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發在經濟學頂刊AER的文章——Gagnon & Goyal (2017),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正好可以用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篇名為【社會網絡、市場和不平等】的文章分析了： 傳統的親緣和鄰裏關系如何受到市場化改革的沖擊？誰最有可能在市場化改革中成為那些「下海」的人？誰的生活在這場改革中變好了？誰的生活又變差了？
我們先看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市場不發達的時候，基於親緣鄰裏關系所組成的社會網絡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可以構成一個非正式的社會保障系統。從小的方面來說，比如你正要燒飯，卻發現家裏沒醬油了，而最近的超市在5公裏以外，那怎麽辦？只好問鄰居借——當然你明白，鄰居借給你的前提是，某天如果鄰居醬油沒了他也可以問你借。因此這個鄰裏關系就成為了一個可以保障醬油不斷的保險系統。當然，人生裏還有很多比醬油大得多的風險事件，比如種莊稼的遇上旱災，打工的工廠突然關閉，又偏偏遇上家人要錢看病。在沒有金融市場，也沒有商業保險可以買的時候，這該怎麽辦？這時候只能問親戚借了啊。——當然，有借有還，親戚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網絡就構成了一個自發的保險系統。
但是，這個基於親緣的保險系統一般是一個不平等的保障系統，因為總是有一些人，他們有更多的「關系」。更確切地，有些人會處在親緣網絡更 核心 的位置，而有些人則處在親緣網絡更 邊緣 的位置。比如下圖就展示了一個很典型的社會網絡結構。在這個網絡裏，有些人處於1、2、3、4、5的位置。他們處在整個傳統關系網的中心，並相互連結，構成一個很穩健的風險保障體系。
然而，有些人卻處在6、7、8、9、10這些邊緣位置。由於可以和這些邊緣位置的人共擔風險的人少，他們在這個基於親緣的傳統社會網絡裏其實是一群「被遺忘掉的人」。他們沒有關系可以找到鐵飯碗。在市場不開放、受戶口制度限制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到外地打拼的選擇。盡管如此，也正是因為沒有其他保障生活的渠道，他們仍然不得不加入到這個基於親緣的保障體系中來。註意，一個保險系統總是越多人加入就越穩健越有保障，因此這些「邊緣人」的加入會使得處於網絡核心位置的人也受益。總之， 在市場不發達時，基於親戚網絡的保障體系有勝於無，但處於網絡核心位置的人在這個保障體系裏得到了更多的好處。而誰是處於親戚網絡中比較邊緣的人？很可能就是問題中提到的「年輕人」。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改革開放後的社會。
在市場發達起來之後，在開放人口流動、金融市場發展起來之後，加入到傳統的基於親緣關系的保障體系中來就不是唯一選擇了。只要你具有對市場有廣泛價值的技能或品質，你就可以選擇「下海」，在市場中獲得較為穩定的收入。「關系」不再像以前一樣重要了。或者說，最重要的不再是「親戚關系」，而是「社會關系」，「工作關系」。
當然下海經商外出打拼也是有風險的，尤其在改革開放初。對很多人來說，如果手握鐵飯碗，誰願意冒更大的風險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拼呢？所以 誰更有可能是那些下海的人呢？是那些在岸上也得不到保障的處於親戚網絡邊緣位置的人。 而那些處於親戚網絡核心位置的人由於在傳統體系中就可以獲得一定的保障了，就會缺乏背井離鄉的動力。
那處於親戚網絡邊緣的人外出打拼了，會對原來的基於親緣的自發保障體系、不同人的命運造成了怎樣的沖擊呢？首先，平均而言，處於親緣網絡邊緣的人透過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來生活水平肯定是提高了，因為在傳統的保障體系中他們也得不到多大的保障，反而在市場開放以後他們在「關系」上的劣勢可以透過其他方面上的優勢來彌補。
而對處於親緣網絡核心位置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相對而言卻是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市場改革中變差了。這是因為：首先他們沒有積極投身到市場活動中來，因此他們從市場化中的得益相對較少；其次，我們說過越多人參與一個保險體系就會穩健，而如今原來處於邊緣位置的人都要脫離原來的保險體系而投身到市場中來了（或者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社會關系），那留在舊體系裏的人的生活保障自然就下降了。
故事到這裏差不多就結束了。由此看來，「年輕人」和「親戚」之間的沖突主要在於兩點：
第一，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他們主要都是靠在市場中的工作活動來獲得收入和保障的，已經很大程度脫離了舊有基於親緣網絡的風險保障系統了，因此也就沒有動力去和親戚攀談維護關系了。然而對於某些親戚來說，他們依然高度依賴於舊有的基於親緣的風險保障系統，所以他們依然有很強的和盡可能多的親戚維護好關系的動機。
第二，問題提到的親戚可能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市場化改革中獲益並不多，因此有時說話不好聽也就不奇怪了——雖然諷刺的是，可能這些在市場化中獲益較少的人正是那些在舊體系中生活得最體面的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