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沖突的原因和主要賽局點
鑒於201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出於擔心中國持續發展會挑戰美國的霸權，中美關系就明確走出蜜月期進入平淡期。美國政界2009年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和2012年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逐步將中國看作競爭對手來看待，川普提速了這一質變過程，並采取全面競爭加高壓的態勢。拋開純粹的政治和軍事不論（目前中國在這方面企圖心也不強，更多註重內部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中美之間沖突賽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產業政策和全面經濟體制方面，美國對中國政府強化經濟管理職能嚴重不滿，要求取消AI、半導體、5G和新能源等先進技術的產業鼓勵和補貼政策，要求中國進行長期結構性改革，也就是根本上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
第二，貨物市場開放方面，美方認為中國在特定商品如汽車等仍保持較高關稅；
第三，服務市場開放方面，美方認為中國國內在金融為代表的服務業方面存在進入限制；
第四，外商投資方面，美方認為中國存在非正式投資準入壁壘，如技術轉讓或者技術在地化等；同時認為中國未能按時放開汽車行業股權比例限制等；
第五，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美方認為中國存在技術在地化、同時存在商業機密竊取、線上版權保護不力等問題；
第六，貿易失衡方面，美方認為中國在中美貿易中享受太多貿易順差，搶走了美國人工作機會。
中美之間在貿易失衡、技術轉讓、美國商品采購和外資企業市場準入等方面，雙方幾番賽局後找到了解決辦法，如中國承諾「盡快」放寬汽車、船舶、飛機等行業的外資股比限制，2019年底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長期以來比較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由於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臨界點，自身國內產業升級的前提就是要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否則沒有企業願意進行技術研發，幾次交鋒後就找到共識。
由於第一個方面涉及到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經濟發展崛起的根本制度，中國經濟體制只會按自身發展需求進行演變，不會因為任何外力幹預而脫離自身執行軌跡，這方面分歧無解。這就是說中美爭端不光和貿易及關稅議題有關，這更關系到未來。是中美兩大經濟體重新定義彼此經濟管理和權力規則的鬥爭。中美將在市場制度和體制，競爭機制等方面進行長期賽局，在可預見將來看不到盡頭，未來將長期處於競合階段。
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概述
改革開放前面近20年中國主要是在處理國企遺留問題，對國內影響大但世界影響不大，只有局部如東部沿海形成了部份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經濟，但在整體經濟中占比不大。現有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真正始於1995年的國企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中國入世。1995年開始國企改革導致大量熟練技術工人下崗進入效率更高的民企以便「傳幫帶」教會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起碼的技能，並伴隨1999年高校擴招帶來源源不斷理工科輸送技術升級人才後備力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讓本已轉移到東南亞歐美日台韓企業加速轉移到大陸，帶來資本和技術的同時為中國龐大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和技能提升。2001年入世，讓在歐美日台韓企業就業的龐大剩余勞動力生產的產品可以更低關稅來對接國際市場。現有中國經濟發展自迴圈模式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1、中央層面透過原來的五年計劃現在的五年規劃，不斷根據變化的經濟狀況和戰略目標動態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升級計劃。
2、地方和國企改革後保留的企業負責落實中央相關規劃，地方政府主要負責行政區劃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中間雖然部份存在形象工程和部份基建腐敗，但不是主流）以便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國企改革後保留的企業主要負責跨行政區域的基礎設施施工（如原鐵道部和各種大型港口和遠洋運輸公司等）和涉及重大國計民生計畫的重大技術攻關（如國防、高鐵等）。
3、上世紀80-90年代，一方面勞動力就業不充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低下、國內儲蓄總額小導致資本不足。基礎設施和重大技術積累不夠和資金來源匱乏，以及勞動力就業不足，則透過出口加工導向型發展戰略來予以解決，外資讓中國勞動力解決就業問題，並迅速融入國際市場，在增加就業的同時，一方面對內表現為人民幣儲蓄增加，另一方面對外表現為不斷累積外匯儲備。
人民幣儲蓄透過政府控制的金融機制（包括股市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和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流入政府鼓勵發展的產業（這就是銀行金融機構經常面臨的哪類行業和產業可以貸款或上市，哪類不能融資或上市），這裏還包括為支撐產業發展配套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在中國主要表現為融資平台融資。
外匯儲備為下一步引進技術和產業升級奠定堅實基礎。很多開發中國家技術升級不快一大原因就是外匯不夠，因為技術密集型產業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純粹消耗外匯，而技術升級又是一個幾十年的長跑追趕行程，很多國家在此過程中就引發巨大外匯貶值的貨幣和金融危機（上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就出現這類危機）。
4、隨著外出就業常態化，從打工逐步變成定居，也就是城市化。隨著中國人收入不斷提高，也是面臨在城市定居帶來的一系列的「吃穿住用行」等支出。普通的「吃穿用」帶來一系列相關生活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行業發展，比較特殊的「住行」消費支出表現為購買住房和汽車，這兩個產業帶動了上下遊相關眾多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房地產帶動上下遊上百個產業發展。初期階段中國人買房主要還是滿足居住需要，後續在不斷上漲房價中才學會房地產投資。很長一段時間資本市場牛股也出現在地產、資源和與吃穿用有關的大消費類板塊。
當中國經濟走入這個階段時，就開始顯著表現出自我內迴圈的消費特征，但初期還不是特別明顯，後續隨著一二線城市中高收入群體不斷壯大（據國家統計中高收入接近3億，美國總人口也就3億多，雖然美國人均更富有，但是財富集中少數億萬富翁手裏，中產階級人數少很多，雖然人均高，但消費總量就旗鼓相當），這一內迴圈消費特征愈發明顯，表現之一就是國內從名牌服裝首飾到豪車遍地，在國外旅遊則是國人不論消費品還是不動產的購買都引世界關註。以至於2019年中國居民消費總額（約40萬億）接近美國，這是美國自1870年以來第一次遇到另外單一經濟體的消費總額可與其並駕齊驅。國際機構預計2025中國消費總額55-60萬億，大幅超過美國，這也為中國在面對美國打壓的最大底氣所在。因為最大單一市場存在，一方面導致其他國家垂涎中國市場，不願意和美國一道圍堵中國（雖然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會和美國一起搖旗吶喊，但實質經濟不會，歐盟與中國投資協定；東協10國+中、日、韓、紐西蘭、澳洲15個國家，正式簽署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另一方面即使美國單方面制裁我們也可以依靠內迴圈抵消美國單個國家的影響。
其實西方國家實作內迴圈為主經濟發展也走過類似過程，17-19世紀，那會沒有世界貿易組織，早先西方國家透過堅船利炮開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來掠奪原料和開拓國際市場，隨著出口不斷積累，國內居民收入提高，儲蓄增多帶來投資，慢慢就形成了內迴圈經濟為主的經濟模式，今天英美法德莫不如此。
5、為了實作上述四個迴圈，關鍵在於 產業 的引入，沒有產業也就沒有中央五年規劃的落實，也沒有老百姓收入增長和儲蓄增加，更沒有後續內迴圈城市化和內需市場。在中國特色的分稅體制下和政績考核制度下，完善的基礎設施、保姆式招商引資服務、對符合產業發展和升級的產業的近乎白送的工業用地、稅收優惠以及相關配套的人才、醫療和教育等政策，是吸引國內外產業入駐和發展的不二法門和強大重力。融資平台行政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企行政區域間基礎設施建設讓企業產品輸入輸出暢通無阻，因為完善一流基礎設施和24小時白加黑的保姆式服務讓資本生產無憂，近乎白送的工業用地、稅收優惠以及相關配套政策，讓那些符合產業政策的內外資企業只要帶著品牌技術和關鍵生產人員，用著融資租賃來的裝置就可以生產，極大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經營風險。以至於把整個產業鏈都搬來中國，業界流行只要被中國產業政策盯上的產業，在各地招商引資下很快就會物美價廉，直至產能過剩，比如鋼鐵、液晶面板、高鐵等。
三、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足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體大致如下：
1、基礎科學、基礎材料和戰略性核心技術缺乏
中國雖然快速的實作城市化和工業化，但是在基礎科學研究、基礎材料和戰略性核心技術方面依然不足，比如芯片領域從理論研究，架構架設，芯片設計，芯片制造裝置和材料、芯片制造等等都缺乏，這也是目前美國制裁我們最重要的手段。假以時日，具體套用層面的技術透過集中技術攻關是可以攻克的，那時中國經濟和技術的基礎更牢靠，一定可以實作技術方面的自我內迴圈。做為配套措施，資本市場層面則為參與這類產業風投資本創造資本市場有序結束的渠道，如設立科創板和實行註冊制。基礎科學不足，在美國限制理工科中國留學生去美的背景下，花費的時間會更長很多，這主要是關系到未來創新，而教育科研體系改革又是牽一發動全身。
2、產品品牌力不足
過於追求規模，缺乏對消費者心理精細化研究和開發相應的產品，導致中國形成巨大規模中產階級，而很多人去購買國外品牌，假以時日，透過對中國高層次消費者消費心理和習慣研究，可以透過類似於家電領域的民族品牌行銷策略來實作各個領域的內迴圈模式。
3、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高企、房價泡沫以及銀行不良資產較多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在引進不斷升級的產業，就要不斷完善基礎設施、采取土地和稅收優惠等政策。而且隨著基礎設施不斷推進，產業就不斷引入，城市就業人口不斷增多，就需要更多基礎設施和更多建設資金（沒區位優勢的地方基本上第一輪基礎設施下去就持續不了，比如許多區縣市及部份地級市）。而資金來源無外乎有二，一是舉債，也就是我們見到的政府融資平台融資，隨著經濟規模增大，導致政府隱性債務不斷膨脹；二是透過城市經營獲得收益，也就是拍賣土地，政府為了滿足不斷增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有意無意的推動土地拍賣價格上行。隨著地價推高房價，房價推高地價的螺旋向上模式帶來的財富效應，導致購房逐步從居住變成投資。房價泡沫越來越大的背景下，導致居民杠桿不斷增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長遠來看會抑制消費能力增長。
由於金融政策服從和服務於政府的產業政策，政府管制下金融機構在政府引導下，將信貸投入政府鼓勵的產業，而政府產業政策又不斷引導產業升級（最近幾十年中國產業升級速度全球最快），每次產業升級意味著淘汰部份企業和形成部份不良貸款。此外金融政策還引導甚至強制金融機構向承擔較大就業的小微企業貸款，小微企業本來就抗風險能力就差，再加上產業變化太快，很容易被淘汰而形成不良。
4、環境汙染過大，超出環境承載能力
各種產業的快速引進，對中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和人民身心健康帶來巨大威脅，尤其是石化能源大量使用，有色黑色金屬冶煉，化工計畫的上馬對環境破壞極大。中國對策是，一方面多年前就積極推進新能源汽車，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碳排放議程，最近又出台了「2030碳達峰」和「2060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大力發展光電和風電等清潔能源。這既是應對環境破壞和惡化之舉，更是在傳統產業已經完全滿足居民「吃穿住用行」的背景下，只有透過這些對環境友好的產業發展才能既創造新的供給又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國家在剛普及4G沒幾年的情況下，大力推進5G等資訊科技也是基於此目的。反應在資本市場，近三年中國股市主流賽道一是圍繞吃穿用有關的大消費類上市公司進行，二是圍繞5G（19年的主流賽道）、電動車鋰電池相關產業鏈以及光伏（20年至今的主流賽道）等清潔能源板塊。
四、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可能演變路徑
過去經濟發展模式，以出口導向為邏輯起點，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大幅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走到今天一方面中國城鎮化率超過60%，如果還是主要依靠出口導向（2020年出口總額大概占到經濟總量的16%），很難有國際市場能滿足這麽大的產能；另一方面美國害怕中國趕上甚至超過自己，因此不遺余力地打壓中國發展，甚至要與中國脫鉤。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上述經濟發展優勢和產業短板的現實約束，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快速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補齊相關產業短板，在「中國制造+中國消費」的基礎上，提高國內經濟迴圈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全球競爭力。最終形成 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並不是閉關鎖國、閉門造車，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不再重視國際經濟迴圈，而是強調透過補齊產業短板，進一步深化國內經濟迴圈，使得國外產業更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更加依賴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因此構建 雙迴圈新發展格局 是實作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和提升的可行路徑。
五、提升中國消費的可能舉措
未來中國經濟新格局是以內迴圈為主，消費能力是決定內迴圈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增加消費除了隨著產業升級帶來居民收入增多外，國家層面也要考慮抑制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幾大因素：
1、房價因素
在一二線城市，目前購房支付已經成為許多家庭的頭號支出，這嚴重影響到消費持續增長。為了消費增長的長期永續，政府開始出手引導房價有序上漲。而政府主導透過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產業升級和產業發展模式，自然蘊含著沖高地價房價的因子。因此控房價又與控制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和政府平台融資有關。要解決好這個問題，一方面要處理近40萬億的存量平台債務，二是要控制好增量。考慮到城市化行程、短期發展慣性、產業轉型和人民就業等因素，相當於部份地級市平台融資應該還存在十年左右的視窗期，一二線城市的重點區域可能時間更長。連續多年推出的限制平台融資的政策，基本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處理方式，未觸及平台核心問題。因為如前所述，平台融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非常重要，這是美國企圖施壓讓中國放棄而中國不願接受的事情。因此只要平台還有承擔這個推進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使命，國家更可能的是規範平台資金使用和融資規模，而不是一刀切式結束。當然具體怎麽規範，需要綜合考慮多重因素來予以確定。
2、教育因素
目前學前教育、課外輔導和學區房已經成為許多家庭的巨大支出，這也嚴重影響到消費增長。政府透過教育制度調整，不僅僅是增加財政負擔，更應該看到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支出會帶來稅收增長，只是涉及教育財政支出與消費支出稅收收入的匹配問題，要處理好這個問題就會涉及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問題。
3、醫療因素
以前醫療支出占據部份家庭支出很大部份，隨著醫保制度廣度和深度不斷得到提升，目前很大程度得到緩解。此外衍生出政府醫保支出占財政比例不斷攀升，為了應對這一狀況，國家開始推行醫藥采購的「集中采購制度」，以便緩解以藥養醫帶來的日漸加大的醫保支出。這項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果，其他領域也可能推進類似改革以提升經濟內迴圈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