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泓/文
七年前，筆者邀請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視源電子」）的創始人孫永輝加入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下稱「促進會」）。
孫永輝問，企業入會能夠享受什麽樣的服務？筆者回答，視源電子曾是一家中小企業，而今成長為一家大企業，是不是有義務去促進更多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此，孫永輝表示，視源電子永遠是一家中小企業，要永遠保持作為一家中小企業的活力，不能有絲毫的大企業病，也有義務去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為此，視源電子不僅加入了促進會，還主動貢獻場地，免費接待促進會會員企業在視源電子參觀學習，甚至提供用餐。視源電子的員工自助餐是筆者見過的最為豐盛的，早中晚全部免費向員工及家屬開放。該企業還創辦了幼稚園和員工體檢中心，體檢中心也向員工親屬免費開放。「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孫永輝講，企業不僅是一家盈利機構，還應該是社會的細胞，承擔社會的某些功能。
但近期比亞迪一則發給供應商的通告，引發了筆者關於制造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思考。
比亞迪通告的大致內容是：2024年11月18日是比亞迪成立三十周年的紀念日，比亞迪汽車已成為全球首家達成第1000萬輛新能源汽車下線的車企。這既是比亞迪的裏程碑，也是中國汽車工業的裏程碑，標誌著中國由汽車大國走向汽車強國，中國汽車迎來高品質發展階段。比亞迪汽車承認銷量的不斷突破，得益於技術創新、規模化優勢和低成本供應鏈。為增強比亞迪乘用車的競爭力，比亞迪要求整個供應鏈從2025年1月1日起降價10%。
筆者認為，比亞迪是一家優秀的企業，但這則通告，反映出其距離成為卓越企業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也反映出中國大企業與國際企業在價值觀念與社會責任方面的差距。
汽車強國與工業強國
汽車工業可謂是一個國家現代工業的基礎。世界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基本上也都是汽車產業發達的國家。以德國為例，國家經濟對於汽車產業依賴度達到70%，汽車產業成為國家工業化的基礎。
傳統汽車工業涉及汽車零部件制造，包括發動機、變速器、懸掛系統、制軔系統、車身、內飾等；汽車材料，如鋼鐵、鋁合金、塑膠、橡膠、玻璃等；汽車電子，各種電子裝置，如導航系統、音響系統、車載通訊系統、車輛控制系統等；汽車模具，為汽車零部件制造提供模具的設計和生產，包括沖壓模具、註塑模具等；還有汽車塗裝與汽車檢測裝置等等產業環節。
透過發展汽車產業，帶動國家工業化，汽車產業所積累的大量工業知識、創新發明與管理知識，都可以便捷地遷移到更多行業，推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行程。
在上世紀90年代，亞洲的馬來西亞與泰國就曾提出過「汽車立國」的目標，為此不惜在燃油價格、高速公路的收費上補貼汽車。縱觀二戰後全世界的工業化已開發國家，也基本都是汽車制造大國。汽車產業就是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第一標簽。
上世紀末，中國也不惜以市場換技術為代價，引進大量國外汽車品牌，但始終無法進入到核心供應鏈、獲取核心技術，最終的結果是中國汽車工業大而不強。
如今，中國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依賴於新能源汽車的興起，甩開傳統汽車發動機、變速器等各種技術門檻，實作彎道超車。事實上，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仍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全球化產業轉移形成的工業基礎，中國工業基礎支撐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崛起。
按照工業化發展的劇本，工業體系是在汽車產業開發中汲取工業化養分而得到充分發展。中國卻走了一條與世界工業化國家、汽車大國不一樣的發展路徑。中國的汽車產業是在汲取中國工業化的養分後成長起來的。
中國的工業體系不是汽車強而工業強，而是工業強而汽車強。當然，這當中有彼此成就的部份。中國汽車產業需要對自身在中國制造業體系的作用、貢獻與地位有清醒的認知。
汽車產業的高品質發展
透過上述公告，我們會發現，比亞迪對於高品質發展的認知存在巨大誤區，即以數量代替品質。這與國家倡導的高品質發展理念恰好相反。
高品質發展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從簡單追求數量和增速的發展，轉向以品質和效益為首要目標的發展。高品質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生產要素投入少、資源配置效率高、資源環境成本低、經濟社會效益好。
從本質上講，比亞迪突破1000萬輛新能源汽車成績難能可貴，但仍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是中國汽車產業對中國工業並沒有起到龍頭作用，對中國整個工業體系的帶動力不強，特別是汽車科技的產業帶動效應並沒有傳統汽車已開發國家強。
二是中國汽車產業的利潤率普遍不高。2023年度，比亞迪總銷量約300萬輛，豐田汽車超1000萬輛，比亞迪去年整車銷量大約是全球第8。在利潤方面，歸屬豐田母公司的利潤達341.97億美元，比亞迪約為300億人民幣，比亞迪的全球利潤排名約在15名前後。
三是整個汽車產業管理水平對於工業體系的溢位效應不明顯。德國的汽車體系在發展過程中，對產業貢獻了「雙元制」教育。福特汽車貢獻了流水生產與品質管理體系。日本豐田貢獻了豐田精益制造。特斯拉創造了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新賽道。中國的汽車產業為中國工業體系的管理貢獻了什麽？
比亞迪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開發中的領先者。中國汽車產業在新能源汽車的賽道上，也取得越來越好的成績。成績需要肯定，但對存在的問題也需要清醒認識。所謂的領先，不是基於模仿，而是率先垂範。
供應鏈的價值
最近，筆者看了產業專家林雪萍所著的【供應鏈攻防戰】。供應鏈涉及到國家以及產業的競爭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國大企業對於制造業供應鏈重要性的認識顯然不足。中國的大企業要清楚，一家企業的競爭力，如果是建立在對供應鏈企業盤剝基礎之上，這一定不是永續發展之道，起碼不符合產業高品質發展的要求。
大企業與供應鏈企業的關系本就是命運共同體。大企業應該為供應鏈企業賦能。不僅僅是提供訂單，大企業還需要對供應鏈提供管理、技術路線規劃等。專家們講，特斯拉比它的供應鏈企業都懂制造，馬斯克是降本大師，特斯拉為業界貢獻了其研究的技術資料。
反觀中國的龍頭企業，對供應鏈企業好像只有一個要求，就是降價、降價再降價，以及永無止境地拖欠供應鏈企業的應收賬款。國家規定1個月，很多大企業是9個月、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國內某家電龍頭企業，其一年供應鏈融資的利潤比制造部份的利潤還高。
林雪萍在【供應鏈攻防戰】中提到：蘋果手機在中國制造帶動了大批精密制造裝置商和材料商的發展。如果蘋果決定要搬遷到印度，這些產能可能會永久性遺失，也可能會導致周邊裝置商同步搬到印度。
他無不擔憂地講：「對中國而言，如果連線力被削弱，就會導致供應鏈能力等級的惡化，從而阻礙中國制造向更高價值鏈攀升。保護供應鏈的連線力，是相關產業刻不容緩的行動。」
一家優秀鏈主企業的存在是一個國家產業的福音。廣州的希音不僅為其供應鏈企業帶去了訂單，還帶去了數位化改造，大大提升供應鏈企業的管理水平與制造能力。
筆者認為，哪怕需要透過降本提升企業競爭力，比亞迪也應該要有方法論，並設立一個部門以分類指導供應鏈企業的降本。
透過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服務實踐，我們發現，中國制造業還有很多降本空間，但需要具體的方法論指導。而這些正是大企業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而非簡單粗暴地要求降價10%。如果沒有空間硬要降低，是否是以犧牲品質為代價？如果降本還有30%的空間，10%的要求豈不是少了？
供應鏈就是一家大企業利益攸關的命運共同體，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構成。但它不是價格，而是價值。
企業的社會責任
當我們講企業責任時，常常會提到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和員工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消費者、社群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其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在生產過程中關註人的價值，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和社會的貢獻。
在近代商業的發展行程中，企業的責任也隨著生產力的提升與社會的進步不斷叠代。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個社會透過市場能夠最好地確定其需要，如果企業盡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資源以提供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並以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銷售，企業就盡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19世紀初，兩次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飛躍，企業的規模與競爭力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企業更多強調物競天擇式的自由競爭，而非承擔社會責任。於是，大企業極盡盤剝有密切關系的供應商和員工，以此保持企業的競爭力。
19世紀中後期，企業制度逐漸完善，勞動階層維護自身權益的要求不斷高漲，加之反托拉斯、消費者保護等觀念及法律的出台，客觀上對大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企業社會責任觀念逐步形成。
在上世紀8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開始在歐美已開發國家興起，具體包括環保、勞工和人權等方面。而社會對企業的關註也開始從產品品質，延伸到更加廣泛的環境、職業健康和勞動保障等多方面。
2002年2月，在紐約召開的世界經濟峰會上，36位元執行長呼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其理論根據是公司社會責任「並非多此一舉」，而是核心業務運作至關重要的一部份。2002年，聯合國正式推出【聯合國全球協約】(UNGlobalCompact)，協約包括九條原則，呼籲企業對待員工和供貨商時尊重這些原則。
2017年8月19日，181家美國頂級公司執行長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商業組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上聯合簽署【公司宗旨宣言書】（下稱「宣言書」）。宣言書重新定義了公司營運的宗旨，並宣稱：股東利益不再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宣言書提到了幾個重要目標。一是向客戶傳遞企業價值，公司需要關註客戶需求，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客戶的期望。二是投資員工，公司應透過僱用不同群體並提供公平的待遇來投資員工，關註員工成長和發展，創造積極的工作環境。三是與供應商交易時遵守商業道德，公司需要建立誠信的供應鏈關系，與供應商進行公平合理的交易，共同推動行業永續發展。四是積極投身社會事業，公司應該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回饋社會，為社會繁榮和進步做出貢獻。五是註重永續發展，公司需要關註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問題，采取積極措施減少對環境的影響，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該宣言書不僅是對傳統商業理念的挑戰和反思，也是對未來商業發展的指引和期待。它鼓勵企業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更要承擔社會責任，為實作更美好的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筆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一種約定，而是一種自我承諾，應當是企業價值觀的體現。
觀念與文化
過去幾百年間，商業無疑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無論是商業需求推動生產力發展，還是生產力進步推動商業進步，兩者應是互相成就的。
與此同時，人類的初心也在牽引著社會發展。東西方的哲人都在追求人類的智慧、道德和社會的和諧，透過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引導人們認識真實自我、追求真理和智慧、實作個人和社會的和諧與幸福。
如果沒有初心，人類就會陷入物欲橫流的泥沼不能自拔。有初心就有理想與追求，企業家們才能鍥而不舍、堅定不移。雖然有不同的路徑與方法，但筆者相信，只有初心與目標一致，商業與人類才能有共同的未來。
管理學者德魯克把企業比作社會的器官，強調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義務，並強調企業「不作惡」是其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企業不能在明知道經營行為會危害社會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
德魯克認為，企業既要行善又要賺錢，必須基於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而提出創新。在創新過程中，企業可以把對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或社會中本來存在的問題，轉化為對企業自身有利的機會。這樣的創新是德魯克眼中的社會創新。
中國現代商業的實踐只有改革開放短短幾十年，商業的叠代效率之快可以媲美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但與之匹配的商業文明卻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齊。
當前，經濟發展遇到挑戰，能讓更多企業冷靜思考未來。困難不是用來解決的，而是用來超越的。優秀的企業家解決問題，卓越的企業家超越自我，他們都需要借助創新，而創新的思維不是因襲，而是來自第一性思維的創造。
林雪萍講，華為是一家優秀的公司。美國斷供後，華為的另一個價值開始浮現，它具有強大的供應鏈組織能力，可以從頭復制一條供應鏈。華為旗下的哈伯投資公司開始進行針對性的投資，涉及供應鏈的各個角落，如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碳化矽、模擬芯片、傳感器、儲存芯片、功率半導體、軟體設計工具等。這些優秀的「小巨人」瞄準一個個被控制的節點，進行全力突圍。
華為一位高管講，大數據發揮了作用，他們用一個月時間就完全拆解並分析了它的供應鏈，以避免違反美國法律要求的限制。林雪萍講，華為用了4年時間，完成了13000顆以上元器件的替代開發和4000個以上電路板的反復換板開發。
筆者也接觸過很多華為的「備胎」企業。據這些企業講，華為對他們的幫助不僅體現在研發方向上，還包括建立數據分析的能力，這對企業的幫助非常大。企業擁有研發數據後，可以分析問題，有了數據基礎，響應華為的研發速度更快。
很多企業表示，自從在華為「轉正」以後，企業形成了新的能力，即可以基於研發資料庫，給華為以外的企業提供技術方案，而在其他行業得到的經驗可以進一步豐富研發數據，有助於提高他們對華為的服務。
商人有逐利的一面，但隨著生產力和社會進步，商業倫理出現變化。其中，西方新教改革對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在改革開放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現代商業受美國管理思想影響深遠，包括任正非也肯定了美國乃至西方對華為及本人的深刻影響。
任正非把絕大部份的股票給了員工，自己只保留0.58%的股份。於東來把95%的利潤分給員工。孫永輝也把大部份的股份分配給了自己的創業團隊，他自己的股份並不是企業最多的。
怎麽對待財富與社會，中國的企業家開始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也在背後發揮了作用。
中國企業家深受中國士精神的影響，「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中國優秀企業家普遍具有國家與歷史的使命感。
解決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破局點或許不在制造能力和創新能力上，而在觀念與文化上。我們必須從更加寬闊的視野去理解企業的存在對於社會的作用。如果企業存在的價值就是創造財富，那麽它不可能得到社會的尊重。這也是中國傳統商人、歷史上的猶太商人得不到尊重的原因。
透過創新推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解決了社會的問題，將問題轉變成機遇，商人才開始成長為企業家。企業家必須站在歷史與未來的維度，去審視自己的企業，才有可能突破歷史的局限、穿越周期。企業家最終的使命是造福社會、造福全人類。
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現代化工業文明，除了經常強調的科學理性、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合理牟利等，中國企業還要強調與合作夥伴的平等關系以及契約精神。
今天筆者如此「苛求」比亞迪們，是因為中國商業的未來需要大企業去引領。正如世界商業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商業領袖們的推動一樣，中國新商業文明的塑造，需要華為、比亞迪、希音等企業的力量。只有中國能夠代表新商業文明發展的方向，中國企業才能夠得到世界的尊重，中國才有資格去談文化自信。
大企業的存在是責任而非攫取，這既屬於一個國家現代化的觀念文化，更應是一家現代化企業的認知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