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的阿斯伯格特質研究（二 晚年為什麽取消高考）
這幾天正是高考出成績的日子，考生家庭都很關註。但是，有多少認知道，六十到七十年代，是沒有高考的。
取消高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很多台面上可說的因素，也有很多台面上不可說的因素。
不可說的因素裏最重要的一條當然是導師個人因素，畢竟，在那個特殊時期，他不同意取消高考就不可能取消高考，他不下令恢復高考也不可能恢復高考。
所以，我們就從心理學和神經科學角度，分析下導師的求學經歷可能對他晚年做出這些決策的觀念層面的影響。
以下是斯諾【西行漫記】中在延安采訪導師關於其從私塾到長沙上學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的部份節選，我將重要部份加粗，最後再統一分析。資料部份沒有興趣的可以跳過直接進入後面的分析部份，有強烈興趣的推薦看原書：
我十三歲時，終於離開了小學堂，開始整天在地裏幫長工幹活， 白天做—個全勞力的活，晚上替父親記帳。 盡管這樣，我還是繼續讀書，如饑如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經書除外。這教我父親很生氣，他希望我熟讀經書， 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對造在法庭上很恰當地引經據典，使他敗訴之後，更是這樣了。我常常在深夜裏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象經書那樣實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 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厚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爭吵，最後我從家裏跑了。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裏讀了更多的經書，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
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人，以為這所學堂只收湘鄉人。後來我發現這所學堂招收各地學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貫了。我繳納一千四百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我父親最後也同意我進這所學堂了，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 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裏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
學校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學生紿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綽號。 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變文風。我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
我在這個學堂裏有了不少進步。 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無心讀古文。 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了反革命，變成了一個豪紳，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派。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 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 。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 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轉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裏麵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裏， 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 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 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 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谷裏。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裏的人找到了。 我這才知道我只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麽久，離家才八裏路。可是，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在我的學堂裏，同學們越來越激動。為了發泄排滿情緒，他們反對留辮子。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去了我們的辮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後來卻不守信用。 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 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樣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呵！
在剪辮子事件上，我和一個在法政學堂的朋友發生了爭論，雙方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相反的理論。這位法政學生引經據典來論證自己的看法，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是， 我自己和反對蓄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場上，提出了一種相反的理論，駁得他啞口無言。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校規，我贊成的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我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必修課。我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我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教室。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加上一個半圓，表示‘半壁見海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
在這所新學堂裏，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員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麽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很少農民供得起於弟上這樣的學堂。 我的穿著比別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樣的短衫褲。 學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員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特別有兩個是我的好同誌。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人家不喜歡我也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堂，是不是湘鄉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要看是湘鄉哪一鄉來的。湘鄉有上、中、下三裏，而上下兩裏，純粹出於地域觀念而毆鬥不休，彼此勢不兩立。 我在這場鬥爭中采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裏不肯供養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 由於我在會館裏住不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了。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則動聽的廣告，引起我的註意，我津津有味地讀著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家裏，結果得到他們的同意。 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三個人都錄取了——因此，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
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 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 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恬過——後來也投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到她。在這個年齡的青年的生恬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面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家夥見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訊關系。 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 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現任黨的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在二方面軍；何叔衡，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後來被蔣介石殺害；郭亮，有名的工會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殺害；蕭子（日章），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殺害；易禮容，後來當了中央委員，接著‘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黨的一個著名領導人，是在最早發起建黨的檔上簽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殺害了。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 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於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普都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梅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墻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墻，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墻，我都環繞過一次。最後，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遊歷湖南相比美的。
綜合來看，可以把導師求學時的經歷歸納出幾點：
一、（藍色字型部份）學習興趣：愛獨自讀書看報，特別是文史類。
但是討厭自然科學相關科目，屬於偏科，比如我高中時就非常擔心考不上大學。
偏愛自己看書，隨時隨地都在看書，特別上課期間也將小說蓋在課本下偷看，這是非常典型的阿斯伯格少年興趣的特點，包括馬斯克等傳記記載也是類似情況。
從閱讀獲得知識，而不是聽課的模式，這是阿斯伯格特質人士學習的特點。
至於原因，用孤獨癥相關領域研究理論來解釋，就是獨孤癥在幼年和青少年階段持續關註能力和共同關註能力弱，不能將註意力集中在老師身上，這也是他們日常交談不看人眼睛和表情的原因，甚至部份人還臉盲，當然每個人程度不一樣，而且隨著年紀增長，神經系統發育會變化，還有老師的語言表達能力，肢體動作吸重力，甚至私下與孩子的私人感情和信任度都會影響這種關註，比如很多人遇到喜歡的老師該科成績就好，換一個不喜歡的老師就變化很大。總之，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很多方面綜合影響的。
但是，喜歡閱讀的阿斯伯格，如果在書本題材內容上有所選擇，比如提供一些數學，生物、物理，化學、醫學的科普類書籍，可以拓展自然科學興趣，有利於拓展視野。
如果長期局限於文史類，則會影響到知識結構基礎和視野。
總結下來，很可能是早年學校生涯的學習經歷，讓導師認為，自己看書學習和各種實踐才是獲得知識的可靠途徑，教室上課意義不大。
有了這樣的經驗，那麽，學校教室的集中學習也就沒有必要了，學校教室的集中學習沒有必要，那選拔學生進入大學去學習的高考自然也沒有必要了。
二、（紅色字型，校規遵守方面）討厭學校的各種規矩，包括行為規範，考試規矩等。
十歲時私塾期間被體罰從而離校出走，這對導師的心靈和精神造成什麽傷害，出走的三天裏，其間肚子餓是怎麽解決的？
睡覺又是怎麽解決的？
荒郊野嶺遇到蛇蟲或者其它危險了嗎？
夜晚黑暗有沒有恐懼？
對導師在精神和心理層面造成了什麽影響？
導師沒有展開說。
但沒說不代表問題不大，相反，從心理學上來說這屬於遇到重大傷害的回避心理，就像真正經歷過戰爭的英雄往往不願意回憶戰爭，遇到過重大傷害的人都不願意提及事故一個道理。
因此，
有過被體罰經歷的人可以自行體會。
有過幼年離家經歷的人可以自行體會。
有過暗夜在野外獨宿經歷的也可以自行體會。
在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鄉村讀書的經歷看，除了風霜雪雨的路途，還有放學後割草放牛各種做不完的家務，受家長鼓勵老師對不聽話的各種體罰。和很多朋友聊起小學初中的經歷，很多發小都說，假設讓現在的自己再重新上學，幾乎都覺得更願意輟學。
但是，並不是說阿斯伯格都會討厭所有規則。
恰恰相反，阿斯伯格會很願意遵守自己認可的規矩，還常常把自己認可的規則強加於人，強迫起別人來手段更激烈強硬。
譬如導師也說到給人強行剪辮子的事。
總之，阿斯伯格可以被引導遵守規矩，但需要找到其認可的理由和邏輯去說服，而不能靠強力壓制，過度懲罰強制容易導致抑郁和情緒失控，對抗起來往往又很激烈。
很多學生跳樓事件新聞中，很少看到總結事故經驗，提出預防事故要分析孩子性格針對性提出解決方案的，通常是站學校和老師角度責怪家長溺愛過度，或者站家長角度責怪學校和老師不當處罰的，兩派互相指責，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走極端的新聞依然一次又一次在重復上演。
因此阿斯伯格孩子非常費老師和家長。
這也是阿斯伯格親子關系普遍比較緊張的原因。
可是一旦工作做通，就會成為遵守某個規則的模範，這就是刻板行為。
至於不守規則還伴隨多動癥的孩子，在集體中生存則會更難。
三、（綠色字型部份，）求學期間社交表現
導師回憶內容裏，八歲到十三歲讀私塾期間完全沒有提到關系較好的同學，十六歲進東山學校讀書，據其他一些資料顯示最好的也就肖三等少數幾個人，說明總體上依然社交不強，一九一二年十九歲在湖南第一師範念書時同學才多起來，社交才好轉。
導師認為地域歧視，家庭經濟條件等是其被孤立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重要原因。
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沒意識到的阿斯伯格特質的社交障礙。
在東山學校學習期間，具體時間是一九一零年秋，導師有一首很著名的【詠蛙】：
七絕·詠蛙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該詩參照和覆寫自清末湖北英山名士鄭正鵠【詠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蔭。
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這首詩可以看出導師的霸氣和胸懷，也不乏人際關系裏的孤獨和憤懣。
一個人社交上如果很霸氣則必然失之於靈活，靈活不足就無法平等社交，也就沒有可以互相慰藉的朋友。這點在導師一生中都體現得很明顯，朱老總都有「你對你對都是你說的對」。這裏就不展開了，後面會專門用一篇文章就導師的社交展開專題說明。
關於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的回憶，看得出充滿著不愉快。
解放後在北京二十多年都不曾重回故地，有沒有這種心結存在？讀者也可自行判斷。
特別導師提到的傅斯年，在內戰爆發前和黃炎培等走訪延安，根據雙方的回憶綜合來看，彼此在觀念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出於禮節互相客氣譏嘲而已。
比如看到會議室禮堂裏密密麻麻地掛滿了各地送來的錦旗，傅斯年語帶譏諷地說：「堂哉，皇哉。」導師聽出了其中的嘲諷意味，心裏自然很是不爽，但礙於情面沒有出聲。當傅斯年遇見黃炎培等人時，發覺他們竟然把導師送的土織毛毯，像當作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供奉收藏，讓自詡清正的傅斯年極為鄙視和反感。
二人晚上單獨聊天，傅斯年與導師兩人上天下地無所不聊，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稱發現導師對坊間的各種小說都了如指掌，認為導師是從這些材料裏研究民眾心理，所以心底認為他不過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時候，傅斯年一語雙關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而導師在贈傅斯年的字幅中，則題了唐人章碣的【焚書坑】回敬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是順著傅斯年的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自比，自謙沒有你們書讀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尋味。
綜合導師上學時期以自主閱讀為主的學習方式，與同學和老師特別是學霸同學們的復雜關系等經歷來看，我覺得都非常符合阿斯伯格特質學生的表現。
至於這樣的經歷，究竟有沒有影響到他在晚年做出取消高考，關閉學校的決定？
或者說影響有多大？
那就需要讀者們自己判斷了。
我只能分析到這裏。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