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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活下來，就是這一天裏最偉大的事情
我是「抑郁研究所」的所長，我叫任有病。
2018年1月，在北京安定醫院抑郁癥門診，我拿到了一張診療單：「重度抑郁癥，中重度焦慮癥，伴隨嚴重自殺傾向，建議立刻住院治療。」
置身於車輛川流不息的城市街頭，嗆鼻的霧霾和此起彼伏的鳴笛聲，逼著我反復審視這種無法抑制的孤獨感。任何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都讓我精神敏感，一張張人臉在我眼裏無限放大，顯得無比突兀。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孤立、絕望、無所適從——「抑郁癥為什麽會發生在我身上？」
病恥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從頭到腳地浸透了我。
究竟發生了什麽，讓我陷入抑郁的泥潭裏不能自拔？
不記得從哪天開始，我頻繁地做噩夢，重復著童年被父母家暴的畫面，一次次從心悸中驚醒痛哭。醒來後失魂落魄，大腦越來越遲鈍。
反復的夢魘、失眠、耳鳴和神經衰弱……我一天比一天更沒力氣起床洗漱，在電梯裏也會隨時睡著，過馬路時回想起昨夜的噩夢，瞬間就失去控制身體的能力，驚恐發作，全身木僵。
我以為只是神經衰弱，就去三甲醫院掛了睡眠科。結果去的所有醫院都把我轉去了精神科——醫生告訴我，是重度抑郁癥。
「抑郁癥的發生就像扳機慢慢被扣動，給扳機施加的力就是壓力性事件，子彈就是最終引發的抑郁癥。而不同扳機的承受力強度，決定了這顆子彈會不會出膛。」
臨近春節，我不得不回到病源般的家鄉，心情如同在給自己的童年奔喪。
為了得到寬恕，我把診療單發給父母。還把「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了馬賽克，以免他們自罪自責。
生長於革命年代的父輩人當然不會買抑郁癥的賬，我爸當著親戚們的面指著我罵：「喪著這張臉給誰看？有你這樣的女兒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恥辱。」
倫理關系充當著最精良、最狡猾、最有效的社會壓迫工具，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並且那些被馴化出的善良，持續地傷害著我，讓我覺得自己愚昧軟弱。
這種對過去完成時的自我否定，將我的生命意誌摧毀殆盡。
「很遺憾，我未曾見到過好的‘愛的榜樣’，對被愛這件事再不敢抱有任何期望。強烈的病恥感讓我越來越自卑，更害怕自己會因病徹底失去價值。」
那是人生中最難熬的一個月：坐錯地鐵，在樓梯上摔倒，記憶力快速衰退，在神經性貪食和厭食的兩極奔走，我變得害怕人群，越來越不敢出門。
除了抑郁癥本身的軀體癥狀之外，抗抑郁藥物的副作用讓我手指震顫、心悸絞痛。我幾乎不能正常地工作了，每工作1小時，就不得不躲進衛生間裏哭20分鐘。即使白天強撐著把工作做完，晚上回家也要靠在沙發上流兩個小時的眼淚。
抑郁像是大腦在發高燒，痛起來像手握一塊燒紅的炭，被灼燒得皮開肉綻，在麻痹和燙醒後再次撕裂傷疤中迴圈。無法忍受的時候我甚至想，是不是死亡才是越獄的唯一方式？
現實生活中，大家都在過各自的難關，而我被囚禁在噩夢的監牢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如同西西弗斯般重復著苦難勞役，刑期望不到頭，巨石卻張牙舞爪地要把我壓至幹癟。
「你有沒有在濃霧中開過車？路燈下很清冷，往日熟悉的街道成了夢魘裏陌生的鬼城。何時可以到達目的地，仿佛永遠是個未知數。」
我質問自己，活著的意義是什麽？
每天走上街頭，我都在想：如果現在倒下，下一秒被車撞死，也不會幹擾到誰吧？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茍活著？
我極力掩飾著糟糕的狀態，可愈是想掩蓋，就愈是捉襟見肘。我為自己的存在感到深深的羞恥。
親近的朋友問起我為何面對日常生活如此緊張，我低著頭承認自己的抑郁問題，怯懦得像只鵪鶉。朋友如釋重負地朝我笑著說：「原來是抑郁癥啊，我前女友也得過。我們清華校醫院開得最多的，除了消炎藥就是抗抑郁藥物了。」
那段日子朋友怕我出事，每晚接力給我打電話。有一天我覺得所有的眼淚都流幹了，他們依然不掛電話：「不想說話可以不說，哭一會兒也行，我等你哭累睡著了再掛。」
「為什麽要為一個病人浪費這麽多時間？」
「因為你值得。」
這五個字擊破了我一直信奉的「價值交換是一切關系的尺度」。他們無條件的陪伴和不求回報的善意，讓我重新建立起自己值得被愛的底氣。是你們浪費在我身上的時間，使我變得如此珍貴。
也讓我明白，此刻沈穩睡去，明天能夠再醒來，就是生活當下的意義。
24年前，父母給了我第一次生命。飽受折磨的我，為自己執行了無數次死刑。
24年之後，我人格的重建、生活熱情的重新開機，全是由朋友們饋贈的。這一次，是我自己把自己生出來，賦予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意義。
「不把對生活的企盼和欲望寄托給外界。學會愛自己，就不能只靠外界的正向反饋活著。」
「你能原諒全世界，為什麽不能原諒你自己？」
除了日常服藥外，我也接受了心理咨詢。有一次咨詢師問我：「你能夠原諒謊言欺騙，原諒施暴者和傷害你的人，為什麽不能原諒你自己呢？」
我終於停止了自我審查：被傷害並不是我的錯，不必為抑郁癥而自罪自責。原來自己才是最需要被照顧的小朋友。我開始慣著自己，專註於感受快樂：寫詩，讀劇本，彈琵琶，夜間漫步，玩詩詞接龍。不吝嗇為取悅自己而傾註時間，「無意義」成了我的出口。
「過往的創傷就像一顆釘子釘在墻上，即使拔除了依然有個礙眼的洞。抑郁癥令我反復地盯著這個洞看，周而復始地回憶釘子釘入墻面時的恐慌。但是當我把目光移開，原來墻邊有一片綠葉，桌邊有一本書，視野再拉得遠一點，我看到了窗外的整個花園。墻上的洞還在，但我已經不在意了。」
在「無意義」的時光裏，我的感受從物理空間和現實苦痛中抽離出來，遲滯了很久的思維漸漸活躍起來。我變得想要探究美學，享受陽光和食物，嘗試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最後一次去安定醫院復診的時候，我在心理咨詢室門口捕獲了兩只小熊，滿心歡喜地拍下來分享給朋友們。
我知道，我又活過來了。
在孤獨這件事上，我們並不孤單
抑郁癥不是喪，而是在所有值得歡欣的時刻都喪失了快樂的能力。對抑郁癥患者說：「想開點，正能量一點。」就好比對禿頭的人說：「請你的發際線振作一些吧。」
「你都會得抑郁癥，那些先天殘疾的就不要活了。」
「誰還沒有點壓力，動不動就得抑郁癥也太矯情了。」
2012年，那個叫「走飯」的女孩用生命的結束引發了社會對抑郁癥的關註。從此這條微博遺書，成了病友們的樹洞。然而人海中，還隱藏著無數個「走飯」。
他們沒有住院，沒有哭天搶地，只是日復一日地同緊追不舍的黑狗打著疲勞戰：用「沒關系，我可以，我還好」去回應「正能量暴力」。
公眾語言環境似乎到了一個談抑郁色變的臨界點。躁郁癥、社交恐懼癥這些精神病理學名詞被焦慮行銷催化，語言純潔性流失後，更像一塊狗皮膏藥的標簽。
是我們太瘋狂，還是他們太麻木？是人病了，還是社會病了？
我分享了自己的抑郁康復日記，收集身邊病友們的治療歷程，學習研究用求生本能去對抗求死傾向。每天都有很多病友來找我，漸漸地，散落的孤島開始匯聚在一起，構建出「抑郁研究所」這個屬於病友們的棲息地。
「我知道，我能做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就是放縱你去尋求你的解脫。可是當你縱身一躍時，我還是忍不住去拉你的手。」
於是，我創辦了「抑郁研究所」。
「最親的人讓我去死，勸我留下來的卻是陌生人。」
對抑郁癥患者來說，每天睜眼醒來，就像是又開啟了一場馬拉松。不知道跑了多遠，不知道什麽時候到達終點。但馬拉松的意義不在於輸贏，而在於奔跑。
在一次次自我掙紮的深淵裏，互相救贖的懸崖邊，每一次打卡，都是病友們最大的努力：活下來，就是這一天裏最偉大的事情。
「嘀，幸存卡——今天是我確診抑郁癥的第40天，我已經12小時沒有想自殺了。」
「嘀——今天是我抑郁的第2年零20天。我此刻好想死，但是我還在堅持活下去。」
…………
抑郁作為一種不適感，是人體的自我保護機制，它是我們走向死亡的緩沖區。
提醒你不得不停下來去反思：過去我同自己、同世界相處的方式，是不是哪裏不太對？
「抑郁研究所」，就像一座精神康復學院。
當我們被敏感孤獨放逐，不妨像古希臘城邦的自由辯論那樣，在圓形廣場前探討「槍炮、病菌與鋼鐵」，實驗社會性人格與自我需求的平衡，重構意誌以負荷生活的真相。
希望你從這裏康復離開的那天，不必再為抑郁羞愧，而是覺得「我畢業了」。
回望這段經歷，能平糊地接受「抑郁曾經是我的一部份內容」。
從來沒有標準能定義我們生活的輸贏，在你跑累了的時候，讓我來幫你拍拍身上的塵土，一起席地而坐：「不如我們看會兒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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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抑郁這件事上，你並不孤獨
所長任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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