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望了快兩天了，決定出來從自己的領域說一下話。
在談論抵制 Nike 之前，最好還是先了解一下這些事件的背景：
阿拉斯加峰會之後，外長王毅回國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馬不停蹄地前往了歐洲。而也正是在布林肯存取歐洲期間，EU 拿出了制裁涉及 XUAR [1] 官員和實體的措施，並且取消了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
這也就是為什麽，在 H&M 釋出不當聲明的半年後，這個議題才開始突然在國內發酵。 H&M，就是殺給歐洲人看的那只雞。
而為什麽不是以 Nike 為首的美企？
在簽署了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之後，川普政府在政權交接前再次出手， 禁止從 XUAR 進口棉花和番茄，以及所有用這些原料生產的產品。 而拜登政府也繼承了川普政府對於 XUAR 議題的強硬態度，在上台後並沒有取消這一法案。
因此，對於 Nike 為首的美國企業來說，今年年初禁令的出台已經徹底斷了後路，使得企業被迫在美國市場和中國市場中做出選擇，將企業推向了對抗的最前線。這一操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川普政府極限施壓的貿易戰策略的延續。
而對 Nike 本身而言，品牌過去在東南亞以及拉丁美洲被爆出的血汗工廠對品牌形象曾經造成過嚴重的沖擊，至今還承受著大量的負面評價。因此，即使 Nike 以往一直在涉及中國市場的問題上較為保守（尤其是在 2004 年的 「恐懼鬥室」 廣告事件後）， 但在這一涉及所謂人權的議題上，給予 Nike 迂回的空間實在是小得可憐 。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美對抗的大格局已經不可更改。在川普政府搶先拿出禁止令之後，在 XUAR 這一議題上爭取美企已經沒有太大可能或是意義；
而歐洲企業，和整個歐洲大陸，則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必須要全力爭奪的盟友。 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歐投資協定，都是希望借助巨大的市場優勢，在對當下急於恢復經濟的歐洲更為現實，更具誘惑力的經濟議題上盡可能實作與歐洲的繫結，弱化美國過去透過意識形態議題和歐洲建立的同盟。
在昨天，商務部就 H&M 事件召開了釋出會，其中的措辭已經就當前行動的根本目的做出了明確的答復：
「希望有關企業尊重市場規律，糾正錯誤做法，避免商業問題政治化。」可以說，商務部的發言已經為了企業準備好了台階，接下來就要看企業自己的真實立場。
關於抵制，我個人一直認為 單純的抵制並不是最為合適的一個方法。
在之前，我已經點明，對於美國企業而言，真正主導其行動決策的，是來自美國政府的強大法律壓力。 因此，僅僅采用民間抵制的方式表達對於錯誤言論的態度，顯然是收效甚微。 在這方面，應當作出積極表率的是商務部和外交部，從政府的層面進行平級的對抗。
而對於以 H&M 為首的歐洲企業，在歐盟沒有出台相關法律，僅是收到了澳洲智庫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一份報告的壓力的情況下，就紛紛積極表態。這些企業，實際上並不是沒有迂回的空間。因此，在這一事件上表達強烈憤慨的態度是絕對必要。但同樣，單純的抵制是起不到太多作用的。
我十分認同 @李建秋 在另一個問題下的回答：
如果說十年前的中國，還需要用抵制日本車的方式來證明自身的市場的潛力和實力，
那麽如今的中國早已越過了這一階段。
零敲碎打的抵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即使是作為反擊，也是無效率的。
在這一問題上，中國最需要學習的，恰恰是歐盟在互聯網反壟斷問題上的操作：憑借自身市場的體量，制定出細致的法律條款，來大幅增加企業違法的成本，並對典型案例采取強硬的手段。
這些行動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主動，也需要民意的積極響應，或許當下的事件能正好為此提供契機。
如此體系的建構，也能在未來取代諸如全民抵制的大規模政治動員。因為政治動員也從來不是沒有成本的，需要付出行政成本、人力資源、社會動員、政府註意力等方面的高昂代價。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形下，強力有效的政治動員只能是有選擇的、局部的、暫時的 [2] 。事實上，考慮到未來中美將長期處於對抗的大背景，解決類似問題的貿易法案的出台已經勢在必行了。
參考
- ^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 ^ 參見周雪光所著之【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