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特朗普近日威脅將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加征高額關稅。這一表態無視相關國家之間多年來業已形成的緊密聯系和經濟一體化大勢，與貿易便利化自由化原則精神相違背，將對全球和地區供應鏈造成破壞，削弱國際機構的威信，美國自己的企業和消費者利益也將受損。
作者：恩歷克·杜塞爾·彼得斯
(Enrique Dussel Peters)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中墨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
整個2024年，美國拜登政府一直在威脅要對墨西哥征收新的關稅，特別是對中國公司在墨西哥生產的電動汽車加征關稅。當選總統特朗普的「胃口」則更大，聲稱要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並把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的商品關稅上調到25%。要知道，2023年，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占當年美國進口總額的43%左右。
在這些威脅後面，有什麽樣的背景呢？
首先，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日益加深。2016年特朗普首次參加總統競選期間，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始於2022年的「安全外包」 (security-shoring) 政策是美國對抗中國戰略的延續。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是當前對立局面的核心，在科技創新和全球技術鏈方面尤為明顯。
其次，美國是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對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化尤為關註。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等機構對全球關稅的下降發揮了作用。美國對進口商品的關稅平均水平從1990年的3.3%持續下降到2008年的1.23%，但此後又有所上升，2017年達到1.41%，2023年達到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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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國的關稅因國而異。2023年，對中國征收10.4%的關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征收0.09%和0.26%。也就是說，特朗普要把對中國的關稅提高6倍，對加拿大提高約280倍，對墨西哥提高約95倍。
第四，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自2009年以來，中國已成為拉美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僅次於美國。對於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魯等拉美國家來說，中國已經是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第五，近年來，包括墨西哥在內的一些國家同中美兩國的貿易往來形成了一種「新三角關系」——不是中美「二選一」，而是「既有又有」。經合組織及其投入產出表顯示，在墨西哥對美出口總額中，由中國產生的附加值占比從2001年的不到1%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7.5%。
盡管如此，對墨西哥出口貢獻最大的還是美國公司。進入21世紀以來，在墨西哥成立的美國企業一直在從中國進口零部件，然後進行組裝。隨著中國的技術升級，它們也在降低成本和及時交貨方面嘗到了甜頭。這些美國企業是墨西哥對美出口中，中國高附加值零部件大幅增長的主要來源。如果特朗普口中的關稅真的在2025年得以實施，它們也將是墨西哥受影響最大的公司。
一個相關的例子是：2023年，墨西哥新增燃油汽車銷量的20%產自中國，而五年前這一比例還不到1%。但目前，從中國進口的汽車大多仍是西方品牌，如通用、福特、基利斯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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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實說明，美國政府並沒有充分理解美國、中國和拉美地區之間深刻的新貿易流動和一體化現狀，特別是在墨西哥。這些聯系是花費了幾十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包含了成千上萬家企業和生產線，並且很難替代——至少需要好多年，而且不論對企業還是消費者來說，成本都不低。
不僅如此，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影響更為嚴重，或將不可逆轉地動搖當前全球貿易流動的基礎，也就是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的最惠國條款，該條款要求各國向所有夥伴提供相同的貿易條件。美國單方面征收關稅，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中加墨三國的反制措施，將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導致新的歧視性單邊主義擡頭，提高消費者價格，削弱國際機構的威信，就連2020年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期間親自簽署的【美墨加協定】也將備受質疑。該協定中特別包含了上面討論的情況，也就是域外國家在區域增加值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情況，但與特朗普現在提出的關稅相比，協定中規定的關稅水平要低得多。2026年，【美墨加協定】將進行復審，屆時的談判空間可能很小。
鑒於加拿大、中國、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現有的產業關系，以及全球的相互聯系，特朗普新政府應重新考慮其政治主張。而中加墨三國則應在21世紀以來富有成效的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繼續強調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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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Fly in the face of reality"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來源：中國日報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