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克的撤稿事件可以說是近幾年來心理學界如火如荼的「自查，自清」事件的縮影—— 相比於原本追求「震驚系」結果，科學心理學研究正慢慢轉變為追求更可靠、更有理論支撐的目標。 我一直以來非常關註心理學領域內的不倫理行為， 這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故事非常值得細細展開；文末我也會梳理一些相關事件，並闡述我對於科學心理學最新風潮的理解和看法。
特別說明：本文中有諸多連結，可以點選直接查閱原文。
艾森克對於所有心理學生來說一定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特別是在人格心理學領域，艾森克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雖然當前的人格心理學研究中 大五人格理論 (Big Five Personality)大行其道；但是曾幾何時，艾森克和他的 三維度（某段時間是二維度）人格理論 在很長時間內獨領風騷。稍稍不那麽為人所知，但是某種程度上更搏人眼球的是他另一方面的人格著述——他提出有一種 癌癥傾向的人格型別（叫做Type C人格)，在這種人格特征上得分高的人往往就是消極面對壓力的人 （友情提示，現在還能找到這一人格測試的題目；如果依然篤信於此，可以拿來一測） 。最重要、精彩、甚至令人發指的是，艾森克和他的研究者發現這種Type-C人格的人相比於其他人更容易因癌癥而死亡 。
有多少倍的差異呢？121倍！
在一個所有科學家都窮盡力氣去尋找癌癥的治病機理，並開發有效藥物的年代，這種人格特征的發現可謂是極其震撼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尋找和疾病相關人格特征的努力在艾森克這一開山鼻祖的倡導和帶領下，在心理學界如火如荼。比如來自我們蒂爾堡的著名心理學家Johan Denollet就提出了著名的 Type D 人格（這名字怎麽那麽熟悉）——那些經常郁郁不樂（高負性情緒）也不在網上、或者向好友宣泄的人（高社會壓抑）。 他和合作者們發現， Type D 人格的人往往更容易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疾病。 很有意思的是，雖然在一段時間內，Type D 人格相關的研究同樣遭受到學界相當程度的質疑， 不過最終沈冤得雪，Type D人格的高致病性得到了眾多後續研究的不斷驗證，成為了醫學心理學領域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經典理論 。
說回艾森克。他當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有個一起做這些研究的 德國合作者，社會學家 Ronald Grossarth-Maticek。事實上，這個關鍵名字甚至是這些研究的核心——他是這些研究數據的收集者，從前南斯拉夫和所就職的德國海德堡獲得數據， 同時也是很多相關文章的第一作者 。德國社會學家雖然受限於英語使用能力，難以稱得上是享譽世界的學術人物，但是在德國卻是家喻戶曉的社會科學家。 他們兩人從80年代見面以後，就開始經常合著論文，共同構建起Type C人格這一高廈樓宇 。
在他們的Type C人格研究受到了極其廣泛關註的同時， 質疑之聲也甚囂塵上 。 畢竟121倍的差異簡直天方夜譚 ——擁有這種人格特征基本就被宣告了死刑；還需要特別註意的是 那段時間內人格還被普通認為是由基因決定的， 雖然近幾年來無數的證據證明了人格會被生活經歷所不斷影響和改變。更大的一波質疑在於艾森克和他的合作者一個更令人吃驚的論斷： 他們甚至提出可以有效「影響」Type C人格者，從而提升他們在癌癥中的存活率的方法 ——向他們強調他們具有控制權，需要更積極地直面壓力。
Type C人格理論真的成為了治病良方？
他們關於Type C人格的研究從80年代開始發表在各大心理學術會議和期刊雜誌上；從發表伊始就受到了不小的質疑。 最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是 來自1992年發表的Pelosi和Appleby的評論。兩位作者和各位讀者一樣， 都被這個驚人的Type C人格理論和它令人發指的功效所震驚 。他們仔細查驗了艾森克和他的合作者所提供的關於 樣本的數據和統計檢驗步驟，發現了不少不完善和不一致的地方 。一方面， 相關樣本和統計方法的描述非常模糊 ，甚至連一共進行了幾次調查都沒有清晰描繪；另一方面， 他們的文章也有離奇的不一致之處 ——他們描述樣本時提到有 192對被試 ，而最後的結果卻只有 192位被試 。
Pelosi和Appleby並不是唯一質疑的學者。艾森克和他的Type C人格理論是如此違反人格心理學的常理， 以致於不斷有研究者試圖重復他們的實驗結果。可惜，這些重復的結果無不以失敗告終。 例如，在人格心理學家Amelang的兩次重復實驗中（第一次報告，第二次報告），利用比較大樣本的被試群體和較為先進的心裏統計技術（因子分析和邏輯斯蒂回歸）， 他們並沒有發現Type C人格相比於其他人格的獨到之處；更重要的是，也沒有發現具備這一人格特征的人相比於其他人有更高的致死率。 在這一努力之外，其他類似的、希望復制艾森克和他合作者這一玄妙人格理論的嘗試也總是以失敗告終。
慶幸的是，由於眾多反對的聲音，Type C人格理論並沒有在學術界掀起太大的波瀾。然而，遺憾的是，由於艾森克的影響力， 仍然持續有研究會參照他們的發現，有元分析會將這些「震驚結果」納入考量，有教科書強調「高致病人格」的存在 。
直到2010年。作家Buchanan發表了艾森克的傳記，在其中他對艾森克的某些研究結果提出了質疑，特別是指出了 其中可能存在的利益沖突——艾森克和他的合作者Ronald Grossarth-Maticek長期受到英國和德國煙草公司的資助 。他們因而可能因此具有強烈的動機把癌癥的死亡歸因於某一種人格特征，而不是更顯然和被大眾所熟知的長期吸煙。很遺憾的是，這本傳記並沒有得到學界太多的關註。
時間來到了2019年，一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92年質疑論文的作者Pelosi再次發聲，在臨床心理學領域最好的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極其犀利的評論文章， 不僅綜述了 之前對於 艾森克研究科學性和倫理性的質疑，更重要的是直接呼籲相關部門對這些研究的真實性展開調查。 作者認為是時候糾正這些疑似的不可靠結論了—— 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些結果很可能不可靠，而如果放任其留在學術期刊上則可能嚴重影響心理學家和公眾對於相關問題的認知。 該雜誌的編輯David Marks進一步要求徹查艾森克的 61篇 相關論文。
文章一發出，立即收到了心理學領域，特別是臨床心理學和人格心理學領域的重大反響。更重要的是，艾森克生前所在的倫敦國王學院立即開始調查，並生成了詳細的調查報告。 他們一共指出艾森克26篇文章的結論是「不安全的」(unsafe)，並且表示在可能的條件下將尋求撤稿這些文章。 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調查中只羅列了26篇論文，遠遠小於David Marks指出的61篇，而艾森克傳記作者Buchanan則認為有問題的研究數量可能甚至遠遠大於61篇。
這一場風波仍在持續，對於人格和臨床心理學的研究影響可謂是難以估量。
所幸，在撤稿陰霾下， 至少對於科學心理學來說，前景仍然是無比光明的 。從2011年一篇臭名昭著的"預知未來"研究，和被發現作假的荷蘭心理學家Stapel（很遺憾又是敝校的。。）起始 ，心理學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查自清和要求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風潮。 這一風潮希望能夠改善心理學界以前"總想搞個大新聞"而不顧方法嚴謹性，甚或隨意操縱數據的情況；倡導更嚴謹、更規範化的科學研究；鼓勵對於經典實驗進行"重復研究"以檢驗其可靠性；同時鼓勵開放數據集、透明化研究方法和分析流程。 我想，正是這一風潮逐漸成為學術主流，才使得Pelosi在2019年的呼籲和以往任何時候不同，獲得了廣泛的關註和最終權威機構的介入。
作為心理學家，我們的目標是更好地理解個人、理解社會，從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一過程中，嚴謹的方法和統計，開放共享的心態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很遺憾，即使開放科學逐漸成為了國際心理學界的共識，在國內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 這一方面的先驅是@hcp4715 所帶領的團隊一直在國內倡導開放科學，感謝他們所做的卓絕努力）。 一方面，我希望大眾和媒介能對科學心理學更多關註、更多鼓勵（而不是鼓勵那些似是而非的"雞湯心理學"或者"行銷心理學"); 另一方面，作為心理學者，我感覺有責任也有義務從我們自身做起，倡導開放嚴謹的治學態度，不止是為了發文章，更是為了做出更靠譜、更重要的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艾森克和他被撤稿的文章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參考文獻（以出現的先後排序）
McCrae, R. R., & John, O. P.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factor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60 (2), 175-215.
Francis, L. J., Brown, L. B., & Philipchalk, R.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an abbreviated form of the Revise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R-A): Its use among students in England, Canada, the USA and Australia.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13 (4), 443-449.
Eysenck, H. J. (1994). Cancer, personality and stress: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Advances i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 16 (3), 167-215.
Denollet, J. (2000). Type D personality: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refined.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 49 (4), 255-266.
Grossarth‐Maticek, R., Eysenck, H. J., Boyle, G. J., Heeb, J., Costa, S. D., & Diel, I. J. (2000). Interaction of psychosocial and physical risk factors in the causation of mammary cancer, and its preven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methods of treatmen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 56 (1), 33-50.
Pelosi, A. J., & Appleby, L. (1992).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on cancer and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BM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304 (6837), 1295.
Amelang, M., Schmidt‐Rathjens, C., & Matthews, G. (1996). Personality, cancer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urther evidence on a controversial issue.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 1 (3), 191-205.
Amelang, M. (1997). Using personality variables to predict cancer and heart diseas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1 (5), 319-342.
Pelosi, A. J. (2019). Personality and fatal diseases: Revisiting a scientific scandal.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 24 (4), 421-439.
Bem, D. J. (2011). Feeling the futur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nomalous retroactive influences on cognition and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00 (3), 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