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那一聲廣播，宣告了無條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讓全球生靈塗炭、傷痛無盡的浩劫，總算是落下了帷幕。按國際慣例，戰敗國得給戰勝國賠款，補償戰爭造成的巨大損失，日本自然也逃不掉。當時啊，盟國初步估算日本得賠540億美元，咱中國作為被日本侵略時間最長、受害最深的國家，理應在這筆賠款裏占個大頭。估算下來，中國該拿賠償款的40%，也就是216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大概有496億元呢。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呀，背後可是咱中國十四年抗戰裏，軍民傷亡超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的血與淚啊。
日本戰敗後，雖說國內經濟被打得千瘡百孔，但也不是一無所有。他們在戰爭期間從亞洲各國搶了不少資源和財富，這些不義之財可讓他們的家底厚實了不少。據估算，日本當時能用來賠償的資產還是挺可觀的，就算扣除維持基本民生的部份，也有能力支付巨額賠款。按國際賠償標準慣例，戰勝國拿到的賠償一般和戰爭損失、受害程度密切相關。咱中國抗戰打了十四年，大半國土都淪陷了，城市、鄉村被日軍炸得稀巴爛，搶得精光光，無數家庭流離失所，經濟更是瀕臨崩潰。
從東北的重工業基地到沿海的通商口岸，從繁華都市到偏遠鄉村，各行各業都遭受了滅頂之災，工廠停工、農田荒廢、商業雕敝，損失大得沒法估量。再看看那些受日本侵略時間短、受害程度相對輕的東南亞國家，像緬甸都拿到了2億多美元賠款，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更是拿到了8億美元賠償。咱中國作為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付出的犧牲那麽慘重，496億賠款那可是根據國際準則和實際損失算出來的合理份額呀，拿得那是理所當然。
日本投降當天，蔣介石在重慶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提出了「以德報怨」的對日方針。他在演講裏宣稱「不念舊惡」「與人為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強調只把日本軍國主義軍閥當敵人，而不是日本人民，呼籲國人別報復，別搞冤冤相報。這演說乍一聽挺大度的，可實際上暗藏玄機。蔣介石在國際輿論都盯著的關鍵時刻，急著展現所謂的大國風範，塑造仁義之師的形象，卻把咱中國人民十四載抗戰的血海深仇給拋到了腦後，連戰爭賠款的事都沒提，這就給後續放棄索賠埋下了伏筆，也讓日本看到了逃避巨額賠償的機會。
1949年，菲律賓總統季裏諾存取日本後，想拉著中國一起向日本索賠，就派特使來中國和蔣介石商量這事。那時候的蔣介石，可是處境艱難啊，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局勢那叫一個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國際形勢變化莫測，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扶持日本，想讓日本當他們在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橋頭堡。在和菲律賓特使的會談中，蔣介石居然說：「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這話說得好像挺公平似的，可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小算盤打得劈裏啪啦響。他想迎合美國扶持日本的戰略，好讓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多支持國民黨；同時呢，還想借此展現自己的「大國風範」，在國際上樹立個仁義的形象，可他全然不顧咱中國人民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和損失，把民族的血淚訴求都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蔣介石這違背常理的決定，背後的動機那可是復雜又自私。其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他急著討好美國。美國對日本態度變了，蔣介石就想跟著美國的步伐走，好換來美國在國共內戰中的支持，不惜犧牲民族應得的利益，還把日本當成制衡中共、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統治的潛在幫手。其二，蔣介石還想利用日本牽制蘇聯。他擔心蘇聯在中國和亞洲的勢力擴張，幻想日本能在東亞局勢中擋住蘇聯南下，所以就不想過度削弱日本，在賠款問題上一讓再讓，想用懷柔政策拉攏日本站在自己這邊。其三，內戰的緊迫局勢讓蔣介石亂了方寸。
他急需資金和物資來擴充軍備、維持軍隊戰鬥力，還天真地以為對日本寬容點，日本就能在軍事、經濟上回報他，甚至還打起了收編部份日軍為己所用的如意算盤，可他沒想到日本只是在利用他的軟弱，拖著賠款，恢復自己的實力。
岡村寧次，那可是日本侵華部隊的頭號人物——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再到後來的多次「掃蕩」作戰，他都是侵略戰爭的急先鋒，推行殘酷的「三光政策」，無數中國百姓都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可就是這麽個罪大惡極的戰犯，戰後卻和蔣介石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投降前夕，岡村寧次還想負隅頑抗，甚至打算集結兵力擁兵自重。
然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演說讓他看到了轉機，他立馬轉變態度，發表了【對華處理綱要】，要求日軍只向國民黨軍投降，協助國民黨接收，武力抵抗中共武裝。蔣介石為了利用岡村寧次的軍事才能對付共產黨，對他百般庇護。1945年9月，岡村寧次被何應欽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同年12月，蔣介石還親自接見岡村寧次，對他拒不向八路軍投降，讓國民黨軍順利接收表示感謝，還關心他的生活健康。
之後，岡村寧次搖身一變，成了蔣介石的秘密軍事顧問，把自己在侵華戰爭中與八路軍作戰的經驗編成了【剿共指南】，供國民黨軍參考。在戰犯審判問題上，蔣介石更是公然袒護。東京遠東軍事法庭多次傳票要求引渡岡村寧次受審，蔣介石政府都找各種理由拖著、拒絕著。1948年，在國內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岡村寧次被送上了上海軍事法庭，可這審判就是一場鬧劇。
蔣介石授意軍方代表主張岡村無罪，審判長石美瑜在高層的壓力下，無奈地宣判岡村寧次無罪。1949年1月26日，這個雙手沾滿血腥的戰犯居然大搖大擺地當庭釋放，乘船逃回了日本，這簡直就是對正義的褻瀆，更是蔣介石為了一己私利、不顧民族大義的鐵證。
二戰結束後，國際局勢那是風雲變幻，美蘇兩大陣營迅速進入冷戰對峙狀態。美國為了全球戰略布局，拼命扶持日本，想把日本打造成在亞洲遏制共產主義的前沿陣地。日本一下子從戰敗國變成了美國的「寵兒」，得到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政策扶持，這可給中國的索賠之路設定了巨大的障礙。1951年9月，美國單方面主導召開了舊金山和會，公然把中國排除在外，這種無視中國作為戰勝國、受害國權益的行為，簡直就是對國際正義的踐踏。在和會上，美國強行推動簽訂【舊金山和約】，規定各受害國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國的財產充作賠償外，只能讓日本提供勞務性服務作為補償，這實際上就是給日本逃避巨額賠款開了綠燈。
蔣介石政權為了迎合美國、維持和日本的關系，好實作「反攻大陸」的美夢，在1952年4月，和日本簽訂了所謂的【日台和約】，宣布自動放棄日本的賠償責任，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正統」地位的表面承認。這下可好，中國在法理上本應有的索賠權，就被蔣介石政權為了一己私利給拱手相讓了，中國人民應得的賠償就這麽打了水漂，無數英烈和同胞的血與淚都沒得到應有的慰藉，日本的戰爭罪責也沒能得到徹底清算。
新中國成立後，綜合考慮國際形勢、中日友好的未來等多方面因素，也做出了放棄政府索賠的決定。一方面，新中國剛成立，急需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改善國際環境，和日本實作邦交正常化是很重要的一步，適當放下歷史包袱，展現友好姿態，有利於拉近和日本民間及部份有識之士的距離，為後續的交流合作開個好頭；另一方面，中國也知道戰爭給日本普通百姓帶來了傷痛，不想把戰爭的苦難以索賠的方式延續到下一代日本民眾身上，這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人道主義胸懷。不過，中國放棄的只是政府層面的索賠，民間索賠可一直沒停過。
這麽多年來，無數遭受日本侵略迫害的中國勞工、慰安婦幸存者及其家屬等，都勇敢地站了出來，在艱難的困境下向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發起索賠訴訟。他們不顧自己年事已高、身體虛弱，在中日兩國之間奔波，就為了討個公道，讓日本正視歷史、承擔罪責。盡管面臨著日本政府的推諉、司法程式漫長等諸多困難，他們始終沒有放棄，這份堅持彰顯了民族的堅韌和對正義的執著，也時刻提醒著世人，歷史不能忘，正義終會來。
蔣介石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決定，給中國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在經濟上，少了一筆可觀的資金用於戰後重建，讓本就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復蘇變得更加艱難，工業、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發展都因為資金匱乏而滯後；在國際地位上，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維護自身權益時的軟弱，損害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尊嚴和威望；在民族情感上，嚴重傷害了中國民眾的感情，無數英烈的犧牲、百姓的苦難都沒得到應有的補償，民族的傷痕也難以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