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困難的一個命題，其實不是沖破困局，而是一個人能不能真誠準確地看清自己。
「但凡能夠定義的，能夠說出來加以形容的，都有它的局限。維特根斯坦說，對於不可描述之物，我們需要保持沈默。」
說到這兒，董潤年突然朝虛空抓了一把，像是在制止自己的思緒，他看起來甚至有點不好意思：「我不說他了。」
我有點好奇：為什麽不能繼續聊維特根斯坦？
董潤年搖了搖頭：「我最近已經開始盡量讓自己少看一點形而上學的東西，這兩年比較關註現實裏發生的事情。」
但你還是能感覺到，在董潤年的創作裏，思辨性從未在現實題材中退場。
他最近一部播出的作品【不討好的勇氣】（下稱「【勇氣】」），主線是一個年輕女性在職場成長的故事，副線是她透過接觸脫口秀找到了新的人生支點，情節有一點打怪升級的意味，但是董潤年並不想把它做成一個爽劇。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如果奔著爽劇去，它的結尾會更明確，但是董潤年懷抱著「多走一步」的懷疑：「某種程度，某個階段，你覺得好像找到了自我，那真的是找到了自我嗎？那個自我，真的是一勞永逸、那麽簡單就可以找到的嗎？」
董潤年認為人生最困難的一個命題，其實不是沖破困局，而是一個人能不能真誠準確地看清自己。他似乎在拿捏尺寸，想把這個事實說得委婉一些：「有時候，我們會‘誤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勇氣】就像他的一次實驗。他給筆下的人物設定各種情境，想知道：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應該怎樣誠實地面對自己？
「故事的結尾，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了嗎？」
董潤年依然帶著不好意思，笑道：「這個可能沒法得到解決。」
編劇不是給出答案的人，而是提出問題的人。
對董潤年來說，喜劇沒那麽復雜，也沒那麽神秘，它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荒謬，被說穿了。
不討好
小時候，董潤年每次考試考好了，父親就會給買一個變形金剛。現在，如果寫出了滿意的東西，或者想給自己一點獎勵，董潤年還會給自己買一個變形金剛。他的太太、合作夥伴應蘿佳證實：「我們家到處是變形金剛。」
董潤年身上確鑿帶著一點孩子氣和童趣。
每當談話觸碰到最靠近「真話」的那一部份時，他會流露出驚覺，似乎是：「我怎麽還真說出來了？」
他出生在天津，在這座被譽為「哏都」的城市裏長大，董潤年當然受到了不少喜劇的熏陶，但董潤年其人，並不像我們印象裏的天津人那樣開朗，相反，他更多時候羞澀、內斂。不過，你能感覺到，他總想說點「真話」，這可能有點冒犯，但也足夠真誠和有趣。
這樣的性格當然也折射在他的作品裏。從第一部編劇作品【清明酒家】開始，到第一部編導一體的【被光抓走的人】，再到今年元旦檔成為打工人「嘴替」的【年會不能停！】（下稱「【年會】」）和今年的【勇氣】，董潤年的作品大多是喜劇。
【年會不能停！】劇照
他關註現實，又解構現實，總想提問，習慣懷疑。
2020年底，董潤年跟脫口秀行業的朋友們聚餐聊天，當時大家還對脫口秀的未來非常樂觀，七嘴八舌的暢想裏，他萌生了做一個脫口秀題材劇集的想法。
當時，作為影視編劇的董潤年非常羨慕脫口秀的即時性，把自己的觀察寫成段子，然後抵達觀眾，這周期要遠遠短於一部影視劇所需的時間。國外有很多知名的喜劇演員是單口喜劇出身，像傑瑞·宋飛、惠特尼·康明斯，甚至伍迪·艾倫，都是從脫口秀的舞台走到銀幕或者熒幕。國內的脫口秀行業正在一天天發展壯大，董潤年想，為什麽我們不做這樣的嘗試？
正好當時【後翼棄兵】播出，董潤年和制片人、編劇應蘿佳都很喜歡這部美劇，他們也想去做一個講述女性成長的故事，需要給故事裏的女孩找一個可供發展的領域，脫口秀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答案。
【後翼棄兵】劇照
2021年1月中旬，董潤年和團隊到上海找了很多脫口秀演員進行深度訪談，有當時已經比較出名的演員，也有剛剛進入行業的新人，比如童漠男，他那時還沒上綜藝，董潤年已經留意到這個有趣的北京男孩。回到北京後，董潤年又進行了第二批訪談，這次接觸了大約30位脫口秀演員。
這兩次采訪幫董潤年找到了劇本的主題。
「這些演員裏，有一大半的人在描述自己性格的時候，會說自己是，或者至少以前曾經是，討好型人格。」他們大多不敢跟別人產生直接正面的沖突，也不願意讓別人不高興，總是希望他人接受自己、喜歡自己。這個反復出現在訪談中的性格特征，成為了董潤年這部新作的立意。
找到「不討好」這個出發點，把它當作地基，接下來，搭建故事就是在上面一點點添瓦加磚：一個討好型人格的年輕女性，在生活和職場中，可能會遭遇怎樣的困境？
搶功的同事，充滿隱性歧視的職場，身上有一種「結構性的大男子主義」的男朋友，吳秀雅一點一點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在機緣巧合下接觸了脫口秀，這份愛好或者說副業，給了她的生活一個出口。
李庚希飾吳秀雅 /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董潤年說【勇氣】不是爽劇，我想起他和應蘿佳都很喜歡的【後翼棄兵】，於是提問：「你覺得【後翼棄兵】是爽劇嗎？」
誠然，【後翼棄兵】有快節奏的敘事和明確的成長弧光，但在董潤年看來，它其實是一個「充滿了痛苦和自我懷疑、自我掙紮的故事」。他也用相同的方式來對照【勇氣】的創作，比起單純讓吳秀雅沖破外界的困局，董潤年更希望跟他的主人公一起成長和探索，「找到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麽」。
包括脫口秀對吳秀雅的意義，董潤年覺得應該被審慎看待。一樣能夠引領我們走向自我認知的東西，可被附著很多意義，如解放、自由、不一樣的可能性，一方面我們要充分相信其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陷在裏面」。
這是董潤年的思維習慣，他好像總是在盡可能地跟自己的故事保持必要的距離。
【勇氣】全程使用了一個毫無感情的旁白，經求證，這個穿插在故事裏向觀眾講述「蹺二郎腿」「失眠癥」「翻台率」的聲音，是AI合成的。董潤年很喜歡的美劇【絕望主婦】裏就使用旁白，一個死去了的角色在背景裏講故事，「就像是天堂傳來的聲音，一個高高在上的全知視角」。
【勇氣】裏使用了一個毫無感情的旁白 /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董潤年覺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全知視角與畫面資訊之間存在一種錯位，從旁白的角度看故事，會覺得生活特別渺小，各種不相幹的小事在隱秘地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這個看似與劇情無關的旁白，其實最後都能轉到那一集的主題上來，「還蠻符合脫口秀精神的」。
「我看似在一本正經地聊些什麽，但你很快發現我在胡說八道；當你覺得我在聊一個毫無關系的事情，你又發現我其實在點題。」
喜劇變了
有關什麽是脫口秀精神，【勇氣】劇中，史野有一句台詞：「讓別人告訴你什麽是對的，這太不脫口秀了。」這個角色是女主角在脫口秀道路上的領路人，他看待世界有一套自己的邏輯，於是他的出現對主人公來說實則是一種提示，「生活還有別的方式、別的可能性」。
董潤年在這裏，埋進了一種與當下年輕人對話的願望：「這些年來我們好像都在談壓力，經濟的壓力、生活的壓力，可能越是這種時候，我們越要放下恐懼和偏見，找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也許就有出路。這可能是我們當下需要的。」
在劇中，脫口秀對吳秀雅的意義，與其說帶來歡笑更多，不如說帶來的釋放更多。拿起話筒，大聲嘲諷大膽解構，她被「討好型人格」壓抑的主體性一點一點被召喚回來。
這些年，跟國內脫口秀演員接觸下來，董潤年越發覺得「脫口秀行業拯救了很多現實生活中的邊緣人」。充滿個性的思維方式和言語習慣，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主流排斥，但恰恰是這種被推開之後的距離，讓這些敏銳的人更容易發現生活的荒謬，脫口秀的喜劇性往往也正是在創作者與主流的距離之間產生。
董潤年在【年會不能停！】拍攝現場
並非巧合的是，同時期上映的電影【好東西】（導演邵藝輝在片尾鳴謝了董潤年），給我們帶來了相似的感覺。有人說這是一部「脫口秀電影」，在董潤年看來，兩個小時的「專場」能在電影院裏抓住觀眾，是它的過人之處。
這些「很新的喜劇」在提示我們，喜劇不再是一個只會拼命撓你的「癢癢撓」，而更像一個擴聲的話筒。
「過去我們常常把喜劇當成一種情緒宣泄，這種觀點導致了喜劇在影視作品整體評價體系裏面地位不高，但如果你去看整個世界範圍內脫口秀的發展，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的核心是表達，搞笑反而是其次。」董潤年舉了喬治·卡林的例子，這位大師後期的作品幾乎「不搞笑了」，而是在強力地輸出和表達，試圖「沖毀你大腦裏那些腐朽陳舊的觀念」。
無論是董潤年還是邵藝輝，無論是吳秀雅還是吳秀雅背後的楊蒙恩、鳥鳥、童漠男，他們給喜劇帶來了新的視野。它有點摧枯拉朽之勢，要讓世界聽到「我們是怎麽想的」，但又很溫和，因為觀眾終歸還是笑了出來。笑從目的變成手段，那只不過是智慧與敏銳帶來的，順理成章的收獲。
作為一個專業的內容生產者，對於喜劇的變化，董潤年還有一點別的觀察。他發現，在這個時代，喜劇含量最高的影像形式其實是短影片，不需要太長的鋪墊和復雜的結構，1分鐘、30秒，就能讓你笑出來，而且這樣的段子是海量的。觀眾對「笑」的訴求透過短影片很容易就能得到滿足，影視劇要吸引觀眾和留住觀眾，只能去找與之不同的路徑。
董潤年觀察到喜劇含量最高的影像形式其實是短影片
【年會】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而最近的【好東西】則再次振奮了董潤年。「有表達的電影不一定會隔絕觀眾，反而會吸引那些真正願意來電影院看一些不同東西的觀眾。」
【年會】和【勇氣】的創作周期基本重合，它們呼叫的職場生活素材，也來自同一個階段的觀察和調研，現在董潤年覺得自己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年會2】就被提上日程。但是說到底，「職場」對董潤年來說只是一個「殼」，他真正想去討論的，是人進入一個系統之後，怎樣被系統改變和異化。
董潤年最近在讀安妮·普魯（【斷背山】的作者），因為她的小說總是在寫人與環境的關系，這正是董潤年關心的話題。
「系統……系統這事兒很有意思。我覺得我們身處的所有系統，都是人們的一種共同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是這樣描述民族和民族主義的。董潤年承認，自己對社會運轉的原理有點著迷，他也一直想把這些思考放進自己的創作。在你的生活裏是鐵律的東西，到別人的生活裏還成立嗎？前幾年大家還包容的想法和觀點，為什麽現在大家不能再繼續包容它？互聯網也是一個系統，我們在其中聽到的聲音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多數人的聲音到底是誰的聲音？
他對周圍的世界從不缺少尖銳的觀察，只是他總想把這個觀察說得別那麽尖銳，如果能說得有趣一點就更好。
喜劇就在這個將言未言的地方上場。
繼續寫下去
應蘿佳說，董潤年是個習慣「多執行緒」工作的人，他寫東西的時候一定會開電視，放著他喜歡的片子。有的時候跟別人一桌吃飯，飯桌上大家談論各種各樣的話題，他跟這邊正聊著，那邊有話頭，他也能接得上。
但是另一方面，應蘿佳也發現，寫得投入的時候，董潤年一只腳會使勁，但他渾然不知。有時候看到他一瘸一拐地從書房裏走出來，應蘿佳就會知道，他剛剛的寫作很在狀態。
跟董潤年和應蘿佳的采訪是分別進行的，我跟他們開玩笑說，這簡直是交叉訊問。
他們顯然不需要「串供」，就能給出重合度很高的回答。他們認識20余年，以制片人和編劇的方式合作超過10年，是合作夥伴，也是生活伴侶。
一年前，我和董潤年曾因【年會】上映有過一次采訪。當時他提到這部影片裏兩種「打工人」的錯位，電影的喜劇效果也來自兩個時代造就的認知偏差。這次，董潤年說，胡建林像一個「穿越者」，他從過去的系統穿越到了一個新的系統裏面，逐漸被這個系統吸收和同化。
應蘿佳則用「魔幻現實主義」來概括他的創作，對此，「他沒說對，也沒說不對」。做【被光抓走的人】的時候，應蘿佳一直頭痛於找不到這個戲的「類別」，現實主義啊，輕科幻啊，感覺都不太對。等過了很多年之後，她突然意識到，董潤年一直在用魔幻現實主義的邏輯寫作，去呈現「 極度荒誕的情境下的人本身 」。
應蘿佳相信，這是董潤年真正的創作欲所在的地方。她對「定義」的敏感與董潤年不相上下：「其實他很多時候都是想去表達，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並不準確。比如【被光抓走的人】想問什麽是愛，很多時候我們的理解被定義給框住了，但是我們熟知的那個定義就一定是對的嗎？」
董潤年也會這樣問自己。當他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為什麽會喜歡這樣東西，我為什麽會在某個階段做出這樣的選擇」，他發現所謂的獨立思考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我們很難離開一個參照系讓我們的意識或者意誌獨立存在，我們的認知和決定，一定是參照著某些東西成立的。」
這是他的生活經驗。15歲，上初中的董潤年正好遇上中國開始引進好萊塢分賬大片，那一年他看了【亡命天涯】【真實的謊言】【阿甘正傳】。尤其是【阿甘正傳】，跟他以前看的電影都不一樣，用一個小人物的故事，將美國一個時代的歷史折射出來，這種故事結構上的精妙構思震撼了董潤年，時至今日，他還對劇作的「結構」著迷。
董潤年
董潤年現在還記得看這部電影是在一個周六下午，回家之後他拿了個本子，把【阿甘正傳】的故事默寫了一遍，「這可能是我第一次拉片」。
最開始的夢想是當導演，高三時，董潤年決定來北京參加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的考試，想著就算考不上也能「借考試的名義出來透兩天氣」，但命運給他開了電影夢的門。
進入傳媒大學導演系讀書，到大四，他得到了一個寫情景喜劇的機會，給他帶來的收入正好夠在北京生活。那個年代的影視行業中，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編劇已經是最能滿足創作欲的一個工種，雖然也要聽各方意見，要反復修改，但終歸，故事的核心和精神，能握在他手裏。他讀完碩士，跟管虎和寧浩合作，到2019年，第一次當了導演。【勇氣】是他第一次執導電視劇，將脫口秀與傳統影視劇結合。
感覺怎麽樣呢？
【勇氣】是董潤年第一次執導電視劇 /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董潤年已經來不及想了，因為他現在全心撲在【年會2】上。
這個問題曾提給吳秀雅，提給胡建林，提給我們，現在提給他：在他所處的系統裏，他怎麽找到自我呢？
不可說，就保持沈默。
繼續生活，繼續寫，這是最可靠的答案。
作者 | 趙淑荷
編輯 | 黃茗婷
值班編輯｜吳擎
排版 | 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