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張詠曾在寇準任相時對其說道「【霍光傳】不可不讀」，無論張詠本意如何，這句話對於今日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告訴我們，霍光這一人物早已超出了他本身的歷史行為，成為了一種政治符號， 霍光的橫空出世，正是武帝時代後皇權體制日益完善的產物。
後元二年，年邁的武帝命霍光為顧命大臣，連同車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輔政，其中尤以霍光為核心，武帝對其所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更是直接體現了武帝對其的信任。
然而吊軌的是，武帝一生雄才大略，為何卻將身後之事托付給霍光？【漢書霍光傳】中沒有明確寫明武帝托孤於霍光的理由，對其往日功績也僅僅表述為【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余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即使經歷過巫蠱之禍的洗禮，西漢朝廷也不至於如此無人，反觀其他輔政大臣，論地位，車千秋是當朝丞相，論功績，桑弘羊是武帝興利事業的首功之臣，為何武帝將此重任托付給籍籍無名的霍光？這一點也是我們理解霍光人生軌跡的關鍵。
霍光的執政生涯，是與兩場政變息息相關，其一是元鳳元年，燕王旦聯合桑弘羊、上官桀、長公主共同企圖廢光，其二是元平元年霍光廢昌邑王劉賀天子位，這一攻一守、一進一退之間，便能夠梳理出霍光一生的脈絡。
觀武帝對於後事的安排，其對於輔政五人安排如下：丞相車千秋、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駙馬都尉金日磾、左將軍太仆上官桀、禦史大夫桑弘羊，這份安排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就身份而言，霍光與金日磾從前並無太多事功，主要因在內朝服侍武帝而得親近，車千秋與桑弘羊分別為丞相和禦史大夫，均為朝臣，而上官桀則具有溝通內外朝的作用。其次就排序而言，丞相車千秋因其丞相之位居於首位，但其本人卻無太大才能，桑弘羊雖有興利之功但卻身居末位，顯出武帝似乎有意壓制五人之中功勞最高的桑弘羊，使車千秋與桑弘羊互相牽制。從上述分析可以簡單推斷出如下結論： 武帝對於輔政大臣明確的分為內臣和外朝兩派，其中內臣以霍光為首，外臣則以車千秋為首，並且有意壓制五人之中功勞最高的桑弘羊。
即使武帝有意壓制，但是桑弘羊終究等閑之輩，其與霍光的鬥爭先於暗處爆發，這就體現在鹽鐵議中。霍光支持儒生與桑弘羊為代表的興利之臣就經濟政策進行辯論，一方面表現了輪台詔前後「霸證」與「霸王道雜之」兩種政策傾向的鬥爭，也是霍光與桑弘羊兩人間的暗中沖突。最終鹽鐵議不了了之，但是桑弘羊與霍光的沖突並未結束，最終燕王旦聯合桑弘羊等人聯合發動政變，卻反被霍光一網打盡，加上金日磾早亡，車千秋為人軟弱，至此霍光徹底掌握了朝堂的權柄。就這一階段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在 武帝去世之後西漢朝堂並不穩定，為了獲取武帝留下的權力真空，在霍光與桑弘羊之間存在激烈的交鋒，最終霍光以弱勝強，內朝壓倒外朝，真正握住了權柄。
而更為著名的，則是霍光廢帝一事，此事不僅是霍光個人權勢的巔峰體現，更具有超出事件本身的符號意義。 對於霍光列舉劉賀罪狀，前人多有懷疑，近年隨著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問世， 基本可以推定此事件上本質為霍光與劉賀的權力鬥爭。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劉賀即位以來任用親近舊臣、排斥霍光。 【霍光傳】載劉賀【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余人……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將自己的班底安插至關鍵位置，謀圖從霍光手中奪回權柄，最為典型便是【（昌邑）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希望以此掌握京師武裝，由此便觸動了霍光的逆鱗，先行動手發動政變，廢黜昌邑王劉賀，盡誅舊臣二百余人，其臣「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呼喊，正表現了其政治鬥爭的實質。
秦漢帝制建立以來，不乏強臣，但如霍光這般將皇帝玩弄於鼓掌之間的實屬罕見，再加之前述霍光在輔政之前並無功勛及自己的班底，便更讓人不寒而栗，他能夠獲得輔政之位進而得窺權柄，全賴武帝「周公之托」， 武帝的詔命構成了霍光輔政全部的合法性，更加之其「霸王道雜之」的行事作風，毋寧說霍光正是武帝本人的化身。在其擊敗政敵，正式執政以後，霍光本人便更是成為了皇權的代理人。 而廢黜昌邑王一事，更是直白的顯示出「皇權」與「皇帝」之間產生了分離， 皇權是一種制度性權力，其淵源在於完整的內外朝官僚體制，而非簡單的皇位，易言之，掌握皇位者未必擁有皇權，只有能夠掌握整個政治系統的人才能夠真正擁有權力，而霍光，正是這一皇權體制的產物。
與昌邑王相關，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漢文帝。 時值周勃聯合齊王平定諸呂之亂，一番協商之後決議擁立文帝，文帝對此一度惴惴不安，最終決議入京，並且【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文帝入京之後，首要之事便是將自己的舊臣安置於關鍵位置，以防生變，可以說文帝的做法與昌邑王並無不同，均是穩固權力之措施，但是 二者結局卻如此不同，其中固然有文帝與昌邑王政治手腕之高下、周勃與霍光野心欲望的不同，但是其中則更有制度與政治兩個深層原因。
就制度體制而言，中朝官的崛起帶來了權力的集中化，這更是皇權體制的重要表現。 在武帝之前，中朝官主要僅是服侍皇帝之人，即使握有權力也並非正式的制度性權力，但是在武帝以後，皇權得到強化，中朝官的地位日益強化， 內朝不僅是皇帝的親信，更是皇權的延伸，相比之下外朝更顯得更加官僚化與工具化。 內朝權力的加強，本是為了輔助皇權的執行，然而當出現權力真空時，內朝反而變成了皇權的掌控者，霍光正是典型，而後世的外戚、宦官之亂，或亦起源於此。因而，彼時周勃之權勢，亦不可與今日之霍光相提並論。
就政治形勢而言，二者的不同也體現出漢初貴族政治殘余到武宣時代皇權體制完善的變遷。 漢初，劉邦立國承秦之鑒，摒棄了秦朝絕對化的皇權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戰國時代關東六國的貴族政治，主要體現在分封諸侯王和軍功貴族兩個方面，前者與本題無關在所不論，重點就周勃等軍功貴族問題進行說明。長期以來，我們在提到秦漢時代的政治問題時，皇權與相權的沖突一直是一個重點問題，但是一個問題在於，相權的權力淵源在哪？其與皇權的沖突體現為何？考察西漢前期丞相人選，發現上自蕭何、下自周亞夫，丞相之位大多由軍功貴族所掌控，與其說是皇權與相權的沖突，倒不如說是皇權與軍功貴族之間的權力沖突，在這一時期，權力並非制度性的，而與官員自身的身份相關，周勃的權力不僅僅是因為他所任職的官位，更在於他軍功貴族的身份，而霍光的權力則已經制度化了，他的權力並不因其為霍光，而因為他是大司馬大將軍，並領尚書事。而 文帝任用親信而得善終、采賈誼之策令列侯之國而未遭反叛，正是體現了在漢初皇權與貴族之間的制衡，只有當權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時，如周勃入宮、七國之亂這樣的政變才會發生。然而到了武宣時代，隨著皇權體制的完善，軍功貴族與諸侯王先後結束了政治舞台，皇權失去了制約，因而在朝堂之上，掌握權柄的霍光相比於周勃也就更加無所忌憚，彼時的周勃需要考慮良多，而霍光自己便是皇權本身。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說霍光是第一個真正意義的權臣，在輔政之前，他沒有周勃那樣的功勛地位，也沒有後世王莽那樣支持自己的班底，皇權的詔命成為他唯一的依托，然而只憑此物，他便能在政壇翻雲覆雨，其體現的正是皇權體制本身的強化，後世的王莽與司馬懿，也不過是霍光的追隨者。
最後分享一個關於霍光的短小故事，霍光【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即使面對執掌生殺大權的霍光，依然有人堅守著最後的底線，維護著大漢的威嚴，而這方才是「漢家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