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圓桌｜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註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雪中的天壇公園祈年殿 新華社圖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從「法國漢學」到「美國中國學」，再到「世界中國學」，中國研究的內涵與外延不斷拓展。海外對中國的研究經歷了怎樣的範式轉變？

沈桂龍：習近平總書記在致2023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賀信中，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學的內涵和外延。中國學是以中國為研究物件的學問，不僅涉及傳統中國研究，是歷史中國之學，還包括當代中國研究，是當代中國之學。中國學研究內容既包含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語言等內容，也覆蓋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從範式演變看，隨著時代變遷，中國學重心的空間轉換，反映的是其背後更值得關註的研究內容和方法的重大變化。19世紀法國漢學的專業化，是對歐洲傳教士傳播中國知識的重大突破，是西方知識生產和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創新進步。傳統中國研究由此進入正規化和職業化的教育階段，不再停留於簡單文字記述和主觀考察感受。美國中國學的興起和繁榮，對映出科技、文化中心從歐洲到北美的轉移。美國中國學的研究範式不同於歐洲漢學，研究物件上更加聚焦當代中國而非古典中國，方法上更多采取社會科學方法而較少用人文學術方法，功能上逐漸從學術研究拓展向資政服務，視角上也不再過度強調中國作為個體的孤立性研究。從現實背景看，世界中國學正成為一門更加專業、更為綜合宏觀的交叉領域學科，既是國外學者以中國為研究物件的中國學，在具體學科領域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各種方法開展研究，也是中國學者以海外中國學作為文本研究的間接研究，在對中國相關問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使用各種現代理論和方法進行再研究。作為上述兩種研究的延伸和壯大，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的宏觀研究，也日益成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重點。

王健：海外中國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3、14世紀來華西方人關於中國的遊記類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馬可·波羅行記】。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被稱為「當之無愧的西方漢學的鼻祖」。18世紀，法國成為了歐洲漢學的中心，當時隨著絲綢、茶葉和瓷器進入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在歐洲興起了所謂的「中國風（Chinoiserie）」。從1702-1776年，27位法國耶穌會士發回法國的書信被陸續編輯出版，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關於中國論述的來源。1814年，隨著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語講習教授，標誌著歐洲學院派漢學的正式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吸納了歐洲與中國的學術資源和人才，才逐漸後來居上，成為了中國學的新的世界中心。費正清確立了「中國研究」在西方學院體制內的專業地位，被稱為「西方現代中國學之父」。

周武：在名稱或概念衍變的背後是研究範式的轉變。需要指出的是，漢學和中國學雖然研究重心不同，研究理論與方法各異，但二者都是從各自所在國家和地區的學術傳統譜系中發展出來的「外國學」，是「沒有中國參與的中國學」。中國學沒有中國本土學者參與，或者說本土中國研究與海外中國研究彼此互為他者，各說各話，而且在解釋中國的世界學術版圖中理應擁有更大話語權的中國卻往往處於「失語」狀態，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旨在推動本土中國研究和海外中國研究交流互鑒的世界中國學應運而生，希望借助這種交流互鑒，把中國學從「外國學」逐步轉變成「中外互鑒之學」。

主持人：從歷史看，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認知經歷了「中國完美論」、「中國失敗論」、「中國崛起論」的演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被稱為「唱盛中國」的著作相繼問世，如【中國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學發明】【大分流：中國、歐洲和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在西方學界激起強烈反響。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沈桂龍：中國學的發展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認知變化的歷史。「中國完美論」在傳教士漢學中有較為明顯的體現，進入19世紀尤其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失敗論」開始在歐美中國學日漸泛濫。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對中國的研究興趣以及力量都得到加強，對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國崛起論」不斷出現。比如，馬丁·雅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就認為，中國不可能采取西方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標誌著西方國家在世界上主導地位的終結，也標誌著一個新世界的崛起；加州學派本世紀初出版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和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更是從中國和歐洲的發展歷史及其比較研究，得出在18世紀末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相比於歐洲並不落後的結論。【中國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學發明】【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從科技和白銀資本流動角度，提出中國曾是世界科技和經濟的中心。總之，這些著作都指向一個核心命題，那就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人類發展史上中國的強盛是歷史常態。世界中國學作為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其繁榮發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國不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將為國外更加客觀公正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當代發展提供更加科學的視角。

王健：必須指出的是，所謂「唱盛中國」，並非無原則地對中國進行捧殺，而是講究從史實和事實出發，客觀評述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狀，為歷史祛魅。比如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具體觀點雖然也還存在爭議，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註意到了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經濟的發達，並將之與同時期的英格蘭展開比較，從而讓人們重新正視中國歷史上的內在活力，並將其與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騰飛結合起來思考，這與以往將西方人到來之前的中國歷史視為失敗的記錄是完全不同的，也是相對客觀的。

周武：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變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研究逐漸世界化，原本中國研究基礎比較薄弱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也越來越多地開始關註中國、研究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世界中國學出現了一系列引人註目的變化，其中最耐人尋味的變化莫過於「唱盛中國」學術流派的孕育與成形，一系列著作包括【中國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學發明】【大分流：中國、歐洲和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鄉村的命運與運氣：遼寧的社會組織和人口行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國科學，1550－1900】，以及馬丁·雅各轟動一時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盡管論題和論旨各異，取徑和方法亦不盡相同，所得出的結論未必盡當，但都自覺地擯棄了19世紀以來西方流行的講述中國歷史的模式，更多地著眼於中國歷史變遷的連續性和積極因素，這種努力值得肯定。

主持人：長期以來，中國始終是一個被西方「凝視」的物件，正如薩義德所說：「東方被觀看，而歐洲人則作為看客居高臨下地巡視著東方。」溝口雄三在【作為方法的中國】一書中曾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試圖糾正學界的這種認知偏見。如何在世界中國學研究中踐行「以中國為方法」，袪除海外中國學中的「西方中心論」的認知迷思？

沈桂龍：「以中國為方法」強調把握中國的特殊性、探尋中國的原理。但我們也必須註意到，這並不是要創造一種「追隨中國的中國學」。「以中國為方法」的中國學，拒絕所有單一的模式標準，力圖在中國的特殊性和歐洲的特殊性、中國的原理和歐洲的原理的交流對話中，創造出「嶄新的世界圖景」，開創出「真正的普遍性」。這既超越了西方中心觀，又沒有陷入中國中心觀。「以中國為方法」致力於擺脫線性歷史觀、單一歷史觀，致力於構建多元文化的世界，這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學術實踐，也是祛除「西方中心觀」的一帖良藥。就當下而言，世界中國學研究要踐行「以中國為方法」，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要擺脫把中國特殊化的傾向。這種特殊化，既包括把中國視作一種異質文化進行「奇觀化」理解的研究，也包括那些高度肯定中國發展但把中國成功過多歸結於中國獨特性的研究。中國當然有其獨特性，但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也蘊含著開啟「另一種普遍文明」的可能。世界中國學需要重塑中國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法，把中國更好地和世界發展、人類命運連線在一起。對中國自身而言，在這一行程中，鞏固文化主體性、堅定文化自信顯得尤為重要。薩義德所闡釋的東方主義，本身是對西方的批判，但很多非西方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自我東方主義化」的問題，不加批判地擁抱西方文化霸權，甚至主動迎合西方對東方的構建，這尤其值得我們警惕。

王健：當前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將中國放置於全球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既反對西方中心論，又不能贊同絕對地以中國為中心，其實是一種「非中心」「去中心」的視角。以【大分流】為例，它在方法論上的價值也還是實踐了將江南史放置於全球史範圍內進行考察的理念，進而透過深入探討江南史，用以江南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實對西方理論進行修正，透過對中國歷史的總結及其與西方歷史的比較，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國際學術理論。

周武：近代以來，中國學界伴隨歐風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學的流行，中西之學一變而為新舊之學，揚新抑舊，甚至崇新貶舊，已然成為一種沛然莫禦的時潮與思潮。在這種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帶有某種支配性的解釋模式，並逐漸內化為不言自明的思維定勢和「心靈積習」，這從根本上制約了本土中國研究的氣象、格局和內在景深。要破除海外中國研究無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論」，就必須構建一種真正立足於中國本土經驗，從中國自身的歷史邏輯、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發來思考和理解中國的範式，並透過中國認識世界，彰顯中國研究的世界意義。

主持人：中國研究本身就是「中外聯通」的產物。正如古絲綢之路的人文交流為傳統漢學留下了重要素材和文獻，當下「一帶一路」的發展也在不斷為世界中國學提供新課題。如何從文明互鑒的視角看中國學的發展歷程和未來使命？

沈桂龍：人類發展歷史的一個重要經驗是，人類活動半徑的擴大以及交往密度的加大往往會帶來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中國研究是「中外聯通」的產物，古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學早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兩千多年前的古絲綢之路，以重要經貿物品絲綢為媒介彰顯貿易通道的重要作用，而更早的海上絲綢之路則在歷史變遷中凸顯了香料和瓷器的關鍵角色。古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作為聯通歐亞大陸的重要陸上和海路通道，使得歐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日趨增多，並推動歐洲成為漢學研究的中心。近代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古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近代出現新的延伸、拓展和聯通，大振幅增強和便利了中國和美國之間各方面的聯系。特別是中美文明的交流互鑒，為美國逐漸成為主導中國學研究的重鎮提供了基礎性條件。今天，「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非常重要的實踐平台，也是中外文明互鑒、文化交流的特別重要的國際舞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註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未來世界中國學的發展，要不斷加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和頻度，在國內外學者的互動努力下，推動世界中國學學科更加科學、完善，在更多國家形成不同於區域國別學的正式獨立學科，逐步形成「以我為主」的話語體系，引導全球範圍內世界中國學發展。

周武：早在晚明，徐光啟就曾說過「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當然以交流互鑒為前提，沒有交流哪來「會通」。同理，海外中國研究的每一步推進也都離不開這種交流互鑒。當前，中國研究已呈現出一種堪稱「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的智識奇觀。對本土中國研究而言，要在這種「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中建立與中國實力和地位相稱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就必須在中外互鑒中建構出一套既立足於本土經驗又具有全球視野的自主性中國論述。一方面必須練好內功，以更大的學術定力和理論勇氣提出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並在學理上加以求證和解決；另一方面必須對海外中國敘事做出基於學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花大力氣徹底摸清海外中國敘事的歷史、現狀及其背後的生成邏輯。以此為基礎，在中外互鑒中破除本土中國敘事和海外中國敘事各自為政、各守防地的格局，構建一套更具解釋力和籠罩力的世界中國學敘事。

王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時代與學術的發展總是交替演進、相互促進的。一部中國學的發展史其實也是數百年來世界與中國互動歷史的折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海外中國研究既型塑了西方的中國認知和中國的西方認知，也曾影響到西方的自我認知和中國的自我認知，總體而言，是一個逐漸從主觀臆斷到客觀凝視的過程。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在這一背景下，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主體性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文明互鑒之學，當前世界中國學的發展有必要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進一步以中國為方法，揭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特質，透過學術研究和理念傳播，發現世界所有文明之美，建設人類知識與文明共同體，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文明的傳承、發展、創新提供嶄新的思路，為深入認識人類文明多樣性提供中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