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誰來定義大學的價值？
近日，【三聯生活周刊】的文章「高中化的大學裏，晚熟的大學生們」引發了諸多討論。作者楊璐在文中提到諸如高等學府中學生「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難以自己作決定」、不善於與他人交往等現象，而作者更是提出以下觀點：大學對學生的影響力已經下降。
作者指出，大學需要面對它在學生中的影響力已經減弱的事實。文中參照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的觀點：「社會把大學原來許諾的價值和意義感給解構了。原來說上了大學就是鯉魚躍龍門，一定能找到一個好工作進行階層躍升。現在不見得了。原來說上大學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識，現在老百姓能拿各種學術造假新聞來懟你。知識好像也不那麽靠譜了......」
影響力的減弱也伴隨著學生對於教育的理解的改變。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指出：「西方新自由主義一直認為教育是服務。我原來寫過一些文章講這個問題。它不再談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學習。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老師成了學習的輔助者，學校成了學習的資源庫。學生有學習自由、學習權利、學習選擇。至於選擇中間有多少坑、學生要選怎樣的課、課程之間的系統性、學生任由自己學會有什麽效果，學生要自己負責。」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9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校園。
而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放棄大學，甚至懷疑接受高等教育的價值。研究者指出，許多年輕人認為接受高等教育將導致他們背上高昂的學生貸款債務，這直接導致了年輕人對於高等教育的信心下降。據研究機構蓋洛普202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36%的美國人表示自己對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當大」的信心；而在2015年該比例為57%，在短短8年裏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據【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的全國性調查的顯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大學在為學生取得社會成功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方面表現良好」；而接近86%的受訪者認為職業學校與大學「差不多」，甚至「更好」。【紐約時報】提供了以下統計數位：認為大學學位非常重要的年輕人比例從2013年的74%下降到2019年的41%。大學入學人數從2010年的1800多萬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1550萬。
對於美國的學生和家長們而言，盡管擁有大學文憑意味著能擁有更高的收入，但問題的核心並非關於大學文憑所能帶來的收入，而是學生們需要背上多大數額的學生貸款，以及他們大學生活的開銷。考慮到美國大學學費的不斷上漲，研究者們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發現：擁有大學學位的千禧一代確實比沒有大學學位的人掙得多一些，但他們並沒有積累更多的財富。對於許多家庭而言，選擇大學是一筆需要謹慎考慮的支出，伴隨著風險與不確定性。
對於那些仍然選擇接受大學教育的學生們而言，大學也不再僅僅是一段經歷。Z世代（指1995到2005年出生的年輕人）對於大學的看法更為直接——今天的大學實在是太貴了，學生們不再被文科教育的傳統使命：培養批判性思維和言之有據的交流方式所吸引。在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接受大學教育有著直接而重要的目標：找到一份好工作。對於就業的重視，影響了學生們的專業選擇，電腦、工程、商業和健康科學等能帶來高薪職業的學位越來越受歡迎。學校也鼓勵學生去選擇實用性更強、更能賺錢、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專業。隨之而來的，是大量學校的人文學科的經費遭到削減，甚至院系被撤銷。史丹佛大學古典學教授理察·塞勒（Richard Saller）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人文學科在更廣泛文化中的價值被「稀釋」了，現在人文學科能吸引到的，大部份是那些在畢業後沒有迫切經濟壓力的學生。
但是，考慮到諸多現實的條件，我們很難去評判年輕人對於大學教育的認識是否正確，渴望透過接受高等教育去追求生活中的工作與物質穩定，同樣也是一種追求。在經歷了疫情、社會動蕩、國際沖突的背景下，學生們開始更多地思考自己的職業和人生。在理想的情況下，大學生們在接受大學教育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反思自我的追求，學會像成年人一樣自己作決定和承擔責任，而教師和大學應該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引導與幫助。
然而，正如劉雲杉所說：「學校原來特別重要的一項是教育環境。教育環境是由方方面面組成的整體，它教什麽、學什麽都要服務於對一個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這個東西，變成各種支離破碎的課程。學生憑興趣、憑消費能力去拼湊，然後對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觀念。老師在這裏看學生的績點，看學生要的目標，然後尊重學生選擇的賽道。老師頂多變成各種指標的提供者和指導者，這不是教育。所以，價值觀教育，在今天是特別困難的。」在這種轉變的背後，既存在教師權威性的消解，也傳遞出一個明確的資訊：在今天，學生（而非僅僅是大學、教師或家長）也需要為自己的教育選擇、為自己希望成為怎樣的個人負責。
前進演化賦予人類自由意誌
關於「自由意誌」是否存在的爭論從未停止，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突飛猛進，這一爭論又進入人們的視線。【紐約書評】2024年1月刊發表書評【自由意誌的命運】，梳理了這一爭論的沿革。
書評評論的是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和遺傳學家凱文·J·米契爾（Kevin J. Mitchell）於2023年10月出版的【自由的主體：前進演化如何賦予我們自由意誌】（Free Agents: How Evolution Gave Us Free Will）一書。在這本書中，米契爾試圖從科學的角度論證人類主體性（agency）的存在。
作為人類，每時每刻、每一天都在體驗著一種主體性——對自己行為的控制、有連續性的決策。然而，21世紀初科學界的一個奇特事實是，許多權威人士——物理學家、神經科學家甚至哲學家——都會告訴你，這種主體性的感覺只是一種幻覺。
對於物理學家來說，我們是由物質構成的，就像宇宙中的每一個粒子一樣，物質是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物理學家、暢銷書作家布萊恩·格林認為：「我們需要認識到，雖然自由意誌的感覺是真實存在的，但發揮自由意誌的能力——人類心靈超越控制物理發展規律的能力——卻是不真實的。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造成任何事情，我們是被造成的。」
腦科學家也懷疑自由意誌，並在我們稱之為思維的物質基質中尋找根源——行為的機制。這就是還原論（reductionism）：物理學家從最底層的基本粒子開始，神經科學家也從神經元開始。他們傾向於得出同樣的結論：意誌是一連串電子和化學活動的終點，而非起因。我們的欲望、意圖和計劃漂浮在引擎室之上，而大腦系統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有些人以固執的信念來抵制物理學的論證。數學哲學家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仍然堅信，「在某種程度上，在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情況下，你我擁有我們稱之為自由意誌的難以理解的力量」，但他放棄了進一步解釋。
「自由意誌」這個詞有很多包袱。自然和教養的限制、我們的基因和無意識的習慣、我們的家庭歷史和社會條件，都有助於決定我們的行為，從而使我們不完全自由。更普遍的說法是「主體性」，即有目的行動的能力。盡管有各種術語，但「我們的行為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由」這一信念，不僅體現在我們的私人思想中，也體現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這篇書評的作者認為，法律制度、政府理論和經濟體系都建立在人類做出選擇並努力影響他人選擇的假設之上。沒有某種自由意誌，政治就沒有意義。體育也是如此。或者說，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凱文·J.米契爾（Kevin J. Mitchell）是一位神經科學家和遺傳學家，他針對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論點為自由意誌的存在進行了辯護。米契爾認為，自由意誌不是一種幻覺或隱喻，而是生物，尤其是人類真實存在的基本特征。
他解釋了自由意誌是如何從「主體性」的前進演化中產生的。「主體性」是一種根據自己的選擇采取行動的能力，它甚至存在於細菌中：「即使在單細胞生物體內，細胞壁中的蛋白質也會對外界不斷變化的條件做出化學反應，從而起到傳感器的作用。在生物體內，蛋白質透過生化反應被啟用或失活，生物體為了生存，會有效地重新配置自身的新陳代謝途徑。這些途徑就像電腦中的邏輯閘：如果條件是X，那麽就做A……最微小的微生物也發展出了透過改變形狀或部署纖毛和鞭毛來前進的手段。移動能力與感知周圍環境的能力相結合，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尋找食物、逃離危險——並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不斷擴大。我們開始看到生物從環境中提取資訊，在當下采取行動，並將其復制到未來。」
他還對物理宇宙的決定論觀點和科學的還原論方法提出了挑戰，並提出了一個復雜系統的視角，可以解釋選擇和責任的出現。
他提出了一種更加自然化的自我概念，認為人類不僅僅是意識，而是一個整體的有機體，其行為和決策受到歷史、目標和信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一定程度的隨機性。而這種隨機性對於米契爾的主體性和決策神經模型至關重要。他提出了一個分為兩個階段的模型：收集選項——生物體可能采取的行動——然後進行選擇。對於我們這些具有有意識的自由意誌的生物來說，這些選項是以大腦皮層活動模式的形式出現的，總是受到波動和噪音的影響。我們可能會把這體驗為「想法只是‘發生在你身上’」。然後，大腦透過「大腦皮層、基底神經節、丘腦和中腦之間環環相扣的回路」，對這些選項進行評估，「向上投票」和「向下投票」。透過這種方式，選擇采用了從經驗中建立起來的目標和信念，這些目標和信念儲存在記憶中，或多或少仍具有可塑性。
和不同生物的認知深度比較，人類的認知深度令人欽佩。米契爾說：「如果說線蟲可以思考的話，那麽它思考的東西肯定不多……它可能會一次整合幾個訊號，並能進行簡單的學習，但它不會繪制世界或自身的地圖，也不會進行任何形式的長期認知。」
「我們的思維過程很少是演算法式的，而是一步一步地改變狀態。思維涉及持續的反饋和自我修正，而各個組成部份是無法分開的。」米契爾寫道。他從電腦科學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ter）那裏借鑒了「認知迴圈」（cognitive loop）的概念——其他表征的遞迴表征，以及反饋——由此產生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
這些能力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大的體積或更強的計算能力。隨著大腦的前進演化，出現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處理階層：「隨著大腦皮層的擴大，現有的區域往往會一分為二，形成新的區域，充當新的處理層次」。這些新的層次「能夠抽象資訊，思考新事物」。我們用心靈之眼看世界，也用心靈之眼看自己。我們不僅會產生目標和欲望，而且會認識它們；我們會為它們發展語言；我們會與我們的同類談論它們。我們行使自由意誌，而且我們會這樣說——因為我們是社會有機體，文化也在不斷發展。
2023年2月28日，西班牙巴塞隆納，2023世界行動通訊大會期間，一名遊客正在觀看一個動畫螢幕上的AI標誌。
書評的作者最後討論了人工智慧和自由意誌（或者主體性）的關系。他認為，在當下，人們自然會問，人工智慧是否會發展出任何程度的自由意誌或主體性？事實上，人工智慧系統中的主體性問題可能比意識問題更為關鍵。在後記中，米契爾總結了神經網路和大型語言模型的最新發展，指出它們生成文本和響應對話提示的能力給人留下了知識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知覺。與此同時，這些模型的局限性也是眾所周知的。它們是為專門任務而設計的，有別於人工通用智慧。它們以驚人的技巧模擬人類語言，以海量訓練數據中的統計模式為基礎，但它們生成的文本很少與現實世界的意義相聯系，而且在新情況下經常失效。對因果關系的理解似乎是它們的一個弱點。然而，最明顯的是，它們是被動的。
書評最後總結道：主體性是我們與機器的區別所在。對於生物來說，理性和目的來自在世界上行動並體驗其後果。人工智慧——沒有實體、對血汗和淚水一無所知——沒有這樣的機會。如果說它們有目標，那也是它們的創造者強加給它們的。它們沒有計劃。它們不奮鬥。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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