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成舉
備受關註的余華英涉嫌拐賣兒童案日前在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重審一審開庭，這再次掀起了全社會對於拐賣兒童問題的高度關註。
法庭經審理查明，余華英犯下的拐賣兒童罪行主要發生在1993年至1996年期間。事實上，從2000年至今，拐賣兒童的現象已經大大減少，這主要得益於三個方面。一是全國社會治安水平胡能力有了很大提升，透過「天網工程」等社會治安領域的制度化建設，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其社會治安水平都得到了顯著改善。因此，拐賣兒童事件的發現機制更加暢通，相關違法犯罪活動的社會監督機制更加健全，公安部也專門建立了兒童失蹤資訊緊急釋出平台，從而形成全社會防範拐賣兒童的堅固防線。二是多數地區生育理念發生變化，以前較為普遍的男孩偏好已經轉變為更能接受新生兒的自然出生性別，而且因追求傳統的「傳宗接代」引發的男孩買賣動機也有了明顯弱化。三是整體上，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鄉村振興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推進，以往因為經濟負擔沈重而無力負擔兒童養育成本的情況大大減少，針對兒童的保護與幫扶舉措也日益健全，兒童被「賣」的情況大量減少。
盡管如此，我們仍需提高對拐賣兒童事件的警惕性，關註以下幾種新情況。第一，當前階段，婚姻的穩定性有所降低，家庭變得相對脆弱。民政部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360.53萬對，比2022年上升25.2%。因離婚帶來的單親家庭，如果遭遇父母監護不力的情況，一些兒童可能會轉變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或是困境兒童，他們因此可能成為拐賣兒童行為的目標群體之一。第二，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一些依托互聯網的新型拐賣兒童行為呈現上升態勢。比如，引誘兒童參與網路遊戲或是不當網路消費等，對相關兒童進行人身威脅或是利益誘惑，從而讓拐賣兒童行為變得更加隱秘，這也將是未來應對拐賣兒童行為的一個新挑戰。第三，當前婚姻資源錯配與高價彩禮等造成農村男性結婚難。在難以組建家庭的情況下，這些單身的農村男性可能會選擇「收養」子女以延續家庭，如果正常途徑無法滿足其收養需求，不排除他們有可能尋求非法「收養」。
基於這些新情況，加強對兒童的保護工作，加大對拐賣兒童行為的打擊力度，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相較而言，農村兒童因缺乏相應監護以及家庭撫養壓力較大而更容易被拐賣，因而必須持續加強農村的社會治安建設，構建多部門協同、社會廣泛參與的群防群治工作體系，有效預防拐賣人口犯罪發生。
第二，針對單親家庭的子女，加強其權益保護，尤其是要發揮好基層兒童婦女組織的功能，做到定期探視兒童，強化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加強對困境兒童隔代照料情況的調查了解，透過機構供養、合法收養等方式加強對兒童合法權益的保障。
第三，無論是失獨家庭還是單身人員，可考慮減少合法收養、寄養的制度性障礙，在合法框架內滿足此類家庭和人員的情感與家庭再生產需求。
第四，誘騙是拐賣兒童犯罪中最常見的方式，因而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和新媒體開展反拐安全教育和法治宣傳。充分曝光諸如余華英案等打拐典型案例，加大反拐節目的視聽傳播，尤其是針對拐賣人口犯罪活動重點地區、重點場所和易被拐賣人群。
第五，加強網路空間中兒童權益的保護，針對網路平台上的兒童侵害行為應加強預警與監管，透過建構清朗的網路空間來盡可能避免兒童從網路被拐騙。（作者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