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法律问题，其他答主已经解释得非常好了。但是在围观了一些辩论后，我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支持刑讯逼供的人（以下简称支持者）通常喜欢举出极端情况来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某个能力很强的犯人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特别紧急而且危害特别巨大，如果他不赶紧交代很多人就没命了（例如【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里小丑安放炸弹），此时如果一味反对刑讯逼供就显得很迂腐。支持者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这种特殊情况，就不应该一味反对刑讯逼供。哪怕刑讯逼供造成了无数的受害者，但只要能够起一次作用就不能全盘否定，因为暴力虽然不对但管用，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乍一看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因为上面这种特殊情况实在是太罕见了，而在现实中刑讯逼供明明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极大地破坏了公信力，也极大增加了制度成本。而且即使不考虑法律问题，就算是一个人犯下了特别紧急且危害巨大的事情，为什么暴力就一定能够让对方交代呢？暴力也可能让对方紧张的说错话，也可能会加重对方的对抗情绪啊。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支持刑讯逼供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而否定刑讯逼供则需要一万个理由呢？为什么证明责任要落在反对者身上呢？
所以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教育子女是否应该完全否定暴力的合理性。对方认为，暴力状态纵有万般不好，但在紧急状态下是最有用的，如果小孩子马上要踏进火坑而不自知，无法说理和沟通，那么只能采用暴力了，而平等尊重的教育方式即使平时有一万个优点，但在紧急时刻还那么讲道理，讲究迂腐的「程序正义」，就会让小孩子遭受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甚至丢失性命，连生命都没有还谈什么权利和自由？因此暴力的权力是有必要保留的。
上面这种观点是非常常见的，它其实也是为专制和暴政辩护的常规思路。那么，这个思路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首先，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紧急状态下出现的问题，但对「紧急状态」的定义权是掌握在一方手中的，这使得 掌握权力的人倾向于将紧急状态给常态化 ，到最后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变成「紧急状态」，没有紧急状态也要制造紧急状态，这不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医学上有一种病叫做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说的是一些抚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使孩子处于虚弱的需要被照顾的状态，这样自己就可以通过照顾孩子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了，这样的抚养者害怕孩子自己做选择，所以总是强调「外面的世界非常可怕。」
其次，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尊重权利会导致大量的争辩， 却没有看到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对话中，才可能出现真正的沟通（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 ，才能够真正提高组织内部互相信任的程度，进而提升组织的整体凝聚力（而不是靠强压和说谎营造出来的凝聚力）， 而这种凝聚力是可以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巨大的行动力的 。应对紧急状态并不只有专制这一种方式，很多紧急状态需要的恰恰是双方密切配合，需要下位者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发命令一方照做」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局面，即使在强调纪律性的战争中也是如此。
因此，对暴力的执念往往源于心理的创伤。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被暴力和受压抑的状态下，他不仅很难反思和看到暴力的虚弱，反而 迷恋专制和暴力表面的强大和「管用」 ，觉得程序正义、平等、权利、尊重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是小孩子才相信的，这种油腻的虚无主义让他产生了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但其实是因为他的爱和信任的能力已经被摧毁了。 他虽然曾经受到权威的压制，但长大后却处处模仿那个曾经镇压他的权威的说话口气，因为他的内心想要拯救自己，创伤使得他强迫性地回到遭受挫折的心理发育阶段，想要 「重写历史」，但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拯救自己。
如何理解「自律者自由」？
辩论真的有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