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開始暫時退乎，本來是今年最後一嗰回答、現在便乘今年最後一篇文章了。
首先我要推一下這嗰回答
卯金刀前輩答的很好、包吃住，一佰昏。但評論區裏各路高士、外加有些微博上的四方賢達的正氣凜然屬實是看得我心態失衡；而另一些雅士們的表現（見下想法）則看得我肚裏脹氣，以至於實在繃不住放了個屁。
首先這嗰屁想崩掉的就是什麼「資源分配不均」之類的泛泛而談——這純屬是「最大的一嗰筐可以裝任何東西」。現在lib-left們正在揮舞著這嗰破筐試圖把群眾的憤懣都兜在裏面、然後一股腦甩到某些利益集團上面來證明學生「正常娛樂活動」的無辜；另一群更不加掩飾的、直接以投降主義面目示人的大V弄潮兒則放棄了和「利益集團」的鬥爭選擇當鴕鳥、跪著乞求能「眼不見心不煩」。但很不幸， 馬克思主義不是某種利益集團理論。
馬克思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關註商品對於整個社會的馴化中提出的觀點不是為了探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二元結構之間的無限迴圈，生產關系不是簡單的權力關系指南，而是整個社會 方方面面的意識形態的綜合 : 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所謂的上層階級管理者， 每一個 人都在商品霸權的生產關系中承擔了作為 每一個 階級的 每一個 部份的所有參與、權力以及責任。(與世界上存在 只剝削他人的壞人 和 只剝削自己的好人 的市民世界觀相對立)那麼，伊裏奇主誼者不會簡單地劃一條線說「這邊事普羅文化而那邊就是布爾喬亞文化」——用伊裏奇的話說就是"專政不意味著摧毀工廠，銀行和布爾喬亞的各種社會機器，相反意味著會有普羅階級的工廠，普羅階級的銀行和普羅階級的社會機器"，這和無文派（暴雪威客內的反列派系）的【普羅階級將會塑造一嗰以他們為主的全新建構的社會、否認普羅階級在建立隨議文化時必須利用過去的文化遺產】正好相反。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活動的意識形態內容在各階級間是可以転化的——足球本來是「工人體育」（也一度是第三世界國家表現自身主體性的途徑）、今天卻成了訓練市民的法西斯主誼動員儀式；有些上流社會的社交舞蹈最初是農民的發明……同樣，歷史上隨議revo後，普羅派對也積極動員群眾參與改造舊書舊戲舊藝術而並不僅僅是一禁了之（比如對芭蕾舞這一殿堂技術的挪用和繼承）。
傳說【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創造的，而是地主階級創造的，當時要搞減租減息，地主階級用【白毛仙姑】來嚇唬人民，後來人民將她變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變成我們的……現在應該高一些，不僅土地改革過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那麼，無產階級憑什麽不能像擁有「無產階級的各種社會機器」那樣擁有自己的舞會呢？伊裏奇主誼者並不急於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為此問題目前為止仍缺乏必要的 抓手 ；真正觸怒馬列主義者的恰恰不是舞會而是有些人急不可耐地用 正常 二字給舞會辯護：
把高考教育工廠的扭曲視為某種「異化」，而後浪們的生活才是「異化」之後所應當復歸的生活，這只不過重復人道主義的囈語而已，只是將資本主義的現狀投射到未來社會，在這種觀念下將不會有任何現實的運動正是這嗰「現狀投射到未來」的過程遮蔽了我們理解這一問題的抓手——現狀並沒有真正得到批判而直接偷渡到了未來。對於「現狀」（時間限定）來說，南斯拉夫一線城市高等學校（地區限定）的舞會到底起了什麽作用？
透過聖保羅學校看到的是一個微型社會的縮影，在更加多元化、民主化的社會發展中，並不意味著機會的更加對等性。在這種所謂的 「美式民主下」 ，似乎階級概念被不斷弱化，然而透過聖保羅的精英教育，我看到的是階級仍然存在，只是隨著社會發展，階級概念在不斷被「隱形」，精英們利用他們的才智使得這種隱形階級深入人心，使得特權變成了一種隱性的存在，並且維持著這種隱形階級的穩定與平衡。那麽這些精英是如何讓隱形階級長期維持著一種平衡呢？首先，想要維持這種隱形階級的平衡，就需要面對等級制度。在聖保羅學校中，這些精英要學習的並不是如何培訓自己的技能，提升自己，等著去被選擇，他們在這裏是學習 如何去選擇別人的能力與判斷力 。因此，聖保羅這樣的教育機構的作用是為精英們的未來社會生活和文化做準備，會更加註重學生眼界與能力的培養。
（眼界培養）
聖保羅培養的不是跟從者，他們是在培養這群「未來的領導者」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在一種美式勤奮觀下，精英們相信：所有的努力可以帶領他們走向想要的地方，只有努力和勤奮才能夠有收獲。看似更加民主、多元的氛圍，卻在多處體現出「等級」的概念，餐廳的沙發只有高年級學生才有資格落座，低年級學生無意坐下似乎是對高年級學生的冒犯；新生的「菜鳥之夜」看似是慶祝的表象，又實則掩藏下了多少冒犯之意？在重重現實之下，精英們發現了這種特權的存在， 小心翼翼地維持著這種特權，卻又極力地淡化這種存在 ，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對。透過經歷去逐漸適應這種隱形階級的存在也是精英們必不可少的一堂課。以開學就餐這一例來說，新手精英們因不知道如何選擇正確的服裝而苦惱，為在新的環境中如何避免做出不合時宜的舉動而拘謹，但是這種「就餐儀式」在聖保羅中並不少見，精英們隨著就餐儀式經歷的次數不斷增多，能夠很快掌握其方法技巧，也能迅速掌握這種機會，利用這種機會使自己不斷往上爬。聖保羅為精英們創造了一種氛圍，將其自身放在等級制度的頂端，透過無休止的練習，讓精英們深切參與到這種階級制度中來，只有透過這種重復的練習，精英們才能適應階級的存在，不受階級制度本身對他們的束縛。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淡定的掌控等級制度。在聖保羅中學，精英們深諳如何去耍淡定的把戲，他們需要一種表演，將所有努力和勤奮的結果淡化為不費吹灰之力的成果，將慌張與拘謹的內心掙紮淡化為表面的 淡定 。瑪麗這樣永遠被焦慮牽制，惶恐不安的學生、卡拉這樣永遠無法找到淡定點的學生，在這個學校或多或少都會遭到一定的排擠，他們無法表現出「自然天成」的氣質，與這裏其他學生多少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正如文中所說，成為一個精英的關鍵是表現出屬於群體的正確身體行為，身體的一舉一動也體現著權力關系中自身的位置。因此，在聖保羅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如何 淡定的掌控階級制度 ，對精英們來說，是一條漫長的修煉之路。
這類文化圈層於現代階級社會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鞅米鬼畜的區別主要在於：鞅米鬼畜中學普遍有舞會，所以上下區別在於更高端和更低端的舞會；南斯拉夫普遍沒舞會，所以上流學校的舞會規格也不用多高、有就行了。這裏身邊統計學①嚇——采訪了一位在隔壁壬帶附中讀過書的左友對舞會傳統的印象：
大部份同學在集體舞前都視集體舞為負擔，避之不及；不過舞後倒是對集體舞態度積極了很多。（有端聯想：「不是因為信仰才要跪下去，而是跪下去了就有信仰了」）
很顯然不是說舞會直接就有一種「資產階級本性」或者「隱性統治能力訓練功能」。它在當代塞裏斯起這像的作用首先是成本問題，很多下九流學校不敢投入成本開舞會這大家都能理解——別跟我說「開個差點兒的舞會又花不了幾個錢，純粹是你們學校的校領導官僚主義嚴重」，且不提各地升學壓力差異、我倒想問問「開明官僚」這種人才的「人力成本」用不用花錢；恰恰是因為有人花得起錢有人沒錢，於是舞會及其禮儀文化就具有了資產階級圈層排他性的社交功能，成為了布爾喬亞後代及其「太子伴讀」們（占四中八成的中小資產階級子弟）更易習得的「密語」——或者說，在不討論「舞會文化的真實歷史起源」的問題時，這種密語的 發明-學習-使用其實就是同一嗰過程的不同方面 。當然可以說無產階級可以有無產階級的舞會（倒也不必指著派對高幹舞會說那就是普羅階級舞會，不過cr時期也禁了——當然這不意味著我支持一刀切）、就好像普羅階級也可以有無產階級的國家，但問題是這些東西的內容本來就只能靠普羅階級的revo實踐改變。（而統治階級吸納被統治階級的文化成果卻是容易的、在今天的新目田主誼神球上那更是相當容易的）
這裏我想參考伊裏奇和盧森堡對國政體制的爭論：當羅莎腦子犯渾要求「保衛Demo制度不受布爾喬亞暴力的侵害」時，它實際上恰恰把工人階級囿於甲議國家的內部——沒有像伊裏奇那樣旗幟鮮明地提出「砸碎-重組」才能擁有普羅階級的國家。
那麼回到舞會問題上，目田派們的問題不就在於——他們相信舞會的形式本身是中立、正常甚至無辜的嗎？以至於他們把四中舞會直接不作反思地肯定下來「透過改進教育資源分配以至於都辦得起舞會」、而對作為南斯拉夫特色高級教育一部份（顯然舞會不是聖中高級之處的全部，也只有在這嗰「全部」中舞會才發揮這像的作用）的舞會牽扯出的文化資本問題熟視無睹；而且還一定要盡力撲騰把水攪混，把←÷的集體文娛活動傳統簡單地和今天的四中舞會替換/對立（上三嚇箱還有工農兵大學就已經鮮明地體現了對文化資本的問題意識）——當然還有更爆笑的幹脆就弄不明白啥是階級再生產的、更蚌埠的對自己的西馬/後結構理論選擇性失憶的。
不要理解的太快，所有的理解都是為了不再繼續理解所找的借口。那麼這種狀況的消滅到底是依靠單一主體良善願望的改進還是無產階級的行動？
作為工人國家，蘇維埃專政之所以是極權的、恰恰是因為它成功把每嗰人都卷入了階級戰爭中並把普羅階級嵌入了國家機器裏。而回到舞會問題，這種改進要如何 考慮群眾意願和鼓勵群眾參與 ？這一問題的實踐探索過程就是「取消這種正常」的過程（就好像雲堇和申鶴創作樣板戲劇的過程一樣）。
那麼為什麽lib-left們不幹脆承認，他們所謂 向上平等和向下平等的二分法根本上就只是「上」一定比「下」優越的同義反復 、實際上他們對文化的全部觀點都是布爾喬亞的尾巴？即是說，正因為他們肯定上流文化才是「正常」的、上流才對下流有了領導力——即上流的生活方式才真正成為了一種 受尊重 的生活方式。在史太林時代，企業只有積累基金沒有消費基金，前者經常被董事和經理分了去從事「上流」娛樂，但在國家和勞動者雙向塑造的勞動崇拜（來自暴雪威客的工業英雄主義和來自俄國農村蔑視權威快意恩仇的鄉土文化）面前，管理階層被視為消費動物而遭到敵視、所以史太林時代的工人很有階級意識和行動能力（推動了大清洗）；自1960年代初以來，蘇聯領導人開始將一種「消費天堂」視為社會發展的目標， 這種天堂應該滿足每嗰蘇聯公民「不斷增長的需求」 ——蘇聯社會不再有創造一嗰全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的思想、而是采取了增加物質商品消費並因此形成消費型社會意識的道路：赫魯曉夫取消了董事基金、讓企業基金大部份用於給工人建設福利設施；社會上，勞動-消費成為了新的公眾活動、高保障社會帶來的則是消費品消費的熱衷(保障品消費透過企業福利來擔保)；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的珠寶和奢侈品貿易達到了整嗰蘇聯時期的巔峰——同時我們看到的是蘇式法團下工人意識到衰落和市民品性的傳染。
當然這裏不是來論證勞動崇拜＞消費崇拜的——嚴格來說二者都是甲議的一體兩面，並且可以確認的是在隨議更高級的階段也要揚棄勞動崇拜（不過揚棄也意味著真理只能作為謬誤時刻的副產品出現），但至少可以說明文化的問題遠比布爾喬亞的尾巴們想的要復雜。
而布爾喬亞的尾巴們、利益集團理論愛好者們和生活在好人壞人遊戲中的市民們則只會用應激反應澄清聖中另外八成中小布爾喬亞的無辜。他們不能理解太子伴讀是訓練統治身段和天潢貴胄體察民情的一環、也不能理解 單純的數量不能直接解釋任何東西 ——如果誰人多誰就有決定性的力量豈不是說普羅階級才是甲議真正的主體了？更不能理解即使同為小資、貝爾格萊德的小資和冀州的小資也不是①種小資——謎底就在謎面裏，恁都有天龍戶口了就別碰瓷兒嘞。這裏復讀一遍卯金刀的回答作為尾聲便再合適不過了：
龐大的邊緣內地人口向幾個中心區域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有的地方的人負責打工就有的地方負責當老板，教育的區域不平衡恰恰是這一生產關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