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足球從傳入中國開始，就始終是一項伴隨著混亂與爭議的小眾運動，始終沒有走進大眾的生活當中。
最早觸現代足球的中國人，要算香港的華人學生，媒介是英國教會或港英當局辦的學校。1897年香港即開始舉辦「特別銀牌」杯足球賽，之後上海等一些沿海大城市也都開始開展此類運動。1901年上海聖約翰書院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具備近代體育性質的足球隊。這支足球隊裏的所有隊員人人都拖著一條長長的大辮子，因此也被稱為「約翰辮子軍」。約翰辮子軍們從1902年起開始正式參加上海的「思考托」杯足球賽，開始時的對手都是其他學院的中國球隊，打出名聲後逐漸開始接受外國足球隊的挑戰。中國著名體育家馬約翰先生當時就是這支辮子軍的主力球員之一，據他回憶「辮子軍」們雖然體格普遍瘦小，但勝在身體「靈活敏捷」，與人高馬大的外國球員對抗起來也算是各擅勝場，並不吃虧。
到了1904年秋，香港幾位英文書院的學生湊在一起用午飯錢買了足球，組織成立了「華大足球會」，成員大概有40人左右。到了1908年，這個足球會改成了一個更加讓人耳熟能詳的名字「香港南華足球會」，這個足球會成為了中國近代成立最早也是實力最強的足球俱樂部。
中國現代足球運動的萌芽時期，其實已經是世界現代足球蓬勃發展時期，1904年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在在巴黎正式成立，足球計畫在1900—1908年的第二、三、四屆奧運會上都被列入表演計畫。
但中國足球此時其實依然只是在部份殖民地內和北京上海大城市學校裏的小眾運動。1910年這屆全運會比賽只有一場足球比賽，對陣雙方是上海區足球隊與華南區足球隊，其中上海區足球隊就是由上海聖約翰大學及上海南洋公學兩校足球隊的精英隊員組成。華南區足球隊基本就是香港隊。
在這一場比賽過後，從1910年到1924年，中國國內再沒有舉辦過一場由官方組織的正式足球比賽。能代表中國足球水平的，只有從1913年起開始參加國際比賽的中國國家隊。但是，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失序，經濟雕敝，軍事上混戰不休，這支所謂的「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基本上就是由香港人組成。
成軍後的中國男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顯示出了超強的實力，在1913年至1934年的十屆遠東運動會上，中國男足除第一屆獲得亞軍外，在21年間連獲9屆足球冠軍，是當之無愧的亞洲霸主。這其中尤其鼓舞人心的勝利是1923年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當時運動會在日本大阪舉辦，主場作戰的日本人以為穩操勝券，準備洗雪前恥，不料又以1比5慘敗。又驚又氣的日本媒體紛紛印發號外，沮喪之情溢於言表。上海的【申報】將日本媒體的號外傳回國內，把標題轉譯為「中國足球鐵軍，堂堂十年連勝」。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男足在亞洲體壇的外號就叫做「鐵軍」。
在當時的遠東運動會中，中國在絕大多數計畫上的表現都呈現出一種力不從心的狀態，除了在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取得過一次總分第一之外，其余幾屆的表現幾乎可以用崩潰來形容。田徑和遊泳兩個大計畫中國代表隊很多時候都是總分排名墊底。在五四運動後的兩屆運動會上，中國隊在遊泳計畫上更是接連創造了總分為零的尷尬紀錄。
因此，在當時的遠東遠動會上唯一能捍衛民國體育尊嚴的中國男足，得到了當時全國群眾酷似現在追星般的追捧。當時香港隊的李惠堂號稱足球皇帝，在球迷心中威望甚高，每次出每場平均有數千觀眾自發為其吶喊助威。全運會足球決賽由李惠堂所在的香港隊對陣廣東隊，親赴現場觀戰的觀眾竟然比開幕式還要多。在觀眾席滿員的情況下球場四周的草地上居然坐了數千學生，數百個記者席也被為觀眾占據。當李惠堂入場時，竟然有一票觀眾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將手中銅板亂拋，恰如昔日看京劇到精彩處將彩物拋的舞台一片銀光一般，簡直是將李惠堂當做了最大牌的京劇名角去捧了。
但是，盡管社會各界名流都願意去沾一沾中國男足「揚我中國尊嚴」的光，一涉及真正真金白銀的支持，卻紛紛開始打退堂鼓。為了備戰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國男足早早集結，但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財力困難為由，竟然不願為足球隊赴柏林參加1936年奧運會撥款。
無奈之下，中國男足只能提前兩個多月出國，南轅北轍先赴東南亞等地，靠沿途進行商業比賽籌措參加奧運會的經費。即便如此，在奧運會的賽場上，中國男足也表現出了相當強的戰鬥力，在和當時的世界一流強隊英國隊的交鋒中，中國隊上半場居然與對手打了個旗鼓相當，中國隊的威脅進攻次數甚至還要多於英國隊。雖然下半場由於體力不支場面逐漸被動，最終在英國隊的圍攻下以兩球敗北，中國隊的表現得到了歐洲球評家的一致稱贊。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男子足球計畫已經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人才選拔體系。雖然球隊成員絕大部份依然來自於香港、上海、北京、廣州等幾個大城市，但參加1936年奧運會的國腳們大多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和遠東運動會。各路足球人才都可以透過全國運動會這個平台向李惠堂等國家隊核心隊員近距離的展示自己，並初步贏得參加國家隊的機會。然後透過遠東遠東會等亞洲級別賽事的挑戰，最終成為國家隊的正式成員。
但好景不長，中華民國男子足球隊的聲望達到頂點是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後，緊接著1937年抗日戰爭便全面爆發。八年抗戰時期，中國的各項體育運動包括足球都受到了嚴重影響。中國足球與國際的交流基本停止，在國內也只有個別城市還有零星的比賽活動。孫鎮和、譚江柏等參加過柏林奧運會的國腳更是主動請纓去了前線殺敵，孫鎮和最終犧牲在了抗日前線。
等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忙於內戰的南京國民政府對於體育事業的關註明顯不如「黃金十年」時期，對於參加1948年倫敦奧運會的中國國家足球隊所申請的12萬美元經費只答應補助一半。民國政府當時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政府在1948年2月答應補助50億法幣，折合美元約6萬，但等到4月球隊正式出征時50億法幣卻只能兌換不足兩萬美元，
無奈之下，足球隊只能再次南轅北轍先去東南亞打商業比賽籌款。因為時間緊迫，中國足球隊從5月1日到6月20日在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等地以幾乎兩天一場的頻率50天踢了26場比賽，雖然取得了16勝5平5負的不俗戰績，但卻累得全隊上下人困馬乏，傷病滿營。
好不容易到了倫敦近郊卻孟公園奧運村，中國足球隊只休息了兩天就被中國代表團以「奧運村住食費用不菲，經費難以為繼」的名義將全隊遷去了一所小學的教室居住，住由課桌拼成的大通鋪，吃從國內運來的大米、榨菜，吃的隊員個個滿腹怨氣。
人困馬乏、後勤不濟的中國隊雖然在此後熱身賽中有過戰勝美國隊的良好表現，但在正式比賽裏第一場就被人高馬大的土耳其隊打了個狼狽不堪。在雨戰中中國隊的技術特點完全被土耳其隊克制，全場被動挨打，最終以零比四大敗，慘遭淘汰。
這場慘敗也標誌著中國男子足球隊這面民國體育旗幟的落地。此後民國政府忙於內戰，再無暇組織國際比賽。中國足球隊要等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6年才再次有機會踏上國際比賽的賽場。
隨著國家隊在國際賽場的謝幕，中國國內足球環境也變得更加惡劣。雖然在1935年全運會上，男子足球參賽隊達到了十八支之多，但其實比賽水平並未提高多少。到了1948年全運會，不但比賽品質大幅下滑，再加上因為裁判水平的局限和當時政治大環境的影響，民國足球比賽在一片混亂當中成為了絕響。
在比賽中，最常見的是運動員因不滿裁判判罰而辱罵、毆打裁判，乃至對方球員的事情，比如空軍隊選手集體毆打浙江隊隊員陸柄生，湖北隊隊員燕振華和朱雲濃不滿裁判判罰毆打裁判員朱權，天津代表團因為不滿裁判判罰而威脅退賽等事件均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還是賽場架槍的行為。
當時參加足球比賽的，除了南方幾個發達省份，以「洋學堂學生」為主的省隊外，還有陸軍、海軍、空軍、警察等幾支以軍隊人員組成的球隊。這幾支軍方球隊均對這個足球冠軍誌在必得，比賽進行過程中，陸軍、海軍、空軍、警察等幾支球隊屢次憑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比賽中圍毆裁判、圍毆對方球員。
如此混亂無序的場面讓見慣了世面的運動會記者們也不由的感慨：本次大會「運動員打裁判、裁判打運動員、觀眾打運動員、運動員互毆、大會職員互毆，確為民國體育全民參與之典範」。
因為這幾支球隊的表現太過兇悍，在小組賽結束進入四強迴圈賽後，上海隊為了自身安危，首先宣布結束比賽。在接下來陸軍隊與香港隊的比賽中，陸軍隊攜帶大批武裝士兵荷槍實彈進入現場。比賽中香港隊先聲奪人攻入兩球，陸軍士兵大嘩，觀眾席上不斷有拉栓上膛的聲音，更有人大喊要「槍斃裁判」、「架機槍打他們（香港隊員）」，在香港隊最終二比一取勝後，陸軍士兵舞槍弄棒，久久不願離場。最後足球裁判長找了一個借口（一說是上半場補時時間為三分鐘，而裁判超過三分鐘後仍未吹停比賽；另一說則是香港球員鄧福泉被替換下場後又再度上場），宣布香港隊違例。
按照正常的裁判流程，香港隊違例就該判負或者擇日重賽。但賽事組織者也被比賽的場面弄得心驚肉跳，四強迴圈賽就只進行了這一場，隨後即宣布除主動棄權的上海隊外，其余進入四強的三支球隊香港、陸軍、警察全部並列冠軍，「三星同輝」的奇景。
而不論是參賽球隊冠以什麽樣的名稱，叫香港隊、陸軍隊還是警察隊，其實隊中球員依然還是當時香港和上海足壇的那些屈指可數的宿將們。比如陸軍隊基本上就是上海青白足球會全班人馬，而警察隊基本是香港傑誌和星島隊的聯隊。
整個民國時期，中國足球其實始終只是政治家跟資本家手中的玩物，除了能夠在外戰中為政府臉面上貼些金，在國內比賽中能為某個組織爭爭彩之外，根本就沒有在普通民眾中造成多大波瀾。大城市的居民們有可能還會像看京劇、看電影一樣把看足球賽當做是一項時髦的娛樂活動，花點錢去捧捧場，其他城市跟廣大鄉村的普通人可能連足球規則是什麽都搞不清楚。
所以不要說足球文化了，作為依附在政治和資本上的一塊亮片，一旦資本或國家不在關註，足球本身便迅速在這個國家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