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独子贺鹏飞，买下瓦良格号送回祖国：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
在国家陷入动荡的时期，1974年的西沙海战成为一次惨痛的教训。
南海舰队的护卫舰失修，航空兵的能力也相当有限，这导致我军在海上行动的局限性和薄弱性被暴露无遗。这次战斗深刻地触动了那个时代的领导者，让他们意识到，拥有现代化的海军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早在十年前，刘华清将军就勇敢地提出了「航母蓝图」，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几乎是一种豪情壮志的表达。然而，直到十年后，他才有幸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真正的航母。
1979年，中美建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时代开端。老将军目睹了航母的宏伟规模和先进的作战能力，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震撼。
航母内外十几层的规模，对一个已年逾六旬的刘将军来说绝非易事。但他坚持着，一层一层地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连续参观了三艘美国主力军舰。即使面对美方的保密限制，他依然极为专注地观察着每一处设施，虚心倾听着美方人员的讲解，态度谦虚得像个虚心求学的学生。
在那个时候，航母不仅是一种装备，更是象征国家实力和荣耀的象征。谁不渴望拥有一艘属于自己国家的航母呢？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美国对中国的军售严格控制，甚至一块军用芯片都不愿提供。他们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采取种种手段围堵、打压，让中国艰难获取先进技术。
机遇终于降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技术，机会终于到来。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这座船厂是苏联唯一能够建造航母的地方，拥有三艘航母，其中库兹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建造阶段，而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则是一艘大型核动力航母，但只完成了17%的工程。
挪威人提出了一个看似解决问题的主意：拆解那艘废弃的核动力航母，利用其钢材来建造邮轮。
乌克兰船厂接受了这个提议，费尽心力将这艘废弃的航母拆解。然而，当船厂完成拆解并提供钢材时，这家挪威公司却只拿走了一块钢板，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涉及海军舰船的命运。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所拥有的三艘航母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其中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命运尤为曲折。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作，俄罗斯海军拥有这艘核动力航母会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他们以卑鄙的商业诈骗手段摧毁了这艘航母，为防止这一战略资源落入俄罗斯手中。
有趣的是，早在苏联解体之初，中国军方就对瓦良格号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刘华清将军甚至派人前往乌克兰考察这艘航母。
军事装备交易一向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敏感和复杂的议题之一。尤其对于大型军事设备，比如航母，其交易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因此备受关注。
中国曾向澳大利亚购买「墨尔本号」航母的案例，显示了在国际军事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挑战。美国以经济制裁乌克兰的威胁，要求拆除瓦良格号上的军事设备，阻止其向中国出售，可见其对中国拥有这样一艘先进航母的担忧与反对。
1998年，乌克兰政府面临着压力，决定对瓦良格号进行拆解并以废船价格出售，以避免经济上的进一步损失。尽管航母已被拆成空壳，但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购得此舰，依然被视为一笔划算的交易。
瓦良格号曾是苏联最先进的航母之一，与美国航母拥有相近的技术水平。尽管未完成建造，但其基础设施仍然保存完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通过这艘航母的参考，中国可避免在航母设计与建造过程中走弯路，节省大量时间与资源。其拥有的技术参考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买航母这件事可谓是一场涉及多方考量和意见纷争的辩论。航母的造价不菲，其高昂的维护成本更是各国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即便泰国在后来花费四亿购买了纳吕贝特号这艘号称世界上最小的航母，然而这并未减轻负担。这艘航母不仅需要大约450名船员，其巨大的运营费用更是庞大的负担。
除了日常船员生活的开销，航母的运作还需大量的燃料、定期保养与维修。而航母的运行从不孤立，每次航行都需要众多舰艇陪同，且航母上的飞机需要定期更换以保持战斗力。这些开支加起来，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几乎是每秒都在消耗着可观的资金。
纳吕贝特号于1997年正式移交给泰国海军，然后在次年开始实际投入使用。然而，就在此后，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泰国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海军的军费紧张，无法维持这艘航母的运营。这个状况使得维持航母运作的经济压力变得更为沉重。
这场购买瓦良格号的计划在高层被否决后，并非就此中止。军方依旧保持着对这个机遇的期待，并开始寻求别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国际上的限制和阻挠，他们必须谨慎地规划，以确保这笔交易的成功。
由于航母购买涉及到国家间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为避免外部干涉，军方不得不寻找以个人身份进行购买的方法。然而，找到合适的买家并非易事。这个人需要对国家有感情，又不能被认定为「自己人」。
在这个情况下，海军副司令贺鹏飞成为了关键人物。作为贺龙元帅的儿子，他承担了这一重任，寻找着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人选。然而，他接连找了两名港商，却都因为风险太高而拒绝了。这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交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决策。
最终，在这一长途寻找之后，贺鹏飞找到了徐增平。
徐增平，他的人生轨迹自20世纪80年代便与济南远隔。渴望更广阔的机遇，他与家人搬至香港，并在那里展开了漫长的商业征程。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并非政府内部的人选，但有着一颗热爱国家的心。
参过军的徐增平怀抱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尽管财力不及其他竞争者，但他愿意为国家挺身而出。
徐增平即将前往乌克兰参与投标，这个重大决定引起了贺鹏飞的关注。在送行时，贺鹏飞情感激荡，紧握着徐增平的手，表达着对中华民族独特机遇的信心和重视：「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过去没人愿意卖给我们，未来也不会有……如果错过了，我连自己都无法原谅。」
充满期待与压力，徐增平踏上了前往乌克兰的征途。
实际上，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一直十分良好。早在竞标前，双方已经就价格问题进行了谈判。
1998年4月，徐增平名下的创律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瓦良格号。虽然官方声称将对其进行大规模改造，打造成海上综合旅游设施，内设舞厅、旅馆和博彩设备等设施。
在徐增平中标后，只交了一小部分保证金，然后陷入了金融危机，无法完成剩余付款。这场窘境迫使军方派遣一名代表与徐增平一同返回国内筹集资金。
他们首先寻求海南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的支持，但马蔚华也难以一下子筹集如此巨额的款项。他决定召集各金融机构共商解决之道，不过因赌船生意不名正言不顺，需要2000万美元的资金也遭遇到了一片冷漠的态度。
当离最后付款期限仅剩一个月时，徐增平和团队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华夏证券董事长的邵淳。
邵淳一开始并不相信，觉得用2000万美元就能收购一艘航母？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即便是未完工的航母，也不会如此便宜。
徐增平递上了一份文件给邵淳审阅。虽然文件内容规范，但缺少正式红头文件。
徐增平一行无法提供正式的红头文件，只能尝试请求「面谈」的方式。当邵淳询问「领导是谁？」时，对方回答称是海军副司令。这时，贺鹏飞亲自出面，与邵淳就此事进行了交谈。
海军副司令只提到两点关键信息：首先，这艘船是可用的；其次，海军需要这艘船。至于为何海军不能直接出面，国家为何无法提供款项，贺司令并未深入解释，但邵淳心领神会。
最终，邵淳设法筹措出了所需资金。成功付款后，下一步便是将航母运回国内。
意想不到的是，最艰难的阶段竟在航母运输途中。
瓦良格号航母驶回中国的过程中，路上有四个国家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其中两个国家是乌克兰和希腊，另外两个是土耳其和埃及。
这艘瓦良格号航母的动力装置已被彻底拆除，只能依靠拖船牵引前行。
当瓦良格号抵达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准备通过土耳其控制的伊斯坦布尔海峡时，土耳其政府却以瓦良格号过大影响其他船只航行为由，强行阻拦其通行，迫使其原路返回黑海。
面对土耳其的阻挠，中国不得不进行长达一年半的外交谈判。期间，中国方面每天向拖船公司支付8500美元费用，另外每月还得向乌克兰港口缴纳1.7万美元的停泊费。
尽管土耳其总理府和外交部原本倾向放行，但掌管海洋事务的国务部长米尔扎欧鲁却坚决反对。
在1999年年底，美国的干预从幕后走向台前。驻土耳其大使皮尔森与土耳其海洋事务的主管米尔扎欧鲁进行了会面，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对「瓦良格号」事件的关切。这一次会晤标志着美国开始积极参与和影响这一问题。
随后的3月，美国政府特意邀请米尔扎欧鲁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此行可以被视作美国政府在背后发挥影响力，试图通过与米尔扎欧鲁的接触，进一步影响土耳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在美国的「指点」下，米尔扎欧鲁做出了强硬表态，宣称若想从土耳其海峡通行，瓦良格号必须要么具备自身动力，要么拆解运走，否则就别想通过土耳其的海域。
面对美国的干预和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中国不得不继续与土耳其进行谈判，并作出一些让步。
到了2001年，土耳其军方上层应邀访问北京，并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次访问似乎改变了态势，土耳其军方放松了立场，提出了转让武器技术的要求。
接下来，土耳其政府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提供3.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至少有200万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观光，以此为土耳其带来20亿美元的外汇。
中国为了达成交易，一一接受了这些条件。然而，土耳其海洋署提出了20项极为苛刻的通行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必须先缴纳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
土耳其提出的20项条件在购买瓦良格号仅花费2000万美元的情况下显得过分苛刻。这些条件要求的巨额保证金相当于购买价格的数倍，这使得中国政府面临了严峻的抉择。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政府在随后的9月派出了由交通部官员和航运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进行谈判。他们专门就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问题展开协商，并在极短时间内准备了土耳其要求的各项安全措施。
然而，这代表团坚决不能接受支付10亿美元的保险金这一条件。在这一关键时刻，希腊成为了中国的救星。
希腊不仅承诺免费提供担保，还派遣了该国最大马力的拖船来协助中国。
希腊和土耳其间的复杂历史纠葛促成了这次希腊对中国的援助。这种援助一方面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长期存在的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对于土耳其的敌人，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对立状态的国家，如中国，希腊愿意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中国和希腊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间并无利益冲突。早在1997年阿尔巴尼亚动荡期间，中国曾请求希腊派军舰协助撤离中国驻阿人员，而希腊则毫不犹豫地提供了支持。
中国和希腊之间的互惠合作不仅在政治层面有所体现，更体现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当希腊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时，中国及时伸出援手，公开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并购买大量希腊国债。
此外，中国还主动投资并改善比雷埃夫斯港的运营，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港口当时面临着巨额亏损，而中国的投资和管理使得这个港口焕发新生。比雷埃夫斯港如今已成为希腊经济的重要支柱，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希腊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一直奉行「投桃报李」的原则，在别国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同时也在与各国的合作中努力营造双赢的局面。这种持续的互利合作和帮助并非一时之举，而是中国国际合作中的一贯作风。
2001年11月1日，瓦良格号在伊斯坦布尔海峡风和日丽，由11艘拖船拖行、12艘救难和消防船的护航下顺利通过了海峡最后一个危险的弯道，成功进入了马尔马拉海。
次日下午，瓦良格号航母进入了爱琴海，但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情势陡变。在11月3日，瓦良格号在爱琴海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9级大风导致它和拖船相连的拖缆相继断裂。
这座巨大的船只就像一头失去了控制的野马，在汹涌的海浪中颠簸横冲，不受操纵。
船上的7名水手奋力抵御风暴，但是恶劣的海况导致瓦良格号脱离了拖船，最终漂移到了距离埃及埃维亚岛仅80公里的位置。
随后，希腊方面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派出救援直升机，成功将7名水手安全救出。
救援行动持续了整整六天，直到11月7日，才终于由三艘拖船和一艘希腊船成功用拖缆稳定了瓦良格号。在这一过程中，一名水手在固定拖缆时不幸殉职，为此次营救行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瓦良格号成功摆脱了风暴的困扰后，接下来的航程相对顺利。然而，由于埃及不允许瓦良格号通过苏伊士运河，这艘航母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更加绕远的路线。2002年3月3日，瓦良格号航母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中国的大连港。这段航程耗费了总共3000万美元，远超购买瓦良格号的费用。
就在瓦良格号抵达大连港的当日，澳门创律公司的博彩营业许可证被吊销，该公司宣布因经营困难无力承担瓦良格在大连港的停泊费用，因此放弃对瓦良格的所有权来偿还债务。这一做法合法合理，让西方国家无从指责。
在瓦良格号抵达的前一年，贺鹏飞因病去世，享年55岁。他未能亲眼见证瓦良格号安全抵达目的地的那一天。
2005年，中国大连造船厂开始对瓦良格号展开全面的修复和改建工作。这个来自乌克兰的废弃航母，成为了中国航母事业的重要基石。全国工业体系齐心协力，不断向这个空壳内注入最先进的军事部件，并根据最新的技术进行优化。这个巨大的工程标志着中国航母事业的开端。
到了2012年，经过长达七年的改建工作，瓦良格号彻底蜕变，得以重新命名为辽宁舰。这标志着中国航母舰队的开端，辽宁舰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航母。
辽宁舰的获得对中国海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中国的造舰能力相对有限，仅限于几千吨级的驱逐舰。然而，瓦良格号的引进改变了这一局面，一下子让中国的造舰能力跃升到了能够建造六万吨级航母的水平。
这个飞跃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不仅仅购得了瓦良格号本身，还成功获取了其全部的设计图纸。这意味着中国一下子就拥有了前苏联花费26年时间建造8艘航母所积累的经济和技术成果。
瓦良格号的引进对中国的海军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之前购得的「墨尔本号」不同，瓦良格号是一艘完全新船，其动力系统完好无损，为中国海军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实力。
若没有瓦良格号的引进，中国可能需要从最基本的原材料和原始设计开始，逐步摸索、试验，积累经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至少20年时间，甚至更多，耗费的科研经费也可能高达数百亿。瓦良格号的到来为中国节省了这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科研经费，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加速器。
瓦良格号不仅仅是一艘航母，更像是一颗种子，播下并孕育了中国海军的成长。其引进使中国海军由小树苗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提升了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
自辽宁舰（瓦良格号改建后的名称）于2012年开始服役以来，中国海军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更加坚定和自信的态度。这象征着中国海军的崛起和实力的提升，为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正如钱学森老先生所说，「有剑而不用和无剑可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
在购买瓦良格号的历史中，随着时间推移和当事人逐渐离世，这段事件渐渐淡化了人们的记忆。
值得强调的是，购买瓦良格号并非是一个当时就能被一致认可的决策。高层领导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这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困难的选择。
在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前景不明朗，对于购买航母这样的大规模军事投资，自然引发了诸多顾虑和分歧。
尽管意见不一，但一旦决定采取行动，领导者们愿意为了共同的理想和国家利益团结一致，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确保任务完成。如果没有国家的全力介入，瓦良格号是否能够顺利运抵国内，这件事情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对于当时的相关人士他们意识到买下如此大型的船只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责任。一旦事情被追究，他们的前途不保，甚至可能面临身败名裂的下场。然而，对于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个人得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这种牺牲个人利益、冒险去做对国家有益事情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甘愿冒险，甚至舍身，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这种为国家利益舍弃个人利益的精神和牺牲奉献的行为，应当被后人永远铭记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