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修訂審判管理指標體系，旨在引導各級法院樹立正確政績觀，切實為基層法官減負。
9月30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最高人民法院獲悉，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幹規定】，持續深化為基層減負工作，最高法於近日對【人民法院審判品質管理指標體系】（以下簡稱「指標體系」）作出重大修訂，指標由26項調整為18項。
澎湃新聞註意到，此次修訂主要涉及四方面內容：一是取消部份分析價值可被其他關聯指標或者業務指導取代的指標；二是將一審裁判被改判率與被發回重審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與被發回重審率分別合並調整為二審改判—發回重審比、再審改判—發回重審比，引導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糾錯職能，樹立「當改則改」的工作導向；三是調整部份指標的業務口徑，確保統計結果更精準、更符合辦案實際；四是經過充分調研論證，調整部份指標的區間參考值，防止片面追求較優數據，加劇一線法官工作負擔。
「一些地方法院在運用指標體系過程中，仍然存在變形走樣、背離規律的現象，增加了基層負擔。」最高法審管辦負責人舉例說，有的法院抱持「唯數據論」的錯誤政績觀，將抓指標等同於抓工作，額外增加不科學、不必要的指標，把指標任務層層攤派、逐級加碼，令一線法官不堪重負、無所適從。有的高級、中級人民法院熱衷於對轄區法院張榜排名，甚至在已進入合理區間情況下仍通報名次，導致基層跟風攀比，為名次所累。有的法院不能系統地、辯證地看待指標體系，要麽為片面追求絕對的「低改發率」而「能維持盡維持」，要麽為美化訴前調解數據刻意壓降收案數量，嚴重損害當事人訴訟權利。
此次修訂還突出強調指標體系「體檢表」功能定位，要求各級人民法院依托數據會商機制加強審判態勢分析研判，促進和保障審判工作健康有序運轉。同時，不斷健全為基層減負長效機制，切實減少通報頻次，規範使用指標數據，堅決杜絕排名排序，引導各級人民法院樹立正確政績觀，將更多精力聚焦到審判執行主責主業上來。
「全國有3500多家法院、12.7萬名法官，指標體系必須抓主要、管重點。同時，全國89%以上的案件都在基層法院，指標的功能重在評價和促推，決不能‘唯數據論’，額外增加基層負累。」前述負責人表示，審判質效提升和指標數據改善是一個漸進過程，對短期內出現的數據波動，應保持一定的「容忍度」，為下級法院改進工作預留必要的時間空間，不宜過於頻繁地通報。
澎湃新聞註意到，為做優做實指標體系的「體檢表」定位，此次修訂內容包括通報和運用機制。「最高法將減少通報頻次，每季度數據會商後，隨會商紀要下發指標數據通報。通報的僅是相關高級人民法院轄域內審判執行工作的執行情況，不涉及其他地區，更不包括排名資訊。」前述負責人說，用來通報的指標應當聚焦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具有引領、提示、督促價值。
比如，此次修訂直接取消了6項分析價值可被關聯數據或業務指導取代的指標。例如，法官人均結案數是由收案體量和法官數量決定的，與所在地區經濟水平、政策變化、人口規模等客觀因素有關，各個地區、條線差異很大，過分追求必然異化為基層負擔，不宜作為評價指標。
「指標體系是對照人民群眾對審判品質、效率、效果的需求設定的，目的就是讓各級人民法院定期檢視問題、改進工作。」前述審管辦負責人直言，實踐中，決不能為了「數據好看」而讓群眾「事情難辦」，更不能本末倒置，將審判執行工作變成「圍著數據轉、奔著數據幹」。
例如，起訴、上訴、申訴、申請再審都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不能異化為限制訴權的沖動。本次修訂中，針對一些法院過度追求「低改發率」甚至「零改發率」的做法，將一審裁判被改判率與被發回重審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與被發回重審率分別合並調整為二審改判—發回重審比、再審改判—發回重審比，引導中級以上法院在糾偏糾錯時，樹立「當改則改、慎重發回、定分止爭」的工作理念，盡可能依法直接改判，減少不必要甚至不負責任的發回重審，防止程式空轉，尊重和維護當事人訴權。
此外，本次修訂過程中，有地方法院建議取消或壓減二審開庭率指標。「我們認為，這一指標能夠反映二審案件程式透明度和庭審實質化水平，仍有必要保留。」前述負責人認為，實踐中，二審是否開庭應當依照訴訟法、司法解釋和個案情形決定，發揮好二審終審和定分止爭效果。根據各級人民法院建議，我們剔除了撤回上訴、按撤回上訴處理的案件，以加強對二審開庭案件的監督管理，確保符合法定條件的二審案件均得到開庭審理。
「高級、中級人民法院在開展本轄區審判質效考評工作中，不得在修訂後的指標體系之外增加其他考評計畫，正在使用的應當檢視、取消，堅決杜絕加碼考評、重復考評。」最高法還明確要求，今後各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轄區審判質效考評類制度檔，必須於正式印發後30日內，以院名義向最高人民法院審管辦報送備案。對本轄區中級人民法院的類似檔，各高級人民法院也應嚴格審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