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末有更新，简述了一下韩国政企关系史
原答案：
因为很多人认识事物的方式往往都只根植于第一印象，了解也往往浅尝辄止。
于是对他们而言，这个第一印象所形成的符号也就成为了其所代表事物的唯一标志。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滥用这个标志就好了，既不需要深入了解，又可以代表说我已经了解过了，是有资格谈谈这个问题的。
而在世界知识这方面，一谈到韩国社会的负面消息，人们如果想要利用大众普遍贫乏的韩国相关知识去解释，那么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最常见（客观原因+广大媒体的宣传），最突出（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自己「了解」韩国）的财阀。
于是「都是财阀的阴谋」出炉了，有没有让大家想到海峡对岸的同胞？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适用于「法国人爱投降」「意大利人打败仗」「北京官话是满族人的汉语」「客家话就是古汉语」。
大众是没有精力也没有热情去研究很多具体的领域的，但大家对于充满戏剧冲突的事件的兴趣又是永恒的。所以，韩国是财阀的阴谋，日本不是，当然日本也有其他的标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认识事物的态度是有害的。这样的态度能够形成的认知就包括:雪莉的离去是财阀的阴谋，陈洁仪被淘汰是大陆的阴谋。
这样的态度是很有害的。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在一个对韩国社会错误的认知下，肆意发展出韩国行将崩溃的结论。
结果只会不停地打脸吧。（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个剧本有点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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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韩国的政企关系发展史，相关论文真的很多，自己找一些看就好了。（比如说98年的财阀改革，我摘录了一点贴在评论区了，再比如说小股东运动。）我有时间可以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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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确实以大企业为其特色，也确实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存在有一定的政商勾结现象。
但具体的韩国的政企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先来两张图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最早的韩国财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光复时期。美国占领军将日本在韩财产没收之后转交给了大韩民国政府，随后政府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活动，将这些财产分期低价拍卖给了一些企业：包括政府关系亲密的商人，战争有功者和持有大量「地价补偿证券」的大地主。1984年的前五十大财团中，31家在军政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之后，在工业化进程中，朴正熙政府提出了「出口第一」的口号，大企业为了获得巨额补贴，实际上开始完成相应的出口指标。相应的，在威权体制下，朴政府也开始偏向大企业，
1973年韩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72.3%为大企业获得, 中小企业只占到27.7%。这27.7%的金融贷款大部分又为中等规模的企业所占有。在这个时候，谁能得到贷款，谁能成为大企业是由政府决定的，一方面官商勾结是真，另一方面，政府才是最大的操作势力。政府在决定什么样的企业的时候，往往更偏好于选择听话的而不是绩效最好的，因此，韩国的大企业不得不依附政府来实现自身的增长。这个时候的韩国财阀是屈辱的。
1959年8月至1960年3月, 财务部和韩国重建银行为55个重要的企业提供了174亿韩元的贷款, 李承晚的自由党从中提取政治基金62.9亿韩元, 其中的24.5亿韩元作为选举基金, 38.2亿韩元为非法所得。111983年, 全斗焕总统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 当包括现代集团在内的主要的大企业集团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 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支持全斗焕及及其亲信。拒绝捐献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 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拒绝捐献后的几个星期内倒闭。最终超过9000万美元的捐献被交给了ILHAE基金。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虽然需要讨好当权者，但受到当权者青睐的财阀在这种关系中也获得了弱治理带来的好处，甚至于出现了类似于转型国家的「预算软约束」的状况。这期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其实财阀无所不能的印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而在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确实有所弱化。金融自由化之后，韩国的大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资金自筹的能力，因此开始敢于跟政府叫板甚至干涉政府决定。（比如说1994年的第二代移动通讯产业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就摆脱了政府的控制。
1990年，卢泰愚总统（虽然其本身也是第五共和国前高层）迫使前50企业出让了3070万坪土地，在激起财阀们抱怨之后，卢泰愚拂袖而去，随后大财阀们便纷纷道歉或是闭嘴。再之后，发布过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财阀们往往会面临税务之类的一系列麻烦，于是渐渐也都学会了闭嘴。
政治献金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下错注后果也是严重的。现代集团出身的郑周永在选举的时候动用集团资金，同时猛烈抨击金泳三闹得欢，金泳三当选之后就开始了针对现代集团的报复行动。逼得现代集团的继任者郑世永发声明说「我们再也不卷入政治风暴」。（同在现代集团的李明博选择了站在金泳三一边）
金泳三上台之后做了很多事情：
1993年8月和1995年7月, 韩国先后颁布实行了「金融实名制」和「不动产交易实名制」, 这对于打击官商勾结和政客非法敛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93年7月, 韩国修订了【公务人员伦理法】, 规定四级以上的公务人员必须进行财产登记, 高级官员必须公布个人财产。1995年12月19日, 国会通过了【选举法】和【政治资金法】, 进一步规范选举过程和政治资金的筹措和使用。继任的金大中也搞了很多事（比如说小股东运动，在PSPD面前，三星，SK，现代都吃过瘪）
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正式就任总统的当天，韩国政府在其发表的【新政府的国政运作方向—国政理念、政府改革、外交政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政府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切断政经勾结，改革财阀的结构，把劳动的当作分配利益和分担痛苦的主体。具体的措施包括：
一、降低财阀负债率，不再让「大而不倒」成为共识。
1999年末财阀被要求将负债率降低至200%或更低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求企业到2000年3月底不再采用交叉担保贷款。企业还被要求从1999年起，改善会计体系并加强财务报告，以此来增加企业管理的透明度。这里简单说两句，一般情况下，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会先进行内源融资，然后是债权融资，最后是股权融资。盈利能力的高低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债权融资具有「税盾」效应，盈利性高的企业为了规避税收，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其次，债权融资可以制约由于高盈利带来的大量自由现金流，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管理层的处置权。而成长性高的企业则往往会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合同中对高风险投资行为的限制而更加偏向于股权融资。但大型企业因为具有大量的有形资产和很大的企业规模，自然会更加偏好债权融资。
二、弱化政企风险伙伴关系，政府逐渐退出一些市场活动，切割掉不必要的政企关系，也取消很多大企业的特权
三、强化金融机构和股东对财阀的监督
四、调整企业结构
金大中一上台便与各大财阀会面，要求他们改组大企业集团。之后，政府提出的措施主要有，清理整顿子公司和不动产，要求各大企业除保留3-4家或5-6家主要公司外，其余一律清除掉。要求协调企业领导层，吸引外部专家管理公司。卢武铉政府做得也很绝，总之进一步打击了财阀参与到与经营无关的事情中的可能。
「他在选举公约中表示:要重新加强对财阀企业的出资限制，以削弱财阀的影响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扩充事业的机会，并提出要照顾弱势群体等。」此外，卢武铉还向国民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韩国经济力量的分散化，消除韩国财阀集团经营上的暗箱操作，使韩国经济更具 ‘竞争力和透明度’」其实，韩国政府本身不断披露财阀的黑暗面，这本身就是它控制财阀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财阀干预政治不能说不存在，官商勾结也始终是存在的，可财阀再大，终究还是大不过官啊。
参考文献：
[1]张树焕.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向度下的韩国财阀模式研究[J].当代韩国,2010(02):73-81.
[2]马颖,周剑麟.政府权威与战后韩国的经济发展[J].亚太经济,2006(01):44-47+86.
[3]张振华.大企业主阶级与韩国民主化[J].当代韩国,2008(01):18-25.
[4]杨洪刚.韩国财阀政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4. DOI:10.7666/d.y65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