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不是汉代皇权体制的帮凶，相反，他的很多观点恰恰是后世儒生反对派的源头。
在讨论【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明白：【春秋】、【春秋三传】以及【春秋三传】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尽管鲁国史官在【春秋】中留下了大量政治隐喻，但是其本质仍然是一本历史著作，即使存在隐喻，其所表达的也同样只是春秋时代的政治观点。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基本成书于战国后期到汉初之间，这一时期「大一统」的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公羊春秋所体现的更多是战国末期到汉初的政治共识。
春秋对汉代政治产生影响则主要发生在武帝朝以后，而此时政治形势与此前又明显不同，大一统帝国正式建立，其对于春秋内容的引用也鲜明的体现出了这种倾向。
作为公羊春秋代表的董仲舒与汉帝国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他一方面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撑，另一方面却也激烈反对武帝朝的大一统政策，这种复杂关系的根源在于，二者对于「大一统」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
就此而言，董仲舒是更多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战国末年思想家的最后一位精神继承者，也是后世儒生思想理路的开创者。
一、战国末年的思想共识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于以百家争鸣的视角理解春秋战国的思想状况，但是为了解释董仲舒思想的起源，一个首先需要理解的前提在于：战国末年，诸子百家之间已经开始高度融合。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末期的两部重要思想著作：【吕氏春秋】与【荀子】。我们今天习惯将【吕氏春秋】视为杂家的代表，同时也承认荀子除了传统儒学以外，还掺杂了部分法家的影响，从而培育出了韩非与李斯两位法家大师。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二者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相同的趋势，即在战国末年，诸子百家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他们之间的共识被逐渐强化。
如果说在战国中期，孟子与墨子还会相互攻讦，那么到了战国末年，随着各家之间的交流以及长平之战的结束，天下形势开始逐渐清晰，诸子百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共识性的话语与世界观。
诸子百家普遍接受了以【禹贡】为表征的世界观以及以五帝三王为核心的圣王谱系，二者分别从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大一统谱系，这成为战国后期所有思想家的理论基础。
在先秦诸子中使用「天下」一词最多的是【墨子】，共计526次，其次【管子】466次，第三即为【荀子】373次，【吕氏春秋】中则提及「天下」273次。这些词频明确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天下」已经成为彼时文化精英的共识。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战国诸子的天下观深刻的影响了秦汉时代，但是他们的天下观与后世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将秦汉以降的皇权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秦制」，那么战国末年思想家所构想的帝国蓝图则更像是一种改良版的「周政」。
对于彼时的诸子而言，新的时代已经近在眼前，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帝国与自身的关系，亦即在未来的帝国之中，这些文化精英应当处于何种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战国末年的思想家几乎都在强调「公」的重要性：
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这句荀子对秦国政治的著名评价中，便特别强调了秦国士大夫「公」的一面，类似的观点同样见于【吕氏春秋·贵公】：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基于这种对于公共性的强调，战国末期思想家们所构想的帝国蓝图实际上与秦王政及李斯们截然不同，如果说秦王政与李斯构想的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战国思想家的理想君主则是「垂拱而治」。
传统观念中，「垂拱而治」是一个典型的道家观念，但是在战国末期的语境中，垂拱而治已然构成了一种思想共识，只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并不相同。道家侧重于对自然的因循，法家则强调由官僚体系自行运转，君主只负责通过法术势对官僚进行管理，而儒家则希望更多发挥礼乐的作用。
尽管诸子对于「垂拱而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共性在于，面对庞大的帝国，诸子们都希望通过虚化君主个人的垂拱而治，使得帝国政治的运行遵循他们信奉的政治原则。
基于这一点，在战国末期思想家的构想中，即将到来的政治秩序不是通过帝国权威本身维系的，而是通过伦理、宗法等政治原则维系的，因此他们并未如同秦王政与李斯一样，构想一个「海内一统」的无上帝国，而是希望在列国秩序的基础上重建一种被修复的政治秩序：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在传统的解释中，往往将【吕氏春秋】中的这句话理解成「为秦国的统一论证合法性」，但是如果观察【吕氏春秋】中的其他段落，则会发现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其实并不关心「统一」，相比于兼并扩张，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更加关注君主的伦理秩序：
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 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致辞曰：愿为民请去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也，以为民请去炮烙之刑，必得民心， 得民心则贤於千里之地矣 ，故曰文王智也。
先己三曰：汤问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 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 」
基于这种视角重新审视「乱莫大于无天子」一句，与其说作者们是为了秦国的统一论证合法性，不如说他们是希望秦国能够取代周天子，重建周代的政治秩序。而所谓的「义兵」理论，更像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变体。
由此可以做一个小结，秦王政与李斯所构想的帝国体制是一种立足于统一之上的绝对皇权体制，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战国思想家们所构想的，则是由伦理秩序维系的列国政治体系，只是由秦王担任新的天子，二者在国际秩序以及政治原则两个方面均有差异。
二、汉初的政治思想与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
尽管最终秦王政与李斯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秦朝的崩溃，后战国时代的政治秩序呈现出后者的特征：分封制下的列国秩序而非统一的单一秩序、皇帝的地位通过宗法与伦理秩序维系，而非皇权本身的权威。
从话语和观念的角度而言，文帝时代集中体现出了战国思想家们对于「公」的理想，或许也正是因此，文帝也成为后世儒生所尊崇的对象：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上曰：「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
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
换句话说，尽管今天的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秦制两千年」的叙事，但是如果截取从战国末年到汉初的历史段落，我们会发现，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帝国蓝图才是一种共识，而秦制仅仅是出于秦王政与李斯狂想之下的「变态」。
【公羊春秋】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产生的。成书于战国末年到汉初的公羊春秋同样继承了战国末年的思想主张，作为【公羊春秋】特色的「大一统」理论同样应当置于的背景去理解。
今人在提及「大一统」这一概念时，大多将他视为皇权体制或者说秦制的代名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公羊春秋】最早提出这一理论时，「大一统」恰恰是周政的代名词，我们不应该忘记，「大一统」的前一句是强调礼乐意义的「王正月」。
在对策中，董仲舒对「大一统」做出了如下解读，我们从中所看到的，并非对于皇帝权威的推崇，而是对于礼乐秩序的强调：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在这一段落的结尾，董仲舒将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王道终矣」。就其本质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实际上对于战国末年思想家观点的变体，这种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战国末年，思想家们还没能清晰看到统一帝国的来临，因此其构想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列国秩序之上的，而随着汉初后战国时代的结束，列国秩序再一次终结，董仲舒的立论基础已经回归到统一帝国之上。
第二，董仲舒基于公羊春秋的特色，进一步与阴阳家的学说结合，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构想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然而，尽管如此，董仲舒依然是战国末年思想家的继承者，而不是武帝皇权体制的设计师，他的「大一统」所强调的依然是伦理意义上的政治秩序，而不是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董仲舒的「大一统」并非秦始皇或汉武帝的大一统，而依然是周天子与吕氏春秋的大一统。
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在武帝时代，董仲舒依然在强调「垂拱而治」，这一方面说明了诸子在汉初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董仲舒与战国末年思想家的延续性：
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当董仲舒的对策摆在武帝的案前时，董仲舒希望圣上能够通过大一统实现礼乐教化的理想政治秩序，然而武帝所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三、【公羊春秋】与武帝朝的政治
正如开头所说，「公羊春秋」与「公羊春秋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武帝欣然于董仲舒提供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大一统理论，但是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董仲舒关注的「王道」，他需要大一统理论为他实现更加伟大的事情，这一点被集中展现在「王者无外」这一观念之上。
【公羊春秋】在隐公元年、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三次提及「王者无外」，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抽象或者说观念的意义上使用，然而到了武帝朝，「王者无外」开始具象化，并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内外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就外部领域而言，「王者无外」成为武帝朝对外征伐的合法性来源。在武帝初期，越人相攻，东瓯向汉求援，田蚡认为「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而严助则反驳道：
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 又何以子万国乎？后闽越又攻南越，淮南王刘安 同样反对出兵，严助再次与其辩论：
汉为天下宗 ，操杀生之柄 ，以制海内之命。无论是「子万国」还是「汉为天下宗」，其所表达的均为【公羊春秋】王者无外的观点。通过强调汉朝对于外邦的责任，「王者无外」成为汉朝对外征伐的理论依据。
就内部领域而言，「王者无外」再一次确认并强化了帝国的至高权威。这一点集中展现在终军与徐偃的辩论中：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
徐偃在出使诸侯时，矫制允许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严重违背了武帝朝的盐铁政策，张汤对其弹劾，徐偃则以春秋之义反驳，认为大夫出疆在外，如有利民之举可以专断独行。
终军则同样援引春秋之义进行反驳，如今「天下为一，王者无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又何来所谓「出疆在外」呢？
两人的对话鲜明的展现了武帝朝政治的基本特征：第一，就观念角度而言，春秋逐渐成为思想共识；第二，从政治角度，终军对徐偃的反驳深刻的反映了从汉初到武帝朝的政治变迁。
就前者而言，终军所引用的公羊春秋属于齐学，而徐偃则属于申公的鲁学一脉，然而无论双方存在何种差异，即使是酷吏出身的张汤，同样必须通过对于春秋的辩论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恰恰说明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学正在成为一种共时性话语及合法性来源。
就后者而言，徐偃的做法实际汉初郡国并行时期的通例，然而在进入「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武帝朝之后，这个盐铁专卖的新世界，王者无外的大一统帝国已经容不下「大夫出疆，颛之可也。」
基于上述分析，公羊春秋的确为武帝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支撑，但是与其说公羊春秋适应了大一统时代的需求，不如说大一统帝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完成了对公羊春秋学说的改造。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分析董仲舒如何看待这个崭新的帝国，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建设者，董仲舒在武帝朝的政治生涯难称顺遂。相比于坚持王道的董仲舒，武帝显然更喜欢能屈能伸的公孙弘与年少有为的终军。
当董仲舒被政治流放为江都相后，当他的同侪一个个在朝堂上身居高位、舌战群儒时，董仲舒面对江都王的问题，依然劝谏道：
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董仲舒眼中的五霸，真的只有江都王么？
四、后董仲舒时代的公羊春秋
如果聚焦于具体政策，我们会发现董仲舒曾多次表达过对于武帝朝政策的不满，这种不满集中于汉书食货志中，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董仲舒主张：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这段话中包含了董仲舒四个方面的主张：第一，效仿古代的井田制度；第二，放弃盐铁专卖政策；第三，严厉打击奴婢问题；第四，轻徭薄赋，反对酷吏政策。
如果我们观察西汉后期的历史走向，儒生的意见几乎没有超出董仲舒在此处的框架，董仲舒的观点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儒生的集体性要求。但是在武帝活着的时候，这些反对意见均被压制了下来，董仲舒最终也只得落寞而终。
然而在董仲舒与武帝先后去世以后，公羊春秋与汉家的矛盾终于爆发，并最终引起了双方的激烈冲突与政治危机，而在那些儒生身上，我们依然能看到董仲舒的影子。
二者之间的矛盾首先爆发于盐铁会议上。在盐铁议中，贤良文学 「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对桑弘羊进行了集中攻击，而在桑弘羊的背后，则是儒生们对于武帝朝诸多政策的强烈不满。
在这些贤良文学中，公羊春秋发挥了重要作用，【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治【公羊春秋】，在其书种，贤良文学21次引用春秋，其中15次为公羊春秋，并且多处涉及董仲舒的观点。
之所以要强调董仲舒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处于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他是战国末年思想家在秦汉新时代的总结；另一方面，他向后世儒生揭示了如何在大一统的框架下维护王道，即使到了宋代，此类争论依然没有脱离董仲舒的框架，无非「与民争利」四字。
然而最终盐铁议的结果只是废除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经济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革。或许正是对于盐铁议结局的失望，公羊家走上了更为激进的道路。
以「公孙病已立」为导火索，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重新举起禅让制的大旗，要求汉室让贤，最终受诛：
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的主张不是个例，随着儒学势力的增长，要求汉室禅让的呼声一再出现，阴阳五行学说曾经是汉室合法性的依据，如今却成为插入汉室腹心的一把利刃。也许直到这时候，汉家天子才会想起来，「屈民而伸君」的下一句是「屈君而伸天」。
或许，这就是董仲舒留给汉家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