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宇翔
距離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日尚有數天，在整個12月裏，民調封關前的一個月、選舉工程最關鍵的一個多月，焦點沒有落在任何政策，不是中美關系，不是產業升級，而是落在了3個候選人的地皮問題上。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被質疑新北萬裏的老家違建；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被指太太家的物業，租給文化大學學生的凱旋苑租金太貴；還有民眾黨的柯文哲涉嫌炒賣農地。這幾樁事件固然涉及人格問題，但算不上「經國之大事」，媒體與民眾卻為此咬牙切齒，吵了足足一個多月，直到本月6日選前最後一個禮拜，國民黨仍緊咬不放，指控賴清德炒地皮。背後的情緒則和香港頗有雷同，指向「高收入陷阱」裏所指的薪酬停滯而且居住成本上升，也就是資產價格上升振幅遠超薪酬加幅，這不僅是「台灣病」，也是「東亞病」。
話分兩頭，國民黨操作賴清德炒賣地皮，在選舉策略上也屬失策之舉，賴清德即便被坐實「違建」，用香港的術語來說，也不過是「僭建」罷了，雖然有錯，但也非大錯，若把選舉議題往「炒地皮」上靠攏，那國民黨和民進黨就真是「張飛李逵比顏值，誰也別嫌誰黑」。國民黨地方派系之大，在兩蔣時代具有不少「歷史遺留問題」，要數炒賣地皮的問題，國民黨也少不了多少，不利於國民黨爭奪中間選民的支持，果不其然，「炒地皮」問題炒了一個月，國民黨勝算未見有分毫上升。
言歸正傳，早在上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裏，「居住正義」和「青年階級流動」就是選舉的焦點，並且加以概念化為「鳳梨幹」，與之相對的則是民進黨主打的「芒果幹」。結果眾所周知，是蔡英文代表的「芒果幹」獲勝，順利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當中自然受香港因素影響甚大。然而，台灣人普遍對於生活水平感到沮喪，「22K」（月薪2.2萬元台幣）成為大學畢業生「代名詞」。
在2018年，由台灣YouTube頻道「老天鵝娛樂」改編馬來西亞歌手黃明誌與台灣歌手王力宏合唱歌【漂向北方】為【窮到發慌】，講述台灣低下階層尤其是年輕人生活的苦況，歌曲上傳不足兩個禮拜就突破了200萬的點選率，迅速火遍濁水溪南北，甚至影響了當年的「九合一選舉」，成為南韓瑜崛起的助力。歌詞頗為啜核，權且抄錄幾句，讓讀者一睹風采：「窮到發慌，薪水都沒漲。到月底的三餐，只剩下土壤」「有人說他活在二十年來經濟最好的平行宇宙」「這房價（不偷也不搶 年薪只能買一坪半）」「這物價（什麽都要漲 一台機車要七八萬）」。
從這幾句歌詞，不難發現就是在說明「高收入陷阱」的生活困苦局面。即便蔡英文政府列出台灣人均GDP成長的數據證明，多數台灣人仍然對於經濟發展無感，生活上只感受到愈來愈高的物價、難以負擔的樓價、學歷貶值的「中產下流」。2018年的「南韓瑜現象」就反映了這種不滿，彼時的南韓瑜除了深藍票，也獲得相當多的中間選民支持，希望透過他上台力拼經濟，帶領由民進黨深耕數十年的高雄走出「意識形態泥沼」。筆者當年在選舉現場，確實有不少來自台北，例如在台大等名校讀書的「高雄北漂」坐著高鐵南下，特意回到高雄投給南韓瑜一票。可惜的是，南韓瑜在兩年後地區領導人大選鎩羽而歸，因各種失言也流失中間選民支持，甚至高雄市長位置也被罷免，也只能「嗟嘆大誌不能遂」了。
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曾經盛極一時，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透過「二次分配」縮窄社會財富差距，並透過創造所謂的「機會均等」，紓解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然而，這近十數年的發展當中，「二次分配」已呈現其局限性。
首先是由於人口老化，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實體不具備「永續性」，即繳納稅金支持養老、社會福利的人數愈來愈少，而需要社會福利的人數愈來愈多，使得社會福利基金面對破產危機，不永續。台灣飲譽亞洲、以廉價費用獲得優質醫療服務的「健保基金」自2017年起已連續7年赤字，多次被報道有破產危機，或許需要年年調漲保金才能使健保「永續發展」。
其次，福利政策無法解決量化寬松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資產價格漲幅遠遠高於薪金上升。福利政策能讓低下階層「死不去」，享有基本生活尊嚴，卻不能保障每個人活得幸福，更無法保證可以有良好居住空間。當社會步入人口老化的階段，「野蠻生長」的階段過去，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就難以實作「機會均等」。
政治學家和投資銀行家林夏如說的「高等收入陷阱」普遍存在於東亞地區，上述的問題不僅在台灣出現，也在東亞地區最先步入現代化的日本發生，亞洲四小龍的南韓、香港都有類似情形，人口老化、經濟缺乏新增長點、居住正義成為整個社會關心的議題。相較之下，台灣的樓價問題還沒有南韓、香港嚴重，但彼此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不值得高興。
「高等收入陷阱」長期化，就會變成日本評論家大前研一所說的「M形社會」，中產階級逐漸縮小和消失，社會主體不再是中產階級，大多數中產階級既無法向上流動，也難以享受上一輩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當中最大危機來自「資產價格泡沫」，投資房產從而獲得租值報酬變成最簡單的財富來源，於是有資產者恒富，無產者獲得資產的門檻不斷提高。這長達一個月的台灣地方選舉「炒地皮」爭議，背後就是源於對「M形社會」的恐懼。
在局外人看來，把選舉議題聚焦在幾個候選人的私德、炒地皮問題是極其無聊的，不涉及家國大計，但背後則是深重的無力感，即不相信哪個黨派有能力真正解決「居住正義」或者紓緩「高收入陷阱」的危機，於是聚焦候選人私德「比爛」。
這一個月來，台灣民眾看似民粹，不再關心嚴肅的兩岸、產業議題，但「感情卻是真實的」，民眾不容易透過理性的政策倡議說出自己的心聲，他們能表達的，也就只有自己真切的情感，但選舉裏誰又能為台灣人帶來希望呢？退一步說，整個東亞共同面對的「高收入陷阱」，哪個經濟體的政治人物又能真的具有解決問題的決心與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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