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Euphemia，本系列主要内容为城市化与城乡迁徙的理论、实践与困局，可能包含8篇短文。
引言
区域经济学创始人Walter Isard给出的经典解释，城市通过两种机制创造了集群效应，从而为厂商与消费者提供了成本优势：城市化集群经济与本地化集群经济。城市化集群经济是某地区发展某种特定经济部门，比如一个产业园里面有许多家汽车制造公司；本地化集群经济指某地区发展某个特定产业链部门，比如一个铁矿-炼钢-钢加工集群，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的浦项制铁。
工业区
远在现代产业政策理论出现之前，经济学家就注意到许多彼此业务接近的公司会聚集在一起，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那么地理位置的接近可以促进这种学习。在正式的场合，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订单学习；在非正式场合，企业之间通过鸡尾酒会上的言笑宴宴相互学习。地理位置的接近，对两家企业在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的相遇概率增加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正是 Alfred Marshall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区如何为其中企业提供正外部性的经典解释。
在今天看来，这个解释的说服力存在不少值得探讨之处，不过考虑到这个解释成形于1879年出版的Economics of Industry这一世界上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专著，我们无需对其过于苛责。Michael Porter之后拓展了这一解释，指出工业区的大企业通过订单外包可以带动小企业的发展，同时在一个知名工业区发展，可以吸引那些偏好消费该工业区产品的消费者，即生产商说服消费者自己的产品质量优良的成本降低了，从而获得市场优势。
我们通常可以遵循Khalid Nadvi的分类方法，认为工业区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集体行动获得的主动集群优势，一类是无需集体行动就可以获得的被动集群优势。工业区的地理位置可能是因为历史事件而延续至今，比如美国的硅谷 —— 因为几家早期开在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及其成功，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公司才来这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工业区几乎只有第一类优势。此外，有时企业无需付出额外精力，单纯的地理位置就能带来第二类优势，比如韩国浦项新月形状的良港让钢铁产业集群可以在这里实现从原材料进口到制成品出口一条龙铺开，降低了每个环节之间的运输和其他成本。
我们可以就此考察工业集群与工业区是如何促进城市化的。实证研究显示，不同的工业集群的活力大不相同，我们可以首先考察离农村最近的一种集群状态——传统工匠的集聚地。在这种集聚地，工匠们几乎没有能力创新、出口或者扩张，通常是家庭小型企业，劳动的分工和现代技术的应用很少，他们通常通过分享厂房、更好的劳动分工与社会资本的投入而获益。一些比较幸运的工匠集聚地可以演变成工业集聚，比原来有着更大的规模和更专业化的分工，让一个之前的农村集聚变成城镇，完成了城市化的初步。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显然最为关心是怎样的幸运可以帮助完成这一过程。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Hermine Weijland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研究（Hermine Weijland, Microenterprise Clusters in Rural Indonesia: Industrial Seedbed and Policy Target,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27, Issue 9, 1999, Pages 1515-1530），她对当地诸多工业集聚的案例分析表示，这些案例包括屋顶瓦片、藤制家具与简单纺织等当地农村地区常见的手工业，一个传统工匠的集聚区向城镇的转化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持续数年的市场扩张期。类似的结论可以见于Dorothy McCormick对非洲诸多代表性工业集聚的观察。这些观察还注意到，集聚内各个企业的集体行动常常迟缓而缺乏远见，所以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促进这些集聚的发展，比如建立培养职业工人的学校，提供基础设施等等。然而，有时候政府本身迟缓与缺乏远见的干预应该为工业区滞后的发展承担责任，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