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拥有三师六旅十三个团，其中十二个团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叱咤风云，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唯有129师385旅770团一直默默无闻。人们能查到的公开资料是770团改编的中原军区1纵2旅5团，在中原突围后进入鄂西北，为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的主力团队，之后，则语焉不详。
许多人通过查阅资料知道，5团最后被打散。那么，红四军红十二师改编的770团难道真的没留下血脉，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军历史上曾经有过3支红四军，在军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后来发展为三大方面军，实际上就是分别在这三个红四军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第一支红四军就是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农红军队伍。1930年6月红四军编入红一军团，1932年底番号撤销，一共存在4年半时间。
第二支红四军是贺龙、周逸群、贺锦斋领导的红军。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贺龙等回到湘西组织游击队，1928年3月游击队人数达3000余人，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号，比井冈山还早了一个月。之后在敌军围攻下游击队损失惨重，贺老总在桑植鹤峰边界带着91人在山上打游击，收集旧部，招收工农扩充红军，两个月后恢复到1500人。7月，接上级指示改编为红四军。1930年7月，红四军东征，与鄂西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县会师，组建红二军团，因与中央苏区红四军重名，红四军改称红二军。
第三支红四军就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是建军时间最晚、成军时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7年零7个月）的红四军。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诞生并发展于大别山地区、鄂东南地区，壮大于川陕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
从1927年11月始，我党在鄂豫皖领导了黄麻、商南、六霍、鄂东南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先后组建了红一军、红十五军。接中共中央指示，1931年1月，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红一军第一师与红十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第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下辖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红一军第二师与红十五军第三团合编为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周维炯，下辖第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活动在皖西的原红一军第三师第七团改为军独立团，肖方任团长。全军12500余人。
4月，由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红四军独立团发展而来）和鄂东警卫第二团合编为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1931年5月，红四军警卫师与红10师第28团、麻城独立团合编为红13师。10月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三师（原红十二师）。原红十三师成为新的红四军红十二师。
当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共同组建红四方面军。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建立根据地。在打破了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后，红军部队获得较大发展。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整训和扩编，以第10、第12、第11、第73师为基础，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依次扩编为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8——10月，为扩大苏区，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与坚持当地斗争的川东游击军会师，随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
此时的红四军当属第二代，主要由红十师扩编而成。反四川军阀六路围攻后，为加强领导充实队伍，红十一师撤销，人员分别编入10师、12师。
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9军、红30军、红5军（红五军团与红33军合编）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由于渡口被国民党军封闭，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隔在了河东，随一方面军部队打了山城堡战役后进入陕北。至红军改编时，两军共1.1万人。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部队与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其中，红四军改编为第385旅，红10师改编为769团，红12师改编为770团；红三十一军改编为第386旅，红91师改编为771团，红93师改编为772团。
各部的发展沿革如下：
129师386旅772团：红31军93师 → 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 → 太岳纵队386旅772团 →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旅28团 →13军37师109团。该团是陈赓兵团的绝对一号主力。
129师386旅771团：红31军91师 → 129师386旅771团 → 43年，新编第4旅771团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771团 → 西北野战军六纵新四旅771团 →6军17师49团。为掩护党中央撤离，该团参加了激烈的延安保卫战。
129师385旅769团：红四军十师 → 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 → 太行3分区769团 →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七旅19团 → 11军31师91团→ 12军31师91团→12军36师106团（百将团）。上甘岭战役最后就是由该团收尾。
1938年，769团4个连和129师骑兵营合编为东进纵队，在陈再道的指挥下挺进冀南，后编为386旅16团。1944年奉命调到陕甘宁边区，为新四旅16团。1949年全军整编，为6军17师50团。【亮剑】中李云龙打鬼子的战地视察团即出自该团战绩。
17师是一野头等主力师，1953年驻疆部队纷纷改为农业师，仅保留了国防第四师。49团（1个营）、50团（2个营）被编入四师十二团。该团是红军团，为新疆军区战备值班部队。
那么770团呢？
1937年8月以红12师为主体组建了385旅770团，全团约2600人，张才千担任团长，胡奇才担任副团长，袁渊担任参谋长，萧元礼担任政训处主任。第770团共有三个营，三个营长分别为：卜万科、张学文、张德发。
770团首任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第385旅旅部带770团留在了陕北，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先说说385旅（前方在38年2月成立了新385旅）。该旅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建制，下辖770团和警备2团（原129师特务营）、警备7团（原129师工兵营），主要负责保卫边区西南大门，长期驻守陇东地区。
1938年12月，旅长王宏坤调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
1942年6月，385旅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5年6月，副旅长陈伯钧率385旅600余名干部和老战士组成支队开赴冀热辽，配合抗日大反攻。
1946年3月，385旅与警备第三旅合并，首任副旅长王维舟率旅部连以上干部返回延安。非常遗憾的是没能保留下385旅番号，且旅长、政委也是警三旅的人。
解放战争时期，警一旅、警三旅等部整编为解放军四纵（即后来的四军）。西府战役时四纵表现不好。先是为保存实力没能坚决阻击，放胡宗南部队冲到宝鸡城下，后又未能占领掩护阵地（怯战马家军？），导致马家军突入截断我主力退路。若不是359旅拼死守住了荔镇，六纵教导旅横出屯子镇挡在马家军前，西野的后果不堪想象。
战后四纵受到彭总严厉批评，主要领导不久被调到后方，警三旅旅长则被撤职。换了能打仗的人上来，四纵和警三旅（11师）在1949年的兰州战役打得非常好，具体可看我以前关于十一师的文章。
再来说说770团。根据张才千的回忆，第770团奉命驻扎在甘肃庆阳。团部驻扎在驿马关，第一营先后驻扎在宁县县城、白马铺、孟坝镇、驿马关等地，第二营和第三营长期驻守在白马铺、夏涝池、驿马关、孟坝镇一线。
副团长胡奇才很快被调走，后来去了山东，【大决战】中有精彩表现。卜万科升为副团长，张学文病逝于1942年。萧元礼和宋景华先后担任过团政委，后来，袁渊、张德发、滕海清等人先后被调走。到了1944年，第770团的营以上指挥员主要有：团长张才千、团政委宋景华、副团长卜万科、参谋长李迎希、政治处主任曹传赞、营长郭应春、王厚安、江贤玉。
1942年秋，770团进入大风川垦荒，不仅主副食自给自足，还向边区上交余粮。只是，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的名气更大。
1944年10月，770团被一分为二。
留在陕北的部队：
770团2营6连与3营7连互换建制和番号，营长郭应春带3营编入警5团为3营，即后来的西野四纵警三旅5团3营。旅长是黄罗斌，团长是郭应春。1949年，警3旅改称解放军第11师，5团为11师31团。1955年郭应春授大校，最后职务为装甲兵副司令员。
兰州战役时，31团在团长王学礼指挥下主攻沈家岭。这是兰州战役最激烈的争夺战，是一场硬碰硬的厮杀，从凌晨杀至天黑，终于摧毁了马家军的战斗意志攻下沈家岭。马继援在看到沈家岭守不住后下令撤退，我军遂全线占领东山阵地。夜晚，第三军从沈家岭、狗娃山突入，冲到黄河铁桥切断了敌军退路，我军全线出击，兰州宣告解放。
1953年4月全军整编，10师30团调入11师为31团，原31、32团改称32、33团。1962年，11师飞兵贝利小道，攻至提斯普尔，切断印军退路，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十一师是解放后作战时间最久，行程最远、作战地域最广的部队。经历年整编，第3营仅存一个连，即11师32团9连，追溯渊源当为与7连互换建制番号的原770团2营6连。这也是可考的770团仅存的成建制血脉。
关于南下的770团战斗历程：
1944年10月，770团编入河南人民抗日军建制，团部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4支队支队部，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迎希任参谋长，刘健挺任政治部主任，第1、第2营分别扩编为第10团、12团，全支队共1200余人。随即，4支队东渡黄河，入晋西北，经太行、太岳南下，再渡黄河，于1945年元月进入河南。
1945年2月，河南军区成立，第4支队兼第4军分区，下辖第10团、12团和密县、禹县独立团，活动地区为密县、禹县、新郑、郏县等。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4支队解放了密县（今新密市）。
1945年9月，4支队随河南军区撤出豫西抗日根据地，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5师和八路军359旅会合。10月底，中原军区成立，以4支队主力和冀鲁豫军区8团（原水东8团，沿革为115师晋西支队2团、115师教3旅8团）、新四军5师14旅41团合编为第1纵队第2旅，原4支队主力（即原770团）编为该旅第5团。
1946年6月底，5团随旅参加中原突围，属南路突围部队，30日夜，在湖北歼灭卫家店车站之敌后，胜利冲过平汉铁路。
1946年9月1日，以中原军区南路突围进入鄂西北房县上龛地区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2纵队15旅和江汉军区部队合并组成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任第一副司令员，罗厚福任第二副司令员，张才千任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子久任第一副政委，文敏生任第二副政委，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
鄂西北军区共设5个军分区及李人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江汉游击支队。1纵2旅为第二军分区，杨秀坤为司令员，刘健挺为政委，辖4团、5团和6团1营。6团在强渡襄河时与3旅8团、纵队警卫团等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任务后被敌军截断无法跟进主力，后由3旅旅长闵学胜率领，辗转北上，于8月初进入伏牛山区，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参加开辟豫鄂陕根据地。
我军刚刚突出重围，尾随的敌两个整编师即追踪而至。鄂西北军区部队一边开展对敌斗争，一边紧张地开展根据地建设。鄂西北地区山大人稀，敌情严重。此处为「国统区」，无群众基础，部队给养无法供应，无宿营之地，无人员补充，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下，战斗异常惨烈。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鄂西北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敌军兵力由8个团增至20多个团，第1、3、5、2军分区部队和机关相继撤至荆门、当阳地区与第4军分区汇合。鉴于敌情严重，鄂西北军区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军区将撤至荆门、当阳的部队编入第4团和第5团，并南渡长江与李人林部汇合，组成江南游击纵队，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
此前，1946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由5团江贤玉团长（开国大校，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和沈甸之副团长（民航总局副参谋长）分别带领第5连和第7连单独行动，负责开辟兴山、保康、南漳游击根据地。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在44年11月770团的1营、2营分别扩编为两个团，后来又合并为1纵2旅5团，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建制团，因而，这时的5连和7连并不能确定就是原770团的5连和7连。
鄂西北军区转入外线作战的主要是刘昌毅及张才千、李人林两部分武装。其中5团7连与7团3个连，江汉警卫团、江汉2团各一部千余人突围进入皖西地区，途中收容了5团被打散的少数人员，共保存约800人枪。在连续打跨了国军保安团数个营后顺利进入皖西与鄂东独二旅余部和当地游击队汇合，组成皖西人民自卫军。与刘邓大军三纵会合时部队发展到4300人。最后，皖西一支队（主要是原刘昌毅率领的南下6支队36团即1纵3旅7团）编为三纵队七旅三十七团，即11军90团；皖西二支队编为皖西一分区基干团。然而7连及5团被打散人员在皖西人民自卫军的番号不可考，很大可能是随7团一起编入三纵队，毕竟都是正规八路主力部队。
江贤玉带领的5连突围后仅余30余人，编入张才千部中原独立旅（原江南游击纵队）1团，具体番号亦不可考。
5连和7连是5团成建制突围成功的部队。除了5连和7连，5团主力则在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建制。
5团遭遇了什么？
2月13日，张才千率第4团、军区警卫团一部约1200人南渡长江。
2月24日，张才千所部与李人林所部会合，合编为江南游击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共1600余人。
1947年6月，江南游击纵队进入豫皖苏军区与张国华司令员会合，部队改称中原独立旅。后随刘邓大军南下，恢复为江汉军区独立旅，解放后整编为湖北军区独立1师。
5团的情况：
2月9日，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电令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淯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
2月12日，杨秀坤、刘健挺率领第5团和江汉部队一部800余人经过三天急行军赶来。这个时候，指挥人员犯下了一个大错。据说，鄂西北军区领导顾惜战士们的身体，决定5团休息一天并函告杨秀坤、刘健挺，让张才千先率4团过江。
这个现在已是无头公案了，不过，鄂西北军区固然因敌情严峻、条件艰难而未能坚持住，然而1纵的3个旅都是老八路，战斗力强，三个旅长都是很能打的战将（皮定钧、张才千、刘昌毅），如果应对得当，即便不能在鄂西北站稳脚跟，也不会失败得这么快。因而，军区主要领导在指挥上确实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估计是经历过西路军失败，变得不会打仗了。
当5团休息一天后赶到江边，侦察发现敌军一个旅已匆匆赶来封锁了沿江一线，渡江已无可能。北、南、西面都是敌人，5团决定掉头向东抢渡襄河。
17日，5团在钟祥以南的石牌消灭敌一支运粮船队夺得船只，夜渡襄河。部队前脚刚刚渡过襄河，后脚敌军追兵就赶到了。
渡过襄河后，四周的敌军又聚拢过来。杨秀坤司令员决定，日夜不停，调转方向北上，抢在敌军合围之前进入大洪山、桐柏山，准备经伏牛山、渑池、新安一带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
经过一天一夜180里急行军，部队进入大洪山。然而，很快敌军又追了上来。部队边走边打，3月中旬来到确山西北，此处已近平原，敌情更加严重，北上道路被堵死。杨、刘部即转向东，准备由信阳过平汉铁路东去进入大别山，再转到豫皖苏解放区。
3月16日，当部队进至信阳西南白庙子附近时，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敌军越打越多。5团陷入包围，杨秀坤，刘健挺指挥五团英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从白天战至夜晚，部队伤亡100多人，5团突出重围。团政委舒烈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也有一说法重伤，抬到黄安县最后遇袭时方才牺牲），指挥8连殿后掩护主力撤退的副政委秦忠重伤，后寄养在老乡家，1949年2月归队，解放后任湖北省经委副主任。
五团在白庙子战斗受挫后，旋即转战到平汉铁路，沿淮河向东挺进。3月下旬，在安徽金家寨附近，又与敌遭遇。经过浴血奋战，五团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被迫沿原路返回。
4月上旬，当部队到达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以北郭家河附近一条狭长山谷时，又遭国民党光山县保安团伏击。
此处的地形对5团极为不利，敌人用火力封锁了山谷的出口，部队被压在山谷中。经过数月奔波、战斗，战士极度疲劳，弹药不足，且经连续失败，士气不高。敌人虽然只是保安团，但是非常凶悍。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减员人数远高于在淮海战役的伤亡人数，而在大别山区的减员，大部分是由保安团造成的。关于大别山里的小保队，可看我先前介绍宋埠杀匪的文章。
杨秀坤带病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战斗，与敌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这次战斗，五团损失惨重，伤亡300余人，被打散100多人，电台遗失，杨秀坤与刘健挺亦失去了联络。战后，杨秀坤收拢失散的部队，乘隙向东转移。当该部抵达立煌县（金寨县）北面的西渡山准备过淮河时，敌人闻讯赶来。结果部队又被打散。至4月中下旬，该部只剩下二三十人。由于电台遗失，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分散转移。杨秀坤化妆成商人，只身去武汉，经南京、上海，后进入山东解放区。
刘健挺的情况与杨秀坤类似，遭伏击后带领30余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艰难跋涉，向东进入皖西地区。经立煌县进至霍山县文家店，决定分散转移，并伺机寻找部队。后来，刘健挺返回老家霍山县夏铺桥镇，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5团的失利，固然有敌情严重的因素，但是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原因。
抗战时期，由于长期留守陕甘宁，未经过敌后抗日战争的洗礼，战斗力的恢复与提高是比较缓慢的。原本基础和战斗力非常好的770团去中原，359旅南下华中、北上东北，作风疲塌，懒于进步，只凭勇敢不讲战术等弱点在解放战争初期暴露无遗，都曾遭到过严重挫折，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