了7天7夜，隨之而來的特大洪水給大寨造成了淪陷性的打擊：大批社員房屋被沖毀，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就連陳永貴帶人修建好的梯田也全部被洪水沖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沖走。
那時候，陳永貴正在縣裏開會。他心裏惦記著大寨，便冒著危險，返回了大寨村，將村裏的事情安排好，拒絕了上級調配的救災物資，鼓勵大家自立更生。
在大寨人的努力下，硬是將大災之年變成了豐收之年，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交了24萬斤商品糧。而被大水沖毀的房屋在重建後，也比原來的更加結實好用了。此外，大寨還新建了地下排水涵洞，用來排洪。
這一年，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介紹下，陳永貴走進了毛主席的視野。在毛主席的關懷下，陳永貴逐漸走上了更高的領導崗位。
1975年，陳永貴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
在擔任了副總理後，按規定陳永貴是可以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也是應該拿國家薪資的。然而，陳永貴卻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薪資。
那時候，陳永貴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糧，掙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
考慮到陳永貴的實際情況，山西省委便每月補助他100元，國務院也每天補助他1.2元。此時，陳永貴就把大寨補給他的每天1.5元的工分錢退掉了。這便是陳永貴所有的收入，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陳永貴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大會同意了他的請求。
退休後，陳永貴擔心占公家的便宜，便主動要求搬離交道口的房子。他說：「我沒有職務啦，該搬還是得搬呀！不當副總理了，還住什麽交道口，能上能下。」
後來，在組織的安排下，搬到了木樨地22號樓一套12層樓的三居室裏，這才滿意地住了下來。
在陳永貴的一生中，從來不占他人的便宜，更不用說占公家的便宜了。因此，在聽到那位老鄉說「好處費呀！這挺便宜哩！沒有你的面子，按現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後，陳永貴便盯著他的臉看了起來，臉上出現了疑惑之色。
緊接著，陳永貴問：「他收你這錢，怎麽開發票？」
看到陳永貴一臉疑惑，那位老鄉便笑他少見多怪，說：「開甚發票哩！咱主動往人家兜裏裝呢，還要啥發票哩？」
聽到老鄉說得這樣隨口，陳永貴立即向變了一個人似的，提高了嗓門，大喊著說：「不行！他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車皮，肥了他自己，這事咱不能給他幹！」
說著，陳永貴便拿起電話，想要打通給老鄉辦事的那位鐵路總署負責人的電話，把車皮退掉。
見陳永貴要打電話，那位老鄉立刻著急了起來，求陳永貴不要打這個電話。然而，陳永貴卻沒有停止，還是堅持撥通了那位鐵路負責人的電話，告訴他們，車皮不要了。
把車皮退完後，陳永貴的心裏仍然十分生氣，大聲說：「你們這事我不能給辦。損了國家，肥了個人的事，我不幹！」
看到陳永貴這樣，那位老鄉也沒有再說什麽。他雖然「丟 」了好不容易弄到的火車皮，但也不願陳永貴。
畢竟，陳永貴這樣做，也沒有什麽不對。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