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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安機關參與解決不在職權範圍內的社會矛盾，無疑是激化矛盾
當維穩的重擔壓向公安：一場關於權力邊界與社會治理的深度思考
「警察同誌，我鄰居家的狗老是在晚上叫，吵得我睡不著覺，你們快去管管！」
「我老公最近沈迷遊戲，都不給我生活費了，你們趕緊把他抓起來教育教育！」
……
諸如此類的「報警」電話，在基層派出所幾乎每天都在上演。這些看似荒誕的訴求，卻折射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實：公安機關，這個被賦予維護社會治安重任的部門，正越來越多地被卷入各種社會矛盾的漩渦中心。
正如原文所指出的那樣，一些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習慣於將公安機關視為解決一切矛盾的「萬能鑰匙」。無論是鄰裏糾紛、家庭矛盾，還是勞資爭議、醫患沖突，只要一出現問題，就立刻想到要請公安機關出面「擺平」。這種「遇事找警察」的思維模式，看似是尋求幫助，實則是將公安機關推向了風口浪尖，也讓「維穩」二字，背負了越來越沈重的負擔。
一、公安機關被「萬能化」：維穩困局背後的深層原因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將公安機關「萬能化」的現象？我認為，這背後至少隱藏著以下幾層深層次的原因：
**社會治理體系尚未完善，基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基層組織的作用發揮不足，導致大量社會矛盾無法在萌芽狀態得到有效化解，最終只能上升到需要公安機關介入的程度。
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公安機關共受理群眾報警求助1.4億起，其中涉及矛盾糾紛的警情占比高達70%以上。數據來源：公安部2021年全國公安機關工作情況
這組數據觸目驚心，也揭示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大量的社會矛盾，並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疏導和化解，最終都匯聚到了公安機關這裏。
**法治意識淡薄，部份群眾缺乏依法解決問題的意識。**一些群眾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不是透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寄希望於公安機關的「強制力」，甚至試圖利用「報警」來給對方施加壓力，達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近年來頻頻出現的「醫鬧」事件，一些患者家屬在醫療糾紛中，不是選擇透過醫療鑒定、司法訴訟等合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而是采取圍堵醫院、毆打醫護人員等極端方式，給社會造成了惡劣影響。
**公安機關自身定位也需要進一步厘清。**長期以來，公安機關承擔了大量的社會管理職能，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這種「萬能」的角色定位，使得公安機關在面對一些本不屬於自身職責範圍內的社會矛盾時，往往難以置身事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二、當維穩的板子打向群眾：權力邊界模糊帶來的危險
將公安機關視為解決一切矛盾的「萬能鑰匙」，看似是「方便」了政府和群眾，實則是飲鴆止渴，其帶來的危害不容忽視：
**模糊了權力邊界，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和濫用現象。**當公安機關的權力過度擴張，介入到原本不屬於自身職責範圍的領域時，就容易為權力尋租和濫用提供空間，損害群眾的合法權益。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護所謂的「穩定」，不惜動用公安機關的力量，對正常的信訪、維權行為進行打壓，甚至出現「截訪」等違法行為，嚴重侵害了公民的憲法權利。
**激化社會矛盾，損害政府公信力。**當群眾的合理訴求無法得到正常渠道的解決，反而遭到公安機關的「壓制」時，就會加深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甚至引發更激烈的社會矛盾。
2009年發生的「甕安事件」，就是一起因為政府處理群眾訴求不當，最終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典型案例。
**分散公安機關的警力資源，影響其主責主業的履行。**將大量警力投入到處理各類社會矛盾中，必然會擠占公安機關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資源，影響其主責主業的履行，最終損害的是全體公民的利益。
三、跳出「維穩」的怪圈：構建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如何才能跳出「維穩」的怪圈，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社會治理模式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轉變政府職能，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政府要從「全能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將更多的社會管理職能下放到基層，發揮社區、村委會等基層組織的作用，及時化解矛盾糾紛。
例如，可以借鑒國外社區警務的經驗，將警力下沈到社區，讓警察與群眾「零距離」接觸，及時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糾紛。
**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引導群眾依法理性維權。**要透過多種形式，加強對公民的法治宣傳教育，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法律意識，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避免采取過激行為。
例如，可以設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為經濟困難的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和代理服務，幫助他們依法維權。
**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形成社會治理合力。**要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群眾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糾紛解決渠道，形成社會治理合力。
例如，可以推廣「楓橋經驗」，充分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
**明確公安機關職責定位，使其回歸主責主業。**要明確公安機關的職責定位，使其集中精力履行好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犯罪、服務人民的職責，避免其被過度卷入各類社會矛盾中。
例如，可以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警務機制，明確不同類別警情的處置流程和標準，避免公安機關在處理社會矛盾時出現「選擇性執法」的現象。
維穩，從來都不應該是公安一家的事，更不應該是以犧牲公民權利為代價的「維穩」。只有構建起政府、社會、公民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才能真正實作長治久安，讓「維穩」不再成為一個沈重的社會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