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隆
一段時間以來，面對一系列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特別是一些沖突和危機的延宕，有關「世界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需要做好全面準備應對世界大戰」等「三戰預警」在國際輿論場中時有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並加劇著人們對於國際局勢動蕩的擔憂與不安。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類說法背後有著不同原因。有的是真擔心局勢進一步惡化甚至走向失控。比如，隨著烏克蘭危機和新一輪巴以沖突持續沖擊地區安全架構，相關國家尤其大國之間在如何破解政治和戰場僵局方面缺乏共識，個別國家采取了恐慌性、應激式政策轉向。正因如此，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等就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發出警告，以此敦促全球大國之間有效緩解緊張關系，希望相關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盡早為地區沖突和危機找到政治解決方案。
有的則是想借「三戰預警」反映本國或影響物件國家對於當前總體安全形勢的評估，並為自身安全政策調整尋找「合理解釋」。當然，也不排除另有一些人是將此作為輿論鼓噪工具。比如西方戰略界一些人就借「三戰預警」等營造「全球西方」「全球南方」和「全球東方」的所謂「新三個世界」敘事，試圖圍繞「以實力換和平」「取勝而非管理競爭」營造本國民眾、企業、知識界的所謂「內部共識」，借此強化盟友體系和大國競爭態勢。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或意圖的「三戰預警」，都低估了兩次世界大戰給全人類帶來的傷痕效應和警示價值，也低估了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
首先，世界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導致人類文明遭受重創」的警惕相當清晰。關於「三戰」的討論起源於上世紀50年代的冷戰初期，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曾被認為是戰爭爆發的臨界點。美蘇之間「相互確保摧毀」政策下的「恐怖平衡」以及國際格局的一系列變動，推動世界逐步過渡到冷戰後的和平與發展時代。
隨著核武器的出現和發展，世界範圍內的核戰爭被普遍視為「三戰」的必然形態，當今世界對於核戰爭風險的擔憂也是有增無減。2024年3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次警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不信任，將核戰爭風險升級到數十年來的最高點。但從本質上講，【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關於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提出的「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立場依舊堅定，【中國關於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議的工作檔】鼓勵五個核武器國家積極探討締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或發表相關政治聲明，也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可以說，世界對於核戰爭的「一損俱損」邏輯認同十分清晰，堅定維護人類文明發展延續的共同價值不會容忍任何挑戰。
其次，需要區分歷史大勢的必然性和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對比一戰、二戰爆發前的歷史，現在的確可以找到一些所謂「三戰前兆」的細微相似之處，例如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時而激化，政治安全協調模式的效力減弱，主要力量之間的互信不足等等。但不容忽視的是，人類社會在追求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也在努力尋求構建相對穩定的國際安全架構。正是基於對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反思，世界各國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成為人類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關鍵。雖然地區沖突頻發使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面臨一定挑戰，但各國依然將其視為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集體安全機制。在「三戰預警」語境下將某個地區沖突或突發情況等同於下一個「塞拉耶佛事件」顯然言過其實，無法改變和平與發展作為各國人民普遍訴求以及歷史大勢的必然性。
最後，發展優先的共識不會因「三戰預警」而動搖。當前，在部份國家泛安全化的政策導向下，全球增長乏力和發展動能不足問題凸顯。世界銀行釋出的【全球經濟前景】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連續第三年放緩，從2022年的3.0%到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但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的持續擴員表明，廣大開發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對於「安全壓倒發展」的全球議程基調並不滿意，紛紛強化戰略自主意識，希望透過真正的多邊合作機制重新聚焦發展合作，絕大多數國家都沒依照「三戰預警」的邏輯進行選邊站隊。更重要的是，全球發展動能不足、鴻溝擴大以及發展不均衡、不包容等往往是誘發和催化地區沖突的根本肇因，如何強化發展優先的國際共識才是破解安全困境的核心所在。
為了解決【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所強調的氣候變遷、極端貧困和饑餓、教育普及和性別平等問題，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之間的內在聯動關系，國際社會需要從順應歷史潮流的角度錨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謀劃解決當前安全困境的治本之策，采取切實行動避免大國間出現嚴重戰略誤判，更多聆聽廣大開發中國家對於共同發展的期待，特別是防止戰爭「預警」最終成為自我實作的預言。（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