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很多。文学史的话，近年来的一个公案应该是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清华简、上博简、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等等出土材料证明，「孔子删诗说」的可能性极大，以前学者对司马迁所说的种种质疑，也失去了根基。其实，以前人很喜欢质疑秦汉人对先秦一些说法是胡说八道，以民国顾颉刚的疑古派为代表吧。但是，出土文献有时候恰恰证明了，秦汉人说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答案可能与问题不太符合，因为这恰恰是证明了史书记载应该是对的，只是后世对史书的质疑基本是没道理的。
今天看到的【诗经】是毛诗，严格说是汉代古文经学的产物。这三百零五首诗作，当然肯定是先秦作品，但是我们拿不到先秦的所谓「诗经」文本，能看的就是汉人整理过的，所以没法还原先秦「诗经」的样态。汉人当然还有今文经学，齐鲁韩三家，不过都亡了，但是除了对诗的阐释不一样，「诗三百」这个范畴是确定的。
「孔子删诗」这个事儿，先秦典籍没说过。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韶】【武】【雅】【颂】之音。后代人大都采信这一说法，商周流传下来的「古诗」原来三千多首，孔子因为要搞素质教育，所以兴了「文字狱」，删减成了汉代人、也是今天人所能看到的「诗三百」。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的大致意思。
从孔颖达开始，这个公案就算是形成了。而且支持孔子并未删诗的说法逐渐占据主流。因为确立一个说法很难，但是反对一个说法很容易，你只要找出逻辑漏洞就可以了。总之这种漏洞历代学者找了不少，比如孔子如果删诗，为什么留下变风变雅的刺诗，那不就是不符合孔子思想了吗。等等吧，总之你在反对的逻辑线上看，说法都极有道理。
历代支持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等；反对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朱熹、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这个名单是网上找的材料，懒得自己梳理，主要说出土文献的事儿）
总之，删诗不删诗，历代吵来吵去没有定论。
像是有的诗篇不符合孔子思想，因此孔子不可能删诗，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设推理。一旦有实物存在，那逻辑推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解决孔颖达的质疑才是最主要的，你说孔子删诗了，那为什么先秦文献很少见到除【诗经】之外的诗作呢？三千删到三百，约十分之九诗作怎么很难见到，反而这三百篇经常见到？
其实，孔颖达的这个说法也并不严谨。如清代马国翰，他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就钩稽出很多诗经中未收的诗篇、诗句。而山东大学老学者董治安，也致力于这项工作。根据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统计，只他俩找出的【诗经】未收诗，就有114首/句。
根据马王堆帛书、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等等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可以找到【诗经】逸诗大约71首/句，由此看来，删诗说是很能站住脚的。特别是出土文物，由于处在汉之前，材料肯定比传世文献可信，那再说孔子看到的就是「诗三百」就不好成立了。
更主要的一个证据，是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舞琴】篇，它为「删诗说」提供了特殊的证据。(以下均为徐正英教授研究成果的概括。具体可见【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一文，【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其一，该组诗确切无疑是 【诗经】「逸诗」，不像其他出土文献中有的诗歌身份存在争议。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存周公儆毖成王及群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且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之所以判定成王所作九首组诗为 【诗经】「逸诗」，是因为该组诗的第一首即为今本 【诗经·周颂】中的 【敬之】篇。九首组诗主旨一致，内容连贯，而且从第一首至第九首，依次标识了「元纳启曰」、「再启曰」、「三启曰」直到 「九启曰」，既然第一首是 【诗经】作品，其他八首自然是后来未被编入 【诗经】的 「逸诗」无疑。一次性贡献八首完整的 【诗经】 「逸诗」文本，已有出土文献尚无先例。其二，【周公之琴舞】实际上贡献的还不只是八首 【诗经】 「逸诗」文本，而是十七首 「逸诗」的数目。组诗在周公四句诗和成王九首诗前各有两句短序，一为 「周公作多士儆毖，琴 舞 九 絉( 卒) 」，一为 「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 ( 卒) 」。所谓 「九絉 ( 卒) 」就是九章乐曲。可见，周公和成王所作的都是九首诗，只是成王的九首完整保存下来了，周公的九首惜仅保存下来半首。周公四句诗开头也标有 「元纳启曰」，既然如此，之后也应有 「再启曰」、 「三启曰」以至于 「九启曰」乐章标识，不可能只有表示开始的 「元纳启曰」而无结尾。既然成王的九首乐歌原属于 【诗经】中的一组作品，周公的九首自然也必是 【诗经】原有的作品。因此，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一次性贡献了八首半「逸诗」文本和八首半 「逸诗」数目，使 【诗经】 「逸诗」数目增加到了共计一百八十五首，其贡献不可小觑。相信随着地下文献的不断出土，类似数据还会不断增加。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周公之琴舞】组诗的发现还为否定质疑派的核心依据提供了经典范本。如上所说，孔颖达等否定司马迁的 「孔子删 【诗】」说，主要是认为司马迁称 「古者 【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是 「十分去九」，太夸张了。尽管刘毓庆、马银琴以刘向校 【管子】等来类推孔子校 【诗经】也有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也尽管马银琴曾从 【诗经】多次编纂 「版次」重叠流传
和地域角度为 「三千首」张目①，但只能是合理推测，惜无实据。而 【周公之琴舞】九首组诗的发现，则首次从正面为 「孔子删 【诗】」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范例。未经孔子删定的 【周公之琴舞】所存成王诗篇是一组九首，而经孔子删定流传至今的 【诗经】文本仅保留了 【敬之】一首，九去其八，不就相当于十去其九吗? 它就是孔子删 【诗】「十分去九」的经典个案和实证，具有示范意义。
这一经典个案更为重要的认识价值是，它启示我们重新理解司马迁 「去其重」的真正含义。此前，人们通常多将司马迁的 「去其重」理解为孔子编定 【诗经】时，删除不同版本中的重复篇目。【周公之琴舞】证实，司马迁所称孔子 「去其重」还有一层意思，指孔子编订 【诗经】时，还删除同一版本中内容相近、主旨相类的不同篇目，每一类仅保留少量代表性的作品于 【诗经】之中。解读【周公之琴舞】九首作品不难发现，尽管从第二首开始，各首内容前后呼应，依次递进，各有侧重，但又不免交叉重复，整体而言，都没能超出第一首所涵盖的祀祖、自戒、戒臣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孔子编定时仅保留了最有代表性的第一首。也许周公所作九首儆毖诗同样也仅在今本 【诗经】中保留了一两首。两个层次的 「去其重」，孔子在官方几次编纂 【诗经】的基础上，为教学需要和恢复周礼，将所谓 「三千篇」删定为 「诗三百」，最终大体成为流传至今的 【诗经】文本样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在出土文献面前，前人种种质疑「孔子删诗」的理由、依据，基本都失去了价值。当然，出土文献也没能解决确定孔子存在「删诗」这一行为。不过，我们可以明确一点，今日所见【诗经】的体量，远不及先秦诗歌的总量。如此之多的诗歌消逝于历史烟尘，就蕴含着宽广的研究门径与阐释空间。更有，为何是这三百零五首诗留存了下来，它们的特殊性在哪，这是一个更值得索骥的问题。
基于评论区纠结的「删」「选」问题，我不妨再解释一下。
司马迁原话是：「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照司马迁的说法，表达的就是孔子删除了一些诗，把留下的视为「施于礼义」的范本。但是，其实「删」就是「选」，你也可以这么表述，「选」出了一些作为「施于礼义」的范本。至于司马迁说的对不对，符不符合客观事实，有没有说谎，有没有黑孔子，亦或者是不是汉初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今人没法去当面问司马迁。但是后人则约定俗成接受了司马迁「删」的意思。
另外，之所以说战国简可以证明春秋时期的问题，是因为出土文献虽然多数是战国简，但是它们都是楚简。一般认为，楚国跟中原文化联系不多，信息有所滞后，因此保留下【诗经】原始形态是有可能的。
孔子在战国之前，他老人家自己都已经说了是「诗三百」，那战国时的楚简挖出来，反而说明【诗经】最初并不应该是孔子看到的，或者故意说的诗三百，可见孔子之时或者之前，【诗经】经过了改头换面。
而后世在论及这个「改头换面」过程的，只有司马迁说的「孔子删诗」，后世历代人所纠结的，不是孔子删诗还是别人删诗，而是孔子有没有删诗，也都是围绕孔子来说的。所以他的可能性最大，即出土文献证明，删诗应该是存在的，历史记录中只出现了「孔子删诗」，因此他可能性最大。
因此，这个问题本质是，如果历史上真实存在孔子「整理」【诗】的行为，那么他究竟是个人的、影响力很小的行为还是形成了官方性的、影响力很大的行为，说白了，孔子的整理行为是不是直接导致了汉朝人只能看到诗三百这个事实。这才是本质。另外，现在学界大多用「整理」一词。
此外，若司马迁的认识确乎是事实，汉代人看到的诗三百就是孔子搞出来的，也并非是要说，孔子能够消灭其他诗作，只给后世留下诗三百，他确实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没这么大能量。
只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历经战国秦火等外部环境几百年的破坏之后，孔子仍可以给汉人保留下二三百首诗，这才是孔子的文化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