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出生的時候，恰好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中少有的太平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向衰落，無暇顧及海外殖民地，中國因而在那個時候得到了短暫的喘息機會。在長期的鬥爭中，各路軍閥的勢力都被削弱。1928 年 10 月 8 日，蔣介石宣布就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在這一年的 12 月，張學良東北易幟，歸順了南京國民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此時的中華大地，雖然仍有局部的戰爭，但卻是 1860 年以來最太平的時期。九一八事變發生那年，李嘉誠三歲。
1935 年春李雲經被聘為庵埠宏安小學的校長。1936 年的時候，李雲經被聘為潮安縣庵埠鎮崇聖小學的校長。於是，李嘉誠跟隨父親，轉入了崇聖小學讀書。為了減少李嘉誠上學路上的車馬勞頓，父親在崇聖小學後面租下了一間房子，門的上方掛著一塊牌匾，上書「讀書月齋」四個字。這就是李雲經為自己的臨時住所取的名字。在這裏，李嘉誠度過了兩年的童年時光。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時間很快到了 1937 年。這一年，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野心極度膨脹。他們於這一年的 7 月 7 日挑起七七事變，發起了全面武裝侵華戰爭。這一年的 8 月 13 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拉開序幕。在兩天之後，日軍對南京發起了猛烈的轟炸，不僅僅是軍隊設施，就連居民區也沒能逃脫他們的魔掌。
潮州雖然地處天涯一隅，但是也不像以往那樣太平。那些山河破碎、國土淪喪和日軍暴虐的新聞常常以醒目的標題出現在報紙上。
那時候，李雲經已經轉到了庵埠郭壟小學擔任校長職務，李嘉誠也跟隨父親，來到郭壟小學讀書。在這裏，李雲經在教書的時候，還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在 1939 年 6 月的一天，潮州也出現了代表著日本擴張野心的太陽旗。潮州的城區遭受了日軍飛機猛烈的轟炸。當天，縣教育局宣布，所有的學校停課。從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李雲經徹底失業了，只好帶著李嘉誠回到了潮州北門街面線巷的祖宅中。而在那個時候，李嘉誠還沒有從小學畢業，並且已經沒有了上學的可能。在日軍占領庵埠後，李嘉誠不敢隨便出門，只好把自己關在藏書閣裏，一心一意地讀書。在這期間，在藏書閣裏，他閱讀了文天祥、辛棄疾、陸遊等人的詩詞和傳記，也研讀了【史記】、【資治通鑒】等史書。他從中明白了許多道理，這些道理成為他日後經商和做人的一個準則。
1939 年的冬天，局勢更加惡化了。以前的潮州，是一個商賈雲集的城市，來往的船只和車輛是潮州繁華的符號。而現在的潮州，已經變得衰敗不堪，偶爾出現幾個行人，也都行色匆匆，面色蒼白。1940 年初，李雲經不得不帶著老母親、妻子和四個兒女，輾轉逃到澄海縣隆都松亢鄉，寄居在姨親那裏。不久之後，他們又逃到了後溝，投靠當時在後溝小學教書的胞弟李奕。
在 1940 年秋天的一個淩晨，李嘉誠帶著弟弟妹妹，跟隨著父母，李雲經一家老小六口人經過長途跋涉，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艱難旅程。李雲經一家提心吊膽，歷盡千辛萬苦，經梅縣、惠州、鯊魚湧來到深圳，最後在夜晚抵達香港，終於見到了親人莊靜庵。
雖然香港沒有遭到日本人的轟炸，得以保持經濟的繁榮，但是，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大量的難民不斷擁入香港，在 1938 年秋天廣州淪陷後更是到達頂峰。大量擁入的難民導致香港生存環境急劇惡化：既沒有足夠的糧食，也沒有足夠居住的地方。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供這麽多人就業。幾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份可供養家糊口的工作，但是，真正能找得到的人卻屈指可數。
李嘉誠一家來到香港逃難，是因為當時很多人認為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日本人的軍隊不敢踏入。但是，事與願違，就在他們來到香港的第二年，日本人的炮彈就落在了香港的土地上。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同一天，日軍也對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發起進攻。這一天早上，香港啟德機場和香港守備軍駐紮的深水軍營遭受了數十架日軍轟炸機的襲擊。僅僅幾分鐘，機場和軍營就化為一片焦土，英軍的防空系統癱瘓了。同時，大批的日本軍隊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對香港發起大規模的進攻。
即使實力對比懸殊，香港軍民還是沒有放棄抵抗。經過 18 天的抵抗後，在各條戰線都已瓦解、槍支彈藥都已耗盡且水源也被切斷的情況下，香港軍民被迫向日本投降。1941年12 月 25 日，港督楊慕琪簽署了投降書。從此，香港開始了日本統治的時期。
李雲經一家又回到了日軍炮火轟炸的噩夢中。一度繁榮的香港，轉眼淪為人間地獄。即使在香港投降後，日本軍隊的狂轟濫炸也沒有停止。香港投降後，日本軍隊放假三天，並且日本兵還得到允許「肆意妄為」的指令。那時，香港的街道上，隨處可見肆意掠奪、奸淫屠殺的日本人。
這就是日本人占領香港的目的：掠奪香港的大量財富，而不是發展香港。在香港，他們強制推行日本票制，廢除港幣，用不等價兌換的方式，使香港居民手中的錢成為一堆廢紙。香港的大量物資被貼上了「戰利品」的標簽，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導致香港本土物資奇缺，燃料稀少，公共交通陷入停滯的狀態，很多人不得不劈開木質家具，作為燃料。特別是糧、油、米、面嚴重不足，香港剩下的糧食遠遠不能養活 150 萬的人口。黑市上，最貴時的米價達到每斤 200 元。
為了應對糧食緊缺的狀況，同時也為了減少對香港的守衛資源的分配，日本軍隊從 1942 年 1 月開始，實行「華人疏散方案」，采取勸告、威脅、利誘等各種手段迫使香港居民離開香港，特別是疏散那些沒有生活來源、無以為生的人。到了 1943 年，日軍甚至在街上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在香港淪陷後一年的時間裏，估計至少有 50 萬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回家的路程也異常艱難。他們要冒著被暴徒、土匪打劫的危險，也有可能在饑寒交迫中死去。在日軍這種政策的壓迫下，香港人口急劇減少。到了 1945 年的時候，香港的人口已經由原先的 150 萬銳減至 60 萬。
在日本統治時期，香港的很多工廠被日軍霸占了，無法正常開工。無論從事什麽職業，都難以養家糊口。在這種情況下，李雲經決定，由莊碧琴帶領李嘉誠的弟弟妹妹們回到潮州老家，李雲經和李嘉誠暫時留在香港。
戰亂使一家人被迫分離，也沒有通訊渠道，相隔兩地的一家人都無法得到對方的訊息。在香港，李雲經、李嘉誠父子為生計而苦苦掙紮。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中，李雲經因長期的貧困生活和辛勞，不幸染上了肺結核。14 歲的李嘉誠不得不獨自挑起生活的重擔。
當時李嘉誠的年齡還小，一個月的薪資只有 20 港幣，勉強能夠糊口。為了照顧父親，李嘉誠在白天加倍努力地工作，晚上回來還要盡力給父親做些有營養的飯菜。李嘉誠勇敢地去面對眼前的逆境，他知道，他就是父親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為了父親能夠早日康復，他絕對不能倒下。但是，李雲經還是沒有挺過這個難關，在 1943 年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父親去世後，李嘉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在茶樓工作的差事，每天李嘉誠都要工作 15 個小時，而且還要不停地拎著茶壺穿梭於客人之間，因此回到家後他總是疲憊不堪。即使這樣，他仍然堅持在回家後看半個小時的書。在上班的路上，李嘉誠還喜歡做一個叫「不斷超越」的遊戲。那時的香港處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街上的行人不多。李嘉誠總是喜歡大步走，不斷地超越前面的人。後來，這個遊戲變成了習慣，伴隨李嘉誠的一生。
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香港又成了自由港。香港在日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由原來繁華昌盛的港口癱瘓成了一座死港——很多房屋都遭到了破壞，很多工廠也被迫被關閉，人口也由 1941 年的 161 萬銳減到 1945 年的 60 萬。在日本投降後，香港又由英國接手，此後香港以最快的速度恢復了往日的繁華。那些戰時被迫離開香港的人以每月十萬人的速度返回香港，李嘉誠的母親和弟弟妹妹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香港。
1946 年，香港的經濟逐漸走向正軌，各行各業都在復蘇。與此同時，香港的人口也猛增到一百多萬，一切都充滿了生機。
李嘉誠在塑膠廠工作的時候，每天清晨，李嘉誠都會早早地來到公司，整理出一個裝有樣品的大包，然後乘巴士，或者乘渡輪，來到顧客聚集的區域，開始一天緊張忙碌的工作。李嘉誠不是體格健壯的人，他身形清瘦，書生氣十足，頗有父親的遺風，但這並不代表李嘉誠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雖然裝滿樣品的大包沈重地壓在他瘦弱的身體上，但是他卻不覺得疲憊，李嘉誠仍然像在茶館時那樣，給自己規定了一天十六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李嘉誠於1950年開啟了塑膠廠的異常艱難的創業之路，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不久。從解放戰爭後期開始，大量躲避戰亂的人透過陸路、水路擁向香港，導致香港的人口急劇增加。1951 年時，香港的人口已經突破 200 萬。在香港，這批逃難過來的內地人被稱為「戰爭難民」，不過，正是「戰爭難民」的大量擁入，才使香港的資金、技術和勞動力都得到了大量的增加，同時，香港的市場容量也擴大了許多。
1950 年的 5 月 1 日，沒有鮮花，沒有鞭炮，也沒有來賓的祝賀，「長江塑膠廠」就在一個簡陋的工廠裏開張了。這時的李嘉誠還未滿 22 歲，年輕的廠長氣宇軒昂地對著 20 多名員工演講，宣布「長江塑膠廠」正式成立。他對員工們說：「我們廠子雖然小，但是我懂得塑膠行業，人家懂的，我們懂得更多；而我們懂的，人家卻未必懂。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工廠就會做大，大家的收入也會越來越多。」
當時，香港的塑膠廠成千上萬，而長江塑膠廠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家，沒有任何引人註目的地方。李嘉誠知道「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但是，怎樣才能使自己的事業有一個良好的開始呢？李嘉誠天天思考著這個問題。
雖然身為廠長，但是李嘉誠還是和做推銷員時一樣，每天工作 16 個小時。他知道，只有自己踏踏實實地走好每一步，才能使自己的「長江塑膠廠」真正成為大浪滔天的「長江」。
為了使自己的塑膠事業取得成功，李嘉誠不得不更珍惜時間。他通常會在每個月的月初為自己制訂一個月的計劃，每周進行一次總結。每天，他都會在臨睡前總結一天的工作，然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在「長江塑膠廠」成立初期，李嘉誠的工作表是這樣安排的：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外出推銷或者采購，而且要在別人恰好上班的時候抵達預定的地點。為了節省本不充足的資金，李嘉誠從不乘坐出租車。如果距離較遠，就選擇公交車；如果距離近，就步行。李嘉誠雖是溫和沈穩、不驕不躁的人，但是走起路來卻健步如飛，因為他時刻都在搶時間。既要節省資金，又要講求效率，那麽他只能提高走路的速度，以此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後來，疾步行走成了李嘉誠的一個習慣，他在 60 歲的時候仍然堅持這一習慣。據汕頭大學的師生回憶，李嘉誠在視察他出資興建的汕頭大學時，疾步行走在校園中，步履矯健，陪同他的年輕教師都氣喘籲籲，感覺頗為吃力。
到了中午，李嘉誠就馬不停蹄地趕回破舊的工廠，檢查工人們上午的工作情況，然後與工人們在一起吃簡單的工作餐。剛剛成立的塑膠廠很窮，沒有餐桌供大家使用，大家只能蹲在地上，或者七零八落地散坐在四周。看到這個情況，李嘉誠內心很不安。他不是依靠剝削工人而獲取利益的老板，相反，他不願虧待別人。而且他更清楚，如果員工們沒有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是不可能安心工作的。於是，他向大家保證，這樣的日子不會長久，他一定會盡快想辦法，解決大家的吃飯問題。不久，李嘉誠就兌現了諾言：在長江塑膠廠剛剛取得一點利潤的時候，他就拿出一部份錢，用於改善員工們的夥食和就餐條件，這個舉措起到了穩定員工隊伍的作用。他曾經對一個塑膠行業的同行說過這樣的話：「你必須以誠待人，別人才會以誠相報。」李嘉誠這樣說，不是沒有理由的。長江塑膠廠在建立初期的條件異常艱苦，廠房破敗不堪，工人們使用的機器也總出現問題，但是，很少有工人離開這裏。
到了晚上，勞累一天的李嘉誠也不會早早休息，他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完成：記錄工廠一天的收支情況，並制成賬本；記錄推銷的情況，使自己對產品的銷量心中有數；規劃產品市場和區域；設計新產品的模型圖；安排好明天的生產任務。即使在這種繁忙的工作狀態下，李嘉誠也沒有放棄自學。在李嘉誠的眼中，塑膠行業是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新原料、新裝置、新款式都在源源不斷地被開發出來，假如自己停留在已有的業績上高枕無憂地睡覺，那麽很快就會落伍。更何況，香港每天都會出現大量的新塑膠廠，而那些老廠子很多都已經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當時，長江塑膠廠成立不足兩月。因為意識形態存在著差異，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正處於冷戰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經濟封鎖，而英國身處資本主義國家陣營，自然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英國政府下令關閉所有對華貿易的進出口通道。由於中國內地是香港進出口貿易的主要物件，所以，關閉對華貿易進出口通道這一政策直接導致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量急劇下降，緊隨其後的，就是香港轉口貿易地位一落千丈。而轉口貿易是香港的經濟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