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檔案】朱威烈,1941年生,浙江嘉善人,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1978-1980年公派赴開羅大學進修,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執教逾50載。現為上外中東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名譽所長,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研究中心主任,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理事,上海高校一類智庫首席專家,曾任上外阿拉伯語系主任、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中東研究所所長、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等職。出版發表【站在遠東看中東】【學思芻議】【中東研究管見】【歲月留痕:朱威烈譯作選】等大量專著文選、譯作、教材、工具書以及中外文論文,多次獲省部級學術獎項和國際榮譽。
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透過語言表達和傳遞。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
以語言為媒,促進中阿文明交流互鑒,這正是朱威烈畢生的學術追求與思想底色。作為中國阿語學科帶頭人,他堅持走學科內涵發展之路,推動學科交叉融合發展,讓阿拉伯語從冷門專業進入區域國別研究這一「顯學」,使之更加切中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作為轉譯家,他將大量阿拉伯國家的經典名著引介給國人,在中阿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橋梁,增進中阿民心相通;作為中國特色中東學的倡建者,他始終在思考如何超越「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以中國的人文理念為指導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動中國中東研究話語的構建和中阿文明的互學互鑒。
「像我這樣一個學小學科的人,當時的初心使命是什麽?我想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為新中國的外事外交服務。到了今天,這個任務沒有變,仍然要推動中阿關系的發展,而且要深入到文明交流上來,深入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來。」那顆「以學報國」的赤忱之心,是指引著朱威烈一路前行的燈塔。
朱威烈部份著作及譯作
【踐行「小學科、大內涵」理念,推動學科交叉融合發展】
1960年,19歲的朱威烈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師從中國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和阿拉伯語學科奠基人馬堅等著名學者。當時正值國家大力發展亞非拉國家友好關系的時期,「阿語很難,但是國家很需要」,季羨林主任在新生入學動員會上的講話,深深刺激了當時在場的150位新生,也在朱威烈心中種下了為新中國外事外交服務的家國情懷:「那時阿語專業辦學點少,人數也不多,屬於小語種,但卻是國家需要。我們學習阿語專業的目的是為中國外交外事事業服務,家國情懷理應是每個阿語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季羨林的「人生四要」——愛國、孝親、尊師、重友,也成為朱威烈一生為人為學的準則。
在朱威烈看來,學語言沒有什麽所謂的天賦,靠的就是「下死功夫」。譬如,原先發不好卷舌音,他苦練了一個星期,終於將這一關過掉。有段時間,能接觸到的文獻資料有限,朱威烈只能背字典,「裏邊的諺語俗語,我還要省著背,背完了就沒東西看了」。周恩來總理曾對外語工作者提出過三個基本功要求,朱威烈時刻銘記於心:「第一,政治上要過硬;第二,外語要過硬;第三,文化知識要過硬。而文化知識是沒有底的,我幸運的就是我一輩子在學,學而時習之。中國的文明講到底是學習的文明。」
北大畢業照(前排居中為季羨林,前排右三為馬堅,前排左一為劉麟瑞,後排左四為朱威烈)
1965年,畢業後的朱威烈赴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始終耕耘於阿語教學和中東研究。「從報效祖國的高度回望一生,作為高校教師,我從事著有意義的工作,主要體現在推動學科發展、建設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和參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工作這三個方面。」晚年回憶自己的學術道路,他這樣總結道。
對阿拉伯語學科發展的思考貫穿了朱威烈的整個學術生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當時中國的阿拉伯語專業培養了一大批為新中國外交服務的優秀人才,但受限於研究資料,學術活動仍停留於練「術」,即聽說讀寫譯的技能訓練,而難以談「學」。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學術對外交流的「破冰」才有所改觀。
事實上,秉持「小學科、大內涵」的理念,讓阿語學科走內涵發展之路,是朱威烈一以貫之的思考和努力方向。「建設中國特色東方學應重視把掌握物件國的語言文化與研究它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套用性明顯的學科結合起來,亦即要走小學科大內涵的發展道路,才能符合國家改革開放的需要。」他這樣說。
1978年,朱威烈公派赴埃及開羅大學進修。在開羅,朱威烈跑得最多的地方是書店。進修回國,他沒帶回什麽「大件」,而是背回了重達60公斤的一紙箱書,其中以文學類圖書居多,還有好幾種權威性和時代性都很突出的阿拉伯文學史著作,這令他頗為自豪。後來他主持並參與編寫【當代阿拉伯文學詞典】,這些文獻資料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國外帶回的不僅僅是珍貴的文獻資料,還有對學科建設的國際經驗體察。他在回國後便向時任上海外國語學院校長的王季愚建言:「光註重聽說讀寫的外語學校不是大學,大學應講學科,課程應有史有論。」此後,朱威烈更是見證並推動著上外向多科性大學發展的歷程。
1980年,朱威烈被聘為【阿拉伯世界】期刊主編。辦刊三十多年,接觸上千萬字稿件,涉及多種學科知識,迫使他不得不去尋索閱讀、查資料核對,「有點像是在走雜家之路,不過這對我接受並確立新時期學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幫助很大」。
1984年,阿拉伯語專業在上外獨立建系,朱威烈開始走上管理崗位,從主持上外阿語專業的學科建設,到建成碩士點、博士點、市重點學科、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再到他建立的上外中東研究所躋身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這些學科建設的斐然成績背後,都離不開他殫精竭慮的身影。
朱威烈意識到,要建成重點研究基地,僅僅依靠阿拉伯語言文學是支撐不了的,必須以國家問題為導向,關註中東外交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入新世紀,他積極推動整合校內資源,建成以國別區域研究為特色的國際關系博士點、政治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讓阿拉伯語從最初僅七八所高校開設的冷門專業,進入當前社會的顯學之一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使其在對接國家戰略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朱威烈教授是國內外語院校中最早依托多語種比較研究優勢,將學術領域從傳統語言文學向國別區域和全球問題研究拓展的學者。」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胡禮忠教授看來,朱威烈推動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一系列創舉,對於當下推進「多語種+」發展戰略、區域國別研究學科發展都有積極意義。
新時代以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開啟了中阿合作的新篇章。2017年,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建立,年逾古稀的朱威烈作為參與者和親歷者,仍持續為中心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我想我們能夠發揮作用的,是為黨和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為黨和國家中東政策的不斷調整、提升、發展,當好配角。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持,這是我們的工作。」朱威烈說。
【在中阿之間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橋梁】
2023年4月,朱威烈榮獲「轉譯文化終身成就獎」,這是中國轉譯協會設立的表彰轉譯家個人的最高榮譽獎項。「作為一名阿拉伯語工作者,能為新中國的外事外交服務,恪盡職守,推動中阿文化文明交流合作,是我初心使命題中應有之義。」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他這樣說。
2023年4月,朱威烈榮獲「轉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朱威烈長期從事轉譯工作,涉及的種類繁多。早在1969年起,他就被選派到上海電影譯制廠去為【南京長江大橋】【熊貓】【白毛女】等影片轉譯和配音。80年代上半期,他擔任過阿拉伯國家部長、議長、總統、國王等高級代表團訪滬活動的主譯。他還譯註了流傳中國約200年的【古蘭經】選讀本【亥聽】,該書(【〈古蘭經〉選】)自1981年問世後在短短幾年間多次印刷,發行量達數十萬冊。
朱威烈的學術轉譯始於史地著作。1972年,國家組織轉譯各國歷史、地理的任務,上海承擔的是轉譯非洲區域國別史,將其中唯一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馬格裏布史】分配給了朱威烈。那是一本考證類史學專著,通篇引經據典,旁征博引,涉及大量專有名詞。為了達到「準確、通順、易懂」,朱威烈反復研讀、到處查詢,耗費一年多時間,終於將這塊「硬骨頭」啃了下來。
上世紀80年代,國人對外國文化的需求如饑似渴,外國文學轉譯空前繁榮。而從事阿拉伯文學教學和轉譯也是朱威烈一直以來的旨趣所在。他轉譯了大量文學類作品,如以筆名元鼎發表的中篇【卡爾納克咖啡館】,是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1988年獲諾貝爾獎前,中國最早(1981年)發表其作品的譯作;他還轉譯了【回來吧,我的心】【杜鵑鐘】【貝克閣下】【鴉片】等現當代作品。
「我轉譯文學,一是社會需要,當時社會對國外的文學感興趣;另外就是我們的學科叫阿拉伯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得規範化,語言和文學都要搞好。」在阿拉伯文學之外,推動和做強比較文學是朱威烈很長時間以來的心願,「外國語院校沒有中文系,是走不遠的。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是我們的根本。」早在1981年,朱威烈就發表了【簡述比較文學的產生】一文,強調比較文學的意義在於「它深刻地發掘著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創新時的實質和傾向」,「開展對這門課的研究,無疑會進一步促進本民族文學的發展」。
文學作品也是拉近和深化中阿關系的有力紐帶。一件往事令朱威烈記憶猶新:1988年,納吉布·馬哈福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翌年5月,朱威烈到埃及亞歷山大大學存取並在文學院作演講,當地記者進行了報道,用的題目是:「朱威烈教授說:我們了解納吉布的價值,早在他獲諾獎之前」。「當時這個標題,學生們和老師們都非常高興。中國對阿拉伯文學是關註的,這有利於拉近雙方的感情。」
朱威烈認為,中阿交往要透過接觸和閱讀對方的作品,真正的了解對方,「該講學問還是要講學問,該講知識還是要講知識,要細下去,要有真材實料」。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套用的深度,使得雙方的感情能夠上升到文明交流的層面,這會有助於消除認知赤字。在史地和文學著作之外,朱威烈還轉譯了【中東藝術史·古代】【中東藝術史:從希臘入侵至伊斯蘭征服】【無身份世界的愛國主義——全球化的挑戰】等社科藝術類著作。2013年出版的【歲月留痕:朱威烈譯作選】,收錄了他總計200多萬字的譯文。
作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朱威烈曾獲埃及高教部、文化部表彰,「海灣合作委員會獎」和「沙烏地阿蔔杜拉國王世界轉譯獎」等多項海外榮譽。2014年5月,朱威烈榮獲沙烏地第七屆阿蔔杜拉國王世界轉譯獎,頒獎詞說:「朱威烈的卓越貢獻,為中阿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橋梁。」
2008年朱威烈獲阿拉伯海合會六國駐華大使首次頒發的「海灣合作委員會獎」
【以中國人文理念為指導,構建中東研究話語體系】
加強中阿全方位的友好往來和合作,是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份。中阿之間不僅經濟互補性突出,而且各自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也都十分重要。正如朱威烈在阿語學科發展上始終強調「以國家問題為導向」,這也是他一直身體力行的治學原則。
1990年爆發海灣危機、海灣戰爭之後,朱威烈逐步轉向國際問題研究,著文提出「為建設中國中東學而奮鬥」。進入新世紀,「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將對中東地區的控制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點,中東一些國家也被西方「妖魔化」,這加快了朱威烈思考構建堅持中國立場的中東學研究的步伐,「只有透過深入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文化,藉以準確理解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才能在從事中東研究時做到科學、客觀,而不是照搬美國觀點,人雲亦雲。」他出版的【站在遠東看中東】【學思芻議——朱威烈文選】等著作,正是他倡建中國特色中東學的思想結晶。
2002年朱威烈任第四次中阿政治對話中方團長赴埃及、利比亞存取
朱威烈認為,要以中國的人文理念為指導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動中國中東研究話語的構建。中國的人文理念,其核心就是「求同存異」——從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今天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同存異作為中國外交立場的精神底色,始終沒有變。這也決定了中國特色中東學的話語體系的基本態度,「不是居高臨下的,而是平等相待的,是向前合作、向前發展的」。朱威烈還指出,中國對伊斯蘭教的研究,也是伊斯蘭教實作中國化的過程,「自始就高度重視與中國的主流文化觀念相結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補,而不是對立排斥。因此,中國自近代以來由這種研究特色構建起來的研究話語體系,與歐洲殖民主義為控制、掠奪伊斯蘭地區的東方學話語體系是迥然不同的」。
中東地區是世界文明交融薈萃之地,同時也是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中的戰略要地,各種問題錯綜復雜,這無疑對中東研究學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相容並蓄、融會貫通,是朱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之一。他一貫強調,學術研究要有寬廣的視野,博大的胸懷,絕不可囿於一隅,盲人摸象。」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丁俊教授看來,中國的中東研究和阿拉伯研究長期存在倚重西方文獻資料的短板,而朱威烈在治學中特別註重跨學科、多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尤其強調在中東區域國別研究領域深入開展實地考察調研、獲取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避免閉門造車。用朱威烈自己的話來說:「要關註當地的輿情、觀點和主流看法。不光要看美國的主流看法,還要知道物件國的觀點,否則做不到知己知彼,兼聽則明。」在他看來,「三大體系」建設最終要落實於自主知識的教材體系,也就是要系統編寫以物件國本身資料為主的文明文化史的教科書。
2006年1月巴勒史坦立法會選舉,朱威烈作為國際觀察員在巴總統府前留影
2014年,習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中阿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熱烈響應。朱威烈認為,實作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宗旨,既涉及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一「經濟基礎」,也涉及構建世界文明價值共同體這一「上層建築」。當今世界,「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依然盛行,這種不平等不包容的文明秩序又為維護和固化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創造了條件。在他看來,當前的學術研究要特別重視「緊密結合新時代中國確立的全球治理觀與文明互學互鑒觀,努力踐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中國理念,不斷深化和開拓研究領域,推進民心相通,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
古老文明的復興與現代化行程是同向而行、相得益彰的。「在今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我們也在推動阿拉伯國家偉大的民族復興和文化復興。雙邊做,把他們的人才培養出來。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國,責無旁貸。我希望能有這樣一個站位,我這一生就無憾了。」朱威烈說。
【學人雋語】
中國的阿拉伯語學科一方面仍應繼承發揚馬堅、劉麟瑞、納忠等先輩們垂範後人的優良師德和學風,紮實地掌握專業語言、文學、文化的基本功和基礎知識,繼續在非阿語國家中保持一流水平,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種子選手;另一方面,則要不斷加強和發展阿拉伯問題研究的科研隊伍,其中既要有通曉阿語、能閱讀阿拉伯語文獻資料、用阿語與對方交流的人員,也要有深諳國際關系、歷史學、宗教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的專家,唯有相輔相成、形成合力,才能產出有品質、有特色的學術成果。——摘自【木妍妍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阿拉伯語學科建設30年回眸】
必須鄭重指出的是,東方學所包含的三個方面:一種學術研究學科,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權力話語,卻都無不烙有難以磨滅的殖民主義深痕。
當前,有待中國東方學家繼續努力的,也許是應當積聚力量去完成一種建構——研究物件的建構,對其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這個過程牽涉到許多具體問題,如政治體制、個人行為規範、正統觀念的形成、教育的特點和內容以及內外政策的走向等等,並且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實事求是地對研究物件進行描述,形成我們與歐美東方學那種霸權話語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臨下,客觀公允而非偏頗武斷,進而從歷史和社會意義角度確立起中國東方學的地位和特色。
——摘自【打破歐美「東方學」的霸權話語體系 建構中國「東方學」】(【文匯報】,2002年11月2日)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必須摒棄美西方價值觀外交那套強加於人的做法,而應堅持平等包容地各國交流合作,要從尊重並理解它們的文明文化著手。現下國內高校和學界正在加強國別區域研究,希望能盡快組織計畫和人手轉譯或編寫以物件國本身資料為主的文明文化史讀物,以增進中國讀者和對外人文交流工作者對世界文明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文明的了解。
——摘自【「一帶一路」建設應重視構建世界文明價值共同體】
作者:
文:陳瑜編輯:陳瑜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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