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誌強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15日達成加沙停火協定，這為巴以和平帶來久違的一絲曙光。這份將於1月19日正式生效的協定分三階段實施，以色列與哈馬斯將實作停火，分階段釋放人質和被扣押人員，以軍從加沙走廊逐步撤離，並允許加沙民眾返回北部家園，大幅增加人道援助物資進入，最終開展加沙戰後重建。
這次加沙停火協定是內外多方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一是「美國因素」發揮了一定作用。拜登政府希望在離任前留下可見的外交遺產，近期明顯加大斡旋力度；當選總統杜林普則對哈馬斯和以色列方面加大施壓，要求在其正式就任前達成停火協定。「結束戰爭」是杜林普的競選承諾之一，這次停火協定「卡點」生效，也被一些人說成是「杜林普效應」發揮了作用。二是卡塔爾和埃及的斡旋功不可沒，兩國承擔了重要的溝通勸和工作，希望實作加沙停火和推動中東整體局勢降溫，同時凸顯它們的「地區和平斡旋者」角色。兩國也與美國共同成為這次加沙停火協定的擔保國。三是以色列與哈馬斯在長達一年多的激烈對抗後均陷入「沖突疲勞」，且各自面臨的內外壓力都不斷增大。哈馬斯方面損失慘重，亟需獲得喘息之機；以色列急切希望人質獲釋，加之美方不斷施壓，不得不做出妥協。為避免任何「更壞的結果」，雙方最終選擇達成停火協定。
推動巴以和平契合地區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在經歷長期的激烈沖突和嚴重的人道災難後，加沙停火協定實作了停火止戰的基本目標，對於後續雙方走向永久停火以及中東局勢降溫具有積極意義。不過，停火協定目前還只是邁向巴以和平的第一步，落實前景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首先，停火協定具有脆弱性。以色列國內對這次停火協定存在較大爭議。為了盡早換回人質而與哈馬斯達成停火，這與以方一直宣稱的「徹底消滅哈馬斯」目標相悖，相對於之前強硬立場表現得有所讓步，因而引發國內強硬派不滿。接下來一種無法排除的可能性是，總體上處於優勢地位的以色列隨時可能改變政策立場並重新開機戰端，這凸顯了當前這份停火協定的脆弱性。而哈馬斯方面雖然答應停火，但對以仇恨依然難解，巴勒斯坦無法獨立建國也將繼續為哈馬斯提供生存和行動空間。同時，以色列仍未放棄對哈馬斯的清除行動，釋放被關押人員和撤軍步驟存在模糊之處，隨著協定進入難度更大的第二和第三階段，雙方爭議與摩擦恐將難以避免。另外，巴以沖突與中東整體局勢高度聯動，地區局勢的風吹草動也可能導致戰火重燃。
其次，加沙戰後治理安排懸而未決，誰將在戰後治理加沙特別是哈馬斯的角色等關鍵政治問題還需進一步談判確定。一方面，圍繞加沙走廊的安全控制和治理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方面分歧較大，並未同意哈馬斯或法塔赫參與加沙戰後治理，以軍也未承諾完全撤離並可能隨時重返。而哈馬斯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加沙走廊的治理權，加沙戰後治理方案未有定論。另一方面，加沙走廊建築與基礎設施毀壞殆盡，人道危機深重，重建和救助所需的資金和物資規模巨大，誰來出錢和如何有序展開救助與重建等都面臨著巨大挑戰。
再次，美國角色存在雙重性和不確定性。雖然美國參與促成此次停火，但其恐怕難以改變偏袒以色列的基本立場，未來政策也具有易變性。接下來，美國政府很可能會繼續保持對以色列方面的支持甚至縱容，進而無法公平地保障停火協定得到落實，更難以在巴以持久和平問題上持續發揮積極作用。出於減少投入、增進美國現實利益等考量，結束沖突和避免新的中東戰爭是美國政府的優先目標，但其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在中東的外交追求可能也就僅限於此，不願為進一步推動復雜艱難的巴以和平投入更多精力和資源。
最後，通往巴以和平之路依然漫長。巴以雙方矛盾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耶路撒冷地位、猶太人定居點、難民回歸、安全控制權等關鍵問題的解決都不是那麽容易取得實質進展。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後雙方敵意加劇，更加缺乏互信，談判與和解愈加艱難。特別是處於強勢地位的以色列不願看到巴勒斯坦真正實作獨立建國，在國內政治右傾化與強硬派的掣肘下，以色列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會輕易松口。雖然圍繞巴勒斯坦問題集聚了越來越多國際共識，但巴以雙方力量嚴重失衡以及美國政府的親以立場，導致「兩國方案」久久難以得到實施。
2023年10月至今，新一輪巴以沖突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和外溢性影響震動世界，巴勒斯坦問題在中東局勢中的根源性地位更加凸顯。相關各方應該汲取教訓，珍視加沙停火協定提供的和平契機，朝著以「兩國方案」為目標實作巴以持久和平相向而行。展望未來，巴以和平行程路雖艱，但國際社會應繼續誌不移，這個目標既值得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高度期待。（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