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一同度过5月12日那个地动山摇的下午。
目睹了废墟中生离死别的场景，承受过超出言语的切肤之痛，然后逐渐建立起新生活。一晃12年，再一次别无选择地，我们共同抵御着2020年这场波及全人类的灾难。
此刻，赵琦导演正在他的家乡武汉，拍摄关于疫情的纪录片。拍摄安排得很满，凌晨一点半他还会在群里说话。
12年前的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赵琦抵达了北川。
往后的四年里，他跟踪拍摄了三个家庭的震后生活。【殇城】在2013年上映，获得第7届FIRST影展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和行动不便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的李桂花，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和孙女。她手上审批房子的公章，是临时板房区社区主任的权力象征。北川新城建成时，李桂花因虚报3套房判刑3年零6个月。她的母亲没等到她出狱就去世了。
学生洪世豪失去父亲后，和母亲继父生活在一起。他会在父亲的遗像前呆坐很久，总是陷入孤独的状态。和母亲之间的沟通越发困难，找不到理解他的人，对未来也有大人解答不了的焦虑与迷茫。
震后不少失独家庭都在准备再生一个孩子，失去女儿的彭孝全夫妇很难从悲伤中走出来，不想再要一个。他们在废墟里给女儿立了墓碑，那条路被拦住以后，就在山上朝着县城祭拜。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妻子李晓蓉外出打工赚钱。
这些年里，赵琦陆续制作了
【归途列车】、【千锤百炼】、【大同】
多部足以影响中国纪录片历史的作品。他将纪录片的视野带入真人秀节目，导演的两季
【奇遇人生】
获得了如潮好评，也触发了不休讨论。
【奇遇人生】中赵琦提到郭川船长。2016年他挑战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航行的世界纪录，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在此之前，赵琦已经跟拍他很久，一度停滞。郭川船长的意外，带来了硬性的终结，赵琦继续拍摄郭川船长的家人，这部探索长达七年的纪录片也已经制作完成。
他依然很理性，很真实，很细腻，捕捉着人与人之间隐秘的、流动的情感坐标。
2020年的疫情，是 FIRST训练营设定的创作背景。于是，FIRST找到了同样迎向现实议题的赵琦导演。
深处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创作者的赵琦是如何抽丝剥茧的。或许在纪录片的语境下，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我们想从他这12年的创作脉络中，为青年导演的短片创作扯开一道观察的口子。
（关于训练营主题可阅读：
曹保平的一封信
）
回忆当年生猛地冲进现场的青年赵琦，那部处女作【殇城】对作者意识和人生态度有什么影响？站在当下的语境回望，他的纪录片创作生命和涌动的历史事件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当年想表达的真实，如今有开辟出新的解读空间吗？
01在北川的那四年
地震发生时，我在北京，看着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第二天我就想办法去四川。到了成都以后，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路都断了，断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当时四川电视台的朋友帮忙提供了车，中央台的朋友已经到了县城，说北川很严重，我们就开车到北川。没有休息和补给的地方，我们先住在重庆的消防营地里，后来到绵阳消防的驻点。有了留在北川的条件。
当时大部分北川市民聚集在九州体育场，在临时的课堂里，我碰到了洪世豪和他妈妈。后来又结识了李桂花大姐。
第一次去我待到6月23日， 08年国庆前地震震松了山体，发生泥石流，我又去了一次。第三次是在春节期间，我在县城里结识了李大爷，他说他家在山上，可以俯瞰已经是废墟的老县城。到他家后，我见到了他的孩子彭孝全夫妇。
一开始我们跟拍了上10户家庭。但是地震之后，大家都没有家庭地址了，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第二年跟了6-7户，拍到第四年还有4-5户，最后呈现了3个家庭。
【殇城】是缓慢和渐进的。不一定有必然的标志事件，只是流淌着。
12年前我带着记录的冲动和责任感去北川，当时想的就是要往前闯。没意识到现实的残酷，只是想看看人生的真相。
时间流淌过12年，现在李桂花大姐已经出狱了，一个人在县城住，比较孤单，尽量不和太多人接触。
晓蓉姐的妹妹生了女儿，妹妹在上海，就把孩子留给彭大哥夫妇来抚养。晓蓉姐后来很快回到北川，没有去打工了。他们挺幸福的，一家三口每天都会出去散步。
洪世豪在外面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北川。他到了要结婚生孩子的年纪了，在北川的交管局做辅警，偶尔我们会聊聊微信。
拍完【殇城】后，我好几次去北川，那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它就像一个个人博物馆，一个人走一走，我能想起每个人进入这个城市时候的样子。
我们曾用VR技术复原过北川老县城，一个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复原以后，数据量太大了，导致现在没有平台可以跑起来。
等到技术可以实现想象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走在北川县城里走动，进入楼宇。还可以在街道上播放这些年的影像资料。
这座城市，有点像我精神上的乌托邦，是一种指引，让我回到当时的心态和状态，迫使我思考当时做出的承诺，有没有在努力做到。
我现在依然带着当年的冲劲，只不过，对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我的需求，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某一件事，即便我知道做了不会带来改变，有必要，依然会去做。
02和武汉共同承受些什么
我就是武汉人，在武汉长大，家里亲戚都在武汉。
离开一段时间后回武汉，一想到说着乡音的好多人，都在遭受非常大的痛苦，我会感受到这种痛苦是属于自己的。
对于武汉，我觉得要共同承受些什么，得和它同甘共苦。
我是这里人，跑得远远的，在安全的洞穴里苟活是不应该的。
就算不拍片子，我也会做一个志愿者。
封城的时候，团队里的执行导演邓芷莹说要做一部关于疫情的片子。当时进出已经很困难了。1月底，执行导演想办法进到武汉了。我当时在北京，每天晚上通话两个小时，聊拍什么东西，4月初我到了武汉。
我们比较深入地接触了一些家庭和医生，讲这3到4个月的事情，拍得差不多了。
看着城市逐渐恢复生机，我像做了一个魔幻的梦。
恰恰是一瞬间爆发的事，才需要更多的记录，留住容易抹去的现实。人有趋向于自我保护的机制，有向前走的现实压力。但
记录者有必要忠实地留下记忆
，哪怕仅仅作为一个文献资料。
另一方面，在故事的发展中，
我想感受人能不能逃离自己的本性，摆脱把我们往下拽的本性？
哪怕经历灭顶的灾难，跨过巨大的鸿沟，
人们信誓旦旦的，体悟到的原则也很容易被冲淡，冲淡为一种日常和惯性。
有没有能力去突破和形成真的自己？能否对自己更批判和警醒？
对这一次的事件也是，能不能吸取教训不要再重演？能不能自省然后步入下一个阶段？
我也不确信。
对于创作者来说，不只在地震之后，这种探讨可以被放在任何一场大的灾难以后。
03长在真实的人间
人本身有很多面，应对生活的危机有不同的状态。我通过这些场景抵达核心的情感和普遍的真相。
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有人做纪录片，有人发vlog，都可以的。我会愿意去尝试1-2分钟持续性的小东西。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真实的理解和坚持是什么，
这会影响叙事的形式和人物的浓度。
以前有报道说我是最会找钱的制片人。我现在不太喜欢去找钱，一方面钱越来越少，性价比很低，钱的背后有一定的诉求和制约。如果希望去描述事实，应该尽量少地受到引导。
这部在武汉的纪录片，资金是独立筹措的，团队只有4个人。
我现在越来也越倾向于用较少的成本、小的团队，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发现更多事实，算是一个更朴素的创作思路。
能杰那样做（在网络上释出纪录片的下载链接）是万不得已。如果给纪录片打赏捐款能成为新的财务循环，也未尝不可，是现有的自然环境下出现的新模式。
温暖的地方长出阔叶林，严酷的地方长出苔藓。
总是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