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冲突的原因和主要博弈点
鉴于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出于担心中国持续发展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中美关系就明确走出蜜月期进入平淡期。美国政界2009年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和2012年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步将中国看作竞争对手来看待，特朗普提速了这一质变过程，并采取全面竞争加高压的态势。抛开纯粹的政治和军事不论（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企图心也不强，更多注重内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美之间冲突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产业政策和全面经济体制方面，美国对中国政府强化经济管理职能严重不满，要求取消AI、半导体、5G和新能源等先进技术的产业鼓励和补贴政策，要求中国进行长期结构性改革，也就是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
第二，货物市场开放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在特定商品如汽车等仍保持较高关税；
第三，服务市场开放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国内在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方面存在进入限制；
第四，外商投资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存在非正式投资准入壁垒，如技术转让或者技术本地化等；同时认为中国未能按时放开汽车行业股权比例限制等；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存在技术本地化、同时存在商业机密窃取、在线版权保护不力等问题；
第六，贸易失衡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享受太多贸易顺差，抢走了美国人工作机会。
中美之间在贸易失衡、技术转让、美国商品采购和外资企业市场准入等方面，双方几番博弈后找到了解决办法，如中国承诺「尽快」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2019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长期以来比较棘手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临界点，自身国内产业升级的前提就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否则没有企业愿意进行技术研发，几次交锋后就找到共识。
由于第一个方面涉及到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崛起的根本制度，中国经济体制只会按自身发展需求进行演变，不会因为任何外力干预而脱离自身运行轨迹，这方面分歧无解。这就是说中美争端不光和贸易及关税议题有关，这更关系到未来。是中美两大经济体重新定义彼此经济管理和权力规则的斗争。中美将在市场制度和体制，竞争机制等方面进行长期博弈，在可预见将来看不到尽头，未来将长期处于竞合阶段。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述
改革开放前面近20年中国主要是在处理国企遗留问题，对国内影响大但世界影响不大，只有局部如东部沿海形成了部分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但在整体经济中占比不大。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真正始于1995年的国企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中国入世。1995年开始国企改革导致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进入效率更高的民企以便「传帮带」教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的技能，并伴随1999年高校扩招带来源源不断理工科输送技术升级人才后备力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让本已转移到东南亚欧美日台韩企业加速转移到大陆，带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为中国庞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提升。2001年入世，让在欧美日台韩企业就业的庞大剩余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更低关税来对接国际市场。现有中国经济发展自循环模式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中央层面通过原来的五年计划现在的五年规划，不断根据变化的经济状况和战略目标动态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升级计划。
2、地方和国企改革后保留的企业负责落实中央相关规划，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行政区划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间虽然部分存在形象工程和部分基建腐败，但不是主流）以便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国企改革后保留的企业主要负责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施工（如原铁道部和各种大型港口和远洋运输公司等）和涉及重大国计民生项目的重大技术攻关（如国防、高铁等）。
3、上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低下、国内储蓄总额小导致资本不足。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积累不够和资金来源匮乏，以及劳动力就业不足，则通过出口加工导向型发展战略来予以解决，外资让中国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并迅速融入国际市场，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一方面对内表现为人民币储蓄增加，另一方面对外表现为不断累积外汇储备。
人民币储蓄通过政府控制的金融机制（包括股市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和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流入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这就是银行金融机构经常面临的哪类行业和产业可以贷款或上市，哪类不能融资或上市），这里还包括为支撑产业发展配套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融资平台融资。
外汇储备为下一步引进技术和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不快一大原因就是外汇不够，因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纯粹消耗外汇，而技术升级又是一个几十年的长跑追赶进程，很多国家在此过程中就引发巨大外汇贬值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就出现这类危机）。
4、随着外出就业常态化，从打工逐步变成定居，也就是城市化。随着中国人收入不断提高，也是面临在城市定居带来的一系列的「吃穿住用行」等支出。普通的「吃穿用」带来一系列相关生活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行业发展，比较特殊的「住行」消费支出表现为购买住房和汽车，这两个产业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众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带动上下游上百个产业发展。初期阶段中国人买房主要还是满足居住需要，后续在不断上涨房价中才学会房地产投资。很长一段时间资本市场牛股也出现在地产、资源和与吃穿用有关的大消费类板块。
当中国经济走入这个阶段时，就开始显著表现出自我内循环的消费特征，但初期还不是特别明显，后续随着一二线城市中高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据国家统计中高收入接近3亿，美国总人口也就3亿多，虽然美国人均更富有，但是财富集中少数亿万富翁手里，中产阶级人数少很多，虽然人均高，但消费总量就旗鼓相当），这一内循环消费特征愈发明显，表现之一就是国内从名牌服装首饰到豪车遍地，在国外旅游则是国人不论消费品还是不动产的购买都引世界关注。以至于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总额（约40万亿）接近美国，这是美国自1870年以来第一次遇到另外单一经济体的消费总额可与其并驾齐驱。国际机构预计2025中国消费总额55-60万亿，大幅超过美国，这也为我国在面对美国打压的最大底气所在。因为最大单一市场存在，一方面导致其他国家垂涎中国市场，不愿意和美国一道围堵中国（虽然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会和美国一起摇旗呐喊，但实质经济不会，欧盟与中国投资协定；东盟10国+中、日、韩、新西兰、澳大利亚15个国家，正式签署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单方面制裁我们也可以依靠内循环抵消美国单个国家的影响。
其实西方国家实现内循环为主经济发展也走过类似过程，17-19世纪，那会没有世界贸易组织，早先西方国家通过坚船利炮开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掠夺原料和开拓国际市场，随着出口不断积累，国内居民收入提高，储蓄增多带来投资，慢慢就形成了内循环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今天英美法德莫不如此。
5、为了实现上述四个循环，关键在于 产业 的引入，没有产业也就没有中央五年规划的落实，也没有老百姓收入增长和储蓄增加，更没有后续内循环城市化和内需市场。在中国特色的分税体制下和政绩考核制度下，完善的基础设施、保姆式招商引资服务、对符合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产业的近乎白送的工业用地、税收优惠以及相关配套的人才、医疗和教育等政策，是吸引国内外产业入驻和发展的不二法门和强大引力。融资平台行政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企行政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让企业产品输入输出畅通无阻，因为完善一流基础设施和24小时白加黑的保姆式服务让资本生产无忧，近乎白送的工业用地、税收优惠以及相关配套政策，让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的内外资企业只要带着品牌技术和关键生产人员，用着融资租赁来的设备就可以生产，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以至于把整个产业链都搬来中国，业界流行只要被中国产业政策盯上的产业，在各地招商引资下很快就会物美价廉，直至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液晶面板、高铁等。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大致如下：
1、基础科学、基础材料和战略性核心技术缺乏
我国虽然快速的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在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材料和战略性核心技术方面依然不足，比如芯片领域从理论研究，架构架设，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芯片制造等等都缺乏，这也是目前美国制裁我们最重要的手段。假以时日，具体应用层面的技术通过集中技术攻关是可以攻克的，那时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基础更牢靠，一定可以实现技术方面的自我内循环。做为配套措施，资本市场层面则为参与这类产业风投资本创造资本市场有序退出的渠道，如设立科创板和实行注册制。基础科学不足，在美国限制理工科中国留学生去美的背景下，花费的时间会更长很多，这主要是关系到未来创新，而教育科研体系改革又是牵一发动全身。
2、产品品牌力不足
过于追求规模，缺乏对消费者心理精细化研究和开发相应的产品，导致我国形成巨大规模中产阶级，而很多人去购买国外品牌，假以时日，通过对中国高层次消费者消费心理和习惯研究，可以通过类似于家电领域的民族品牌营销策略来实现各个领域的内循环模式。
3、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企、房价泡沫以及银行不良资产较多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在引进不断升级的产业，就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采取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而且随着基础设施不断推进，产业就不断引入，城市就业人口不断增多，就需要更多基础设施和更多建设资金（没区位优势的地方基本上第一轮基础设施下去就持续不了，比如许多区县市及部分地级市）。而资金来源无外乎有二，一是举债，也就是我们见到的政府融资平台融资，随着经济规模增大，导致政府隐性债务不断膨胀；二是通过城市经营获得收益，也就是拍卖土地，政府为了满足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有意无意的推动土地拍卖价格上行。随着地价推高房价，房价推高地价的螺旋向上模式带来的财富效应，导致购房逐步从居住变成投资。房价泡沫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导致居民杠杆不断增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长远来看会抑制消费能力增长。
由于金融政策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政府管制下金融机构在政府引导下，将信贷投入政府鼓励的产业，而政府产业政策又不断引导产业升级（最近几十年中国产业升级速度全球最快），每次产业升级意味着淘汰部分企业和形成部分不良贷款。此外金融政策还引导甚至强制金融机构向承担较大就业的小微企业贷款，小微企业本来就抗风险能力就差，再加上产业变化太快，很容易被淘汰而形成不良。
4、环境污染过大，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各种产业的快速引进，对我国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和人民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尤其是石化能源大量使用，有色黑色金属冶炼，化工项目的上马对环境破坏极大。我国对策是，一方面多年前就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碳排放议程，最近又出台了「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大力发展光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这既是应对环境破坏和恶化之举，更是在传统产业已经完全满足居民「吃穿住用行」的背景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环境友好的产业发展才能既创造新的供给又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国家在刚普及4G没几年的情况下，大力推进5G等信息技术也是基于此目的。反应在资本市场，近三年中国股市主流赛道一是围绕吃穿用有关的大消费类上市公司进行，二是围绕5G（19年的主流赛道）、电动车锂电池相关产业链以及光伏（20年至今的主流赛道）等清洁能源板块。
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能演变路径
过去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导向为逻辑起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大幅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走到今天一方面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如果还是主要依靠出口导向（2020年出口总额大概占到经济总量的16%），很难有国际市场能满足这么大的产能；另一方面美国害怕中国赶上甚至超过自己，因此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发展，甚至要与中国脱钩。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上述经济发展优势和产业短板的现实约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快速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补齐相关产业短板，在「中国制造+中国消费」的基础上，提高国内经济循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全球竞争力。最终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补齐产业短板，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是实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可行路径。
五、提升中国消费的可能举措
未来中国经济新格局是以内循环为主，消费能力是决定内循环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增加消费除了随着产业升级带来居民收入增多外，国家层面也要考虑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几大因素：
1、房价因素
在一二线城市，目前购房支付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头号支出，这严重影响到消费持续增长。为了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政府开始出手引导房价有序上涨。而政府主导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模式，自然蕴含着冲高地价房价的因子。因此控房价又与控制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平台融资有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处理近40万亿的存量平台债务，二是要控制好增量。考虑到城市化进程、短期发展惯性、产业转型和人民就业等因素，相当于部分地级市平台融资应该还存在十年左右的窗口期，一二线城市的重点区域可能时间更长。连续多年推出的限制平台融资的政策，基本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处理方式，未触及平台核心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平台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推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非常重要，这是美国企图施压让中国放弃而中国不愿接受的事情。因此只要平台还有承担这个推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使命，国家更可能的是规范平台资金使用和融资规模，而不是一刀切式结束。当然具体怎么规范，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来予以确定。
2、教育因素
目前学前教育、课外辅导和学区房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巨大支出，这也严重影响到消费增长。政府通过教育制度调整，不仅仅是增加财政负担，更应该看到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支出会带来税收增长，只是涉及教育财政支出与消费支出税收收入的匹配问题，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会涉及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问题。
3、医疗因素
以前医疗支出占据部分家庭支出很大部分，随着医保制度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提升，目前很大程度得到缓解。此外衍生出政府医保支出占财政比例不断攀升，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国家开始推行医药采购的「集中采购制度」，以便缓解以药养医带来的日渐加大的医保支出。这项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其他领域也可能推进类似改革以提升经济内循环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