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聞：
日本自民黨九月將選出新總裁及新首相，您怎麽看待這次日本的政壇變化？
特約評論員 庚欣：
人們都在關註美國大選，誰知道岸田突然棄選，就使得日本政壇會發生一個類似美國大選的「換帥」動蕩。而且這次日本自民黨總裁的改選，其實就是首相的改選，因為日本和英國的體制很相似，就是執政黨總裁自然出任首相，而目前日本自民黨雖然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是還沒有哪個在野黨有實力能夠取代自民黨，所以九月份的這次選舉就顯得非常重要。
這次的選舉是日本政壇少有的在重大變化背景下舉行的選舉。首先是最近自民黨內正在出現派閥解散、重組，「群龍無派」、各行其是的狀態，而且自民黨由於外部支持率降低，壓力很大，導致日本自民黨內的改革呼聲特別高漲；其次是美國大選在即，如果是特朗普卷土重來，將會對美日關系及日本的外交、內政都形成重大壓力；再次，就是日本自民黨正好也處在一個「世代交替」的壓力之中。因為伴隨安倍被刺和岸田、菅義偉等相繼辭任，自民黨的世代交替也成為了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
現在已經有十幾個人表示要參選日本自民黨新總裁或新首相，誰會勝選呢？我覺得應該從岸田為什麽辭任中找原因，進而觀察日本新總裁或新首相需要具備哪些岸田缺乏、又是自民黨乃至日本所需要的條件。
第一，岸田辭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自民黨長期維系的派閥政治保守、僵化、貪腐並缺乏自律、自凈能力，導致在社會上的支持率大幅下跌，使自民黨內上下都感受到了改革的巨大壓力，自民黨急需重振旗鼓，清除弊端，改變形象。岸田就是這樣說明自己下台的最主要原因，他要自己帶頭辭選、辭任，表明支持改革的態度。而這一點，即能不能夠大刀闊斧地帶領自民黨除舊革新，就成了新任總裁或新任首相的首要任務
，或者說，也就是自民黨各方衡量、選擇新任總裁的首要條件。
第二是經濟上，從十幾年前的「安倍經濟學」開始，日本的經濟政策一直存在缺乏均衡的弊端，特別是實質性的經濟結構改革滯後，卻過度力推「量化寬松政策」等，使得日本經濟出現了重大失衡。日元暴跌、物價飛漲，民眾生活經受了戰後少有的動蕩和沖擊，這也是自民黨支持率大跌的主要原因。而能不能積極穩妥地帶領日本度過目前的經濟困境，就成了新任總裁或新任首相的主要任務
，或者說，也是自民黨各方衡量、選擇新任總裁的主要條件。
第三是外交層面，應該指出，相對上述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壓力，日本政府在外交層面受到的國內壓力略小一些，但是由於岸田上台這三年，過度依賴美國，比如對拜登政府的陣營對抗、「印太」戰略等，全力配合、討好美國，而沒有註意兼顧與中國、俄羅斯、北韓等鄰國的關系。可是美國現在面臨大選，很可能出現政策的重大調整，這就使得日美互動及日本的對外政策或將陷入被動的困境之中。而近幾年，日本過度投靠美國，使日本在和鄰國的地區關系中失衡和被動甚至是倒退，都對日本構成很大的壓力。因此，能不能夠在外交上堅持自主性，或至少能做到像安倍在任時既維護和美國之間的基本同盟關系，又兼顧日本與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正常互動，這就成了新任自民黨總裁或新首相的重要任務，也是衡量和選擇新任領導人的重要條件。
目前浮出水面的各位參選人，可能都要接受上述檢驗，同時得到自民黨內尤其是多數現任議員的認可，才能取得勝算。
直新聞：
最近，日本和印度等不斷走近，您怎麽看？
特約評論員 庚欣：
日本和印度走近，特別是這幾年表現得很突出，其實有多重利益驅動。第一是存在一些超越日印雙邊關系的大背景，第二是出於雙邊自身因素的利益驅動。
所謂「大背景」，主要就是美國加強「印太」戰略構築的大背景，這裏首先是美國的利益驅動，而美國這個戰略不僅是針對中國，也包括針對俄羅斯、北韓半島乃至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及全球的整體布局。日本和印度，無論是從他們的自身利益，還是從在亞太地緣關系中的利益出發，都需要依靠美國來使自己的國家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們恰好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戰略構築一拍即合。「印太」這個概念其實最初也是日印兩國的學者最先提出的。這是目前日印走近的第一大利益驅動。
所謂「出於雙邊自身因素的利益驅動」，是日印一系列政治、經濟、地緣關系上或共同或不同的自身利益驅動。
比如，在歷史上，日本與印度之間一直保持著比較好的政治關系。二戰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印度法官巴爾作出的有利日本的判定，至今為日本人所熟記。印度是日本在亞洲或者是在世界上少有的沒有太大歷史恩怨的國家，所以日本特別看重日印之間的互動。
再比如，日、印和中國之間，都存在著一些結構性問題。作為中國的兩大鄰國，在歷史恩怨、領土糾紛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各方都存在著明顯的矛盾。這次日本和印度的 「2+2」對話，也引起了中國的關註。不過，日、印與中國之間的矛盾，也有各自的復雜性，需要區別對應。
同時，日印雙方走近還有一些出自經濟方面的深層考量。比如日本一直認為，印度在經濟上有很多優勢，值得日本高度重視。第一，印度的智力型密集勞動和非物質資源性出口使印度經濟有一定的穩定感，被日本認為可以作為中國的替代選項，因為日本覺得嚴重依賴中國的經濟關系風險太大；第二，印度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較低，軟件業發達，還具備英語能力；第三，印度潛在的中產階級規模較大，是新興的大市場，這對日本也很有吸重力；第四，印度在產業結構和勞動力類別上與日本互補性比較高。日本高度成熟的產業結構和高水平的制造業，如果與印度發展中的經濟、密集型勞動為中心的產業結構和具有競爭力的知識密集型資訊、生物工程產業等相結合，對兩國都是有利的。
日本畢竟還是個經濟大國，印度現在也必須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盡管日印這些年的經貿關系發展並不盡如人意，日本各界對印度投資環境等也有很多不滿，但仍然留下了很大的合作發展空間。所以，日本依然在對印度的發展援助以及推動經貿合作方面力度不減。
但是，由於日印並非近鄰，特別是印度方面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特點，限制了日印經貿關系的實質性深入發展。日印經貿關系與中日、中印關系還有很大差距。而美國大選等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也使得美國「印太」戰略缺乏實質性的經濟和利益支撐。再加上俄烏沖突爆發之後，涉及對俄政策問題上，日印和日美都有較大的分歧與差異。所以，日印雖然有很多利益驅動，但雙邊關系也並不平坦，還有很多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