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一個各式各樣的‘敘事陷阱’泛濫的時代，我想特別提醒大家在未來的旅途中不要掉入 ‘敘事陷阱’。」6月底，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在畢業致辭中提醒台下的同學不要陷入種種「敘事陷阱」，其中也包括了關於中國經濟的「敘事陷阱」。
劉俏的提醒可能不只適用於畢業生。在當下的言論市場上充斥著種種對中國經濟前景截然相反的判斷，人們習慣於陷入立場之爭，卻往往忽視了構建不同立場所依賴的事實與邏輯。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為什麽會產生不同的「敘事」？為此，【中國新聞周刊】專訪劉俏，請他解讀有關中國經濟「敘事」的底層邏輯。
劉俏 圖/受訪者提供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
取決於什麽？
【中國新聞周刊】：你為什麽如此關註有關中國經濟的不同敘事？
劉俏： 近年來，言論市場比較大的變化在於社交媒體崛起，觀點表達更加容易。導致我們看到的觀點很多，但是較少討論觀點背後的事實、底層邏輯。在社交媒體上，越是極端的觀點，越容易獲得流量，從而形成一個負向反饋的機制。但我想一個正確的敘事，需要基於事實，再對事實有合理的解讀。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不同敘事，產生的影響非常大，它直接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與信心。目前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存在一類「敘事陷阱」，即「中國登頂論」，主要存在於西方輿論場。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西方輿論場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
劉俏： 我一直認為，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取決於如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特別是如何預測它未來的趨勢。
對於「中國登頂論」而言，底層邏輯便是中國完成工業化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然下降，就像美國、日本、德國等工業國家所經歷的一樣，比如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不足1％，對應的經濟增速為2％左右。因此在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降至2％以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很難維持比較高的水平。這樣的判斷基於過往歷史，認為中國必將加入「低增長陣營」，加之中國經濟本就面臨很多結構性問題，更增添了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
因此分歧在於，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沒有可能在已經下降的情況下，重新恢復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達到2％，甚至更高的水平，實作「V型反彈」。
我認為可以透過深化改革，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途徑，實作全要素生產率增速「V型反彈」，並且認為有足夠的積極因素支撐這一判斷。比如對於現有產業而言，透過技術轉型、能源轉型，可以實作「再工業化」；再比如未來還有很多投資機遇，諸如新基建、民生等領域，這些有效投資也會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當然，要將這些因素的作用充分發揮，從理論變為現實，依然存在挑戰，但這不妨礙證明中國在面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時有系統性的應對方略。
【中國新聞周刊】：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麽？
劉俏： 按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解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來源於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等因素帶來的同樣要素的額外產出，比如投入同樣數量的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在不同的營商環境之中，產出並不一樣。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40多年裏，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快速增長，與此同時，技術進步等因素也在影響經濟增長，使得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一直比較高，常年在4％以上。我們曾進行過數據分析，從 1979年到2022年，GDP增速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之間的關聯系數高達81％，兩者高度契合。
近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即完成工業化，以基建、房地產，以及出口導向的制造業為主要支撐的投資周期進入尾聲，再加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一些不確定性。
在美國等工業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大致占比GDP增速40％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達到1％，對應的GDP增速是2.5％。在未來一段時間，至少在「十五五」期間，我們需要GDP增速達到5％左右，直到「十六五」期間可以將目標下調到4.5％左右，這樣到2035年我們才有比較大的把握實作GDP總量相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
另外，在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當下，其正是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按照我的理解，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畫上等號」。當然，作為理論體系而言，新質生產力的內涵更為豐富，但這也構成了當下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重要背景。
全要素生產率「V型反彈」信心
從哪裏來？
【中國新聞周刊】：你為什麽對當下正在發生的技術變革抱有如此信心，認為其可以驅動「再工業化」？
劉俏： 在人類的歷史中，95％的時間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人類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是在工業文明時代來臨之後。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無非集中在兩點：一是改變能源，從生物質能源到化石能源，再到電能；二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方式，包括出行、通訊方式，從電報到電話，再到互聯網，本質在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突破各種限制。從長期主義的視角來看，我認為未來的50—100年，能源領域、人與人的互動方式必然再次發生改變。我們正處在一個全新歷史階段的入口處，人們即將看到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且與此前幾次工業革命不同，中國這次站在起跑線上。
【中國新聞周刊】：從歷史規律來看，服務業占比上升通常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降低，保證一定比例的制造業占比是不是實作全要素生產率「V型反彈」的重要條件？
劉俏： 幾乎所有工業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後，都面臨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不足的挑戰，中國現在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是中國的特點就是制造業占GDP比例相對較高，一方面可能引發產能過剩的隱憂，另一方面意味著制造業存在轉型空間。我不想強調要將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保持在一定比例，才可能實作2％或者更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但是制造業規模比較大，並且其正在叠代，進行智慧化、綠色化等轉型的動能很足，這對於未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回升是重要優勢。
【中國新聞周刊】：在國際產業鏈重組的當下，面對制造業外移的壓力，我們如何保持制造業占比較大的優勢？
劉俏： 目前制造業占比GDP並未下滑，依然達到27％，第二產業占比GDP依然比較高。美國第三產業占比GDP 80％以上，但這一數位在中國處在53％—54％之間。但是目前確實有制造業向海外，特別是向東南亞國家外移的現象。
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制造業仍處在全球價值鏈中間偏下遊的位置，如果未來向上遊攀升，掌握核心技術、品牌，控制關鍵原材料、零部件，意味著到時中國制造業的影響力或者說創造價值增加值的能力會更強，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可能也會更大，屆時對於產業「空心化」的憂慮也會更少。
我們需要辯證看待制造業外移，關註其外移原因，究竟是因為營商環境變化，還是因為一些歐美國家對中國制造設定關稅壁壘，中國企業不得不將產能外移以便進入國外市場。對於後一種情況而言，如果中國企業仍在控制產業鏈上遊，這是一種企業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自主選擇。但是對於那些本可以留下，卻選擇離開的制造業則需要追問離開的原因，反思營商環境是否出現問題。因此對於制造業外移，特別是下遊組裝部門外移不能一概而論，而要進行結構性分析，有針對性地推出政策。
4月28日，在一重龍申（齊齊哈爾）復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在廠區進行風電葉片生產作業。圖/新華
發展新質生產力也要考慮需求端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看待西方國家聲稱的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挑戰？
劉俏： 這是一些西方國家強調的一種論調，按照他們對於「產能過剩」的理解，難道出口就意味「產能過剩」？我認為這是個偽命題。日本汽車業八成市場在海外，不能據此判斷日本汽車業存在「產能過剩」。
目前對於中國產能過剩的指責更多針對「新三樣」而言，中國產能占比全球確實比較高，國內市場無法消化，企業之間「卷」得很厲害。但是能源轉型是全世界多數人的價值判斷，甚至在中美分歧如此之大的當下，在應對氣候議題時兩國比較理性的主流觀點依然比較契合。中國只是在這方面的投入比較早，而且已經落實到行動上，指責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產能過剩」難以成立。
當然，我也不會一概而論認為中國沒有產能過剩的情況。任何一個經濟體在供給與可支付的需求失衡時，都可能面臨產能過剩，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產業結構調整。對於中國來說，比如投資「鐵公基」計畫產生的邊際價值已經比較小，經過二三十年的高強度投資，這一領域的投資周期已經進入尾聲，如果依然依靠投資「鐵公基」拉動經濟增長，必然進一步帶來產能過剩。
但是針對一些新興領域，反而存在投資不足的情況，比如碳中和領域，按照【巴黎協定】的約定，到2050年時將升溫振幅控制在1.5度之內，大家認為已經難以實作，甚至認為將升溫振幅控制在2度之內都難度頗高，因為其背後需要大體量投資，有數據顯示，從2030年開始，全世界每年投入10萬億美元才有可能完成這一目標。按照我們的測算，中國可能需要300萬億元的投資。
當然，我們可能同樣需要反思，我們習慣於以「政府+市場」的模式將一個行業迅速做到「內卷」的程度，企業之間彼此競爭，幾乎沒有利潤空間，這對於行業未來持續健康發展也不是一個好現象。政府與企業都應該思考，投資應該更多著眼於長遠，進一步夯實核心優勢，而非更多著眼於短期內擴大市場份額，增加定價權。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看待現階段一些行業的「內卷」？
劉俏： 任何產能過剩都是相對於需求而言。我們現在經常講如何更好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更加強調供給端，認為這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不二路徑。但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也需要先立後破，應該「立」什麽？我認為任何新興技術一定有其套用場景，在「立」的過程中也要考慮需求端，對於有效需求進行預判，另外也要考慮做好哪些事情可以更好地釋放有效需求。目前對一些新興產業的投資策略不一定特別合理，主要原因也在於供給與需求之間可能存在不平衡，我們在進行修正時也需要考慮從需求端出台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
【中國新聞周刊】：是不是當下的宏觀政策也應該更多關註需求端？
劉俏： 我認為宏觀政策在發生一些變化，向需求端傾斜，比如前一段時間央行為地方政府和地方平台企業收購存量商品房轉化為保障性住房提供再貸款。但是我認為宏觀政策對於需求端的關註仍然不夠。比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確定發行超長期限特別國債1萬億元，到目前為止發行進度比較慢，部份原因是特別國債仍然側重供給端，需要計畫支撐，但是在投資領域缺少好計畫。
當前急需強化市場信心、企業信心、消費者信心，以及真實需求的大幅提升，因此需要政策在需求端發力。特別是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勞動力市場會出現短期失衡，導致就業壓力較大。包括大量個體工商戶在內的中小微企業經營者，解決了八成以上的就業問題，他們距離需求端更近，如果宏觀政策向需求端傾斜，他們也是受益者。
宏觀政策向需求端傾斜的方法很多，比如能否給中小微企業減免部份稅負，能否向中低收入群體直接轉移支付，透過發放現金券等方式拉動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再比如在貨幣政策方面，降低存量房貸利率，減輕一些購房者的壓力。這些都需要資金，也是政府可以考慮投入的方向。
很多領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都面臨制度掣肘
【中國新聞周刊】：你很看好諸如能源轉型帶來的投資機遇，但是資金來源是什麽？國債是不是應該承擔比較重要的角色？
劉俏： 國債不可能是重要的資金來源，但它確實是「藥引子」。對於一些關鍵領域，政府主導的投資應該適當增加關註。當然，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肯定需要最大程度發揮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把民間資本、居民儲蓄轉化為新興產業所需的產業資本。目前我們的錢很多，但產業資本很少。比如美國市值最高的三家上市公司，輝達、微軟與蘋果市值已經突破10萬億美元，也就是超過70萬億元人民幣，而A股市場5300多家上市公司，比較慘淡的時候總市值不足80萬億元。這與A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以及盈利能力能否給投資者信心相關，可見產業資本並未很好地形成。
我認為政府投資，特別是國債可以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過程中在兩個方向上發揮作用。
一方面是基礎性研究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支持。目前中國基礎研究費用大概只占到研發費用的6.5％，投入2212億元，美國大概是這一水平的5倍。基礎性研究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成本由投資者承擔，但是整個社會因此受益，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的投資責任。同時企業也應該意識到，投資基礎研究是構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在美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中約35％的份額由企業承擔，但是在中國這一比例僅有9％左右。
另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點在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但是目前在很多領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都面臨制度掣肘。比如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空間非常之大，但是需要增加產業資本投入，進行集約化生產，其中涉及土地流轉制度進一步改革。另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並不徹底，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之間有18％的差額，這意味著超過2.5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並沒有城鎮戶籍，這部份群體的消費意願必然受到影響。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不一定透過技術變革，也需要透過深化改革，破除一些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因素，政府投資也應該著眼於這些領域。
【中國新聞周刊】：除去宏觀政策向需求端適度傾斜，對於政府與企業應對當下的經濟周期你還有哪些建議？
劉俏： 政府不能抽象地談論營商環境改善，而是要解決營商環境出現的具體問題，一個具體的事例就會對企業家信心造成巨大的傷害。需要思考為什麽在決策層不斷強調創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同時，一些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具體事例又在動搖信心，我認為需要對這些突出問題進行歸類後具體解決。比如很多企業應收賬款很高，導致一些企業可能賬面上有銷售收入，但是沒有真實的現金流，企業拿什麽投資、分紅？可以考慮進一步把整治拖欠企業款項，特別是地方政府拖欠企業款項作為一個專項工作來解決。
對於企業家而言，一些建議可能會顯得無力，但我認為做企業從來都很難，我們曾對美國企業發展史做過研究，相當比例的優秀企業誕生在危機時刻，也就是經濟下行周期之中，他們往往在投融資方面展現出更好的紀律性，在經營方面也足夠謹慎。對於企業而言，當前最重要的肯定是活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面向未來做一些增加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投資，盡量避免陷入債務危機，盡可能回歸到商業的本質，去創造價值。如果一家企業能按照這種信念走過這段時間，可能會擁有完全不一樣的基因，當他再去面對未來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與機遇時，能更好地適應與擁抱。
記者：陳惟杉
編輯：閔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