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講個故事。
小時候，我爸爸會帶我看圍棋直播。有一次，雙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雲流水」、「酣暢淋漓」——我爸和我說的。棋逢對手，懸念一直留到了最後，黑棋貼目不足，微弱劣勢輸了這盤。後來，我爸再和我說起這盤棋的時候，黑棋從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這裏過於自信」、「那裏過於保守」，總之許多關鍵的地方，尤其是原先看來極有創造力的地方，現在都有了問題。
這究竟是為什麽呢？我的爸爸是關西棋院的業余六段，至少在判斷上沒有問題。這種轉變其實反映了我們認識事物的一個特點：知道一件事情的結果，會影響我們對過程的認識。心理學上稱之為hindsight bias，在歷史學的討論中，我們常常說這是「 倒放歷史 」的問題。
考慮一個例子。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發生過很多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英國教會漸次脫離羅馬教廷，成為一個獨立的教會。然而，當亨利八世的女兒瑪麗一世繼位之後，一改她的父親和前任的政策，努力「撥亂反正」，力圖讓英國教會回到羅馬的懷抱。從長遠來看，這些政策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在瑪麗去世之後，這些努力都付諸東流了，一直到今天英國教會都是獨立於梵蒂岡的。在知道了最終的結果之後，我們很難認為瑪麗的「撥亂反正」是成功的。事實上，由於她的繼承者伊莉莎白一世的空前成就，以及她們二人之間經久的敵意，瑪麗留給後世的形象就只能非常糟糕了——「血腥瑪麗」比「瑪麗一世」更加為人所知。然而，近年來歷史學家在仔細爬梳瑪麗朝史料之後，才漸漸得出了比較公允的看法。瑪麗並不是在把一種落後的宗教強加給大步向前的英國人民，她的反正運動有相當的群眾基礎，也受到了相當的支持——事實上，在當時的西歐世界中是成功的。這其中的一本書是：Eamon Duffy, 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到「後見之明」會讓我們帶有一種成見，以某種固有的判斷來梳理歷史事實——這種判斷可能一開始就是錯的。這進而會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歷史現象 選擇性的漠視 。
我們換一個中國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唐帝國在黃巢之亂之後漸次瓦解了，最終在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於這種認識，我們來梳理唐代的政治、社會史，我們會傾向於認為大唐帝國在安史之亂之後就已經雄風不再了。因之，當我們考察九世紀的行程的時候，我們會首先看到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宦官專權等等現象。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就會忽略許多同樣重要的現象：中央或宮廷主導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擴充套件，清流文人群體的興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鎮的滲透，等等（見
陸揚講演：唐帝國的瓦解及遺產――一個老問題的新思考，2010）。事實上，九世紀的唐帝國依然充滿活力，她的瓦解事實上有某種「突然性」（同上，另見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14）。換而言之，對結果已然的認知會讓我們把註意力聚焦在一些現象上，忽略另一些在當時世界中看來同樣重要的事件或過程。
但有的時候，還可以更糟。我們或許會因之犯下 時代錯置 的錯誤。
我們把焦點切換到中東。我們知道今天的穆斯林庶幾分為兩大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什葉派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先知把大業傳給了他的族人、女婿阿裏，之後繼承權又會傳給先知的親外孫、阿裏的兒子海珊，海珊和他的族人在公元680年被殘忍的殺死了，在後來的記憶中，這標誌著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決裂。因為我們知道八世紀以後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野，同時又因為宗教歷史書寫固有的一些特點，我們會下意識地認為很多觀念在七世紀的時候就已經根深蒂固了。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在685年的時候，阿裏的另一個兒子al-Hanafiyya就被推舉為領袖。他並不是先知的外孫，是阿裏和另一個女人生的。但是沒有關系。當時的阿拉伯社會還保有許多父系、部落制下的觀念，是阿裏的兒子就好。這和後來什葉派界定的觀念就有很大的不同。要透過後來教派分離之後形成的史料，追索許多早期的觀念，實在是一種知識「考古學」的工作，Jonathan Berkey如是說——見 The Formation of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Near East 600-180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3 （另見： Hugh 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 London: Pearson, 2004; 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觀念的變化總是很微妙的，後段的觀念認為之前一定就有了，有時就會出紕漏。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 人物的臉譜化 或平面化。我們知道一個人後來的選擇或成就，我們就認為他或她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這樣的人，他或她的經歷都被解釋為向那個目標邁進。我們經常看到三國愛好者筆下的曹操或司馬懿生下來就是篡位積極分子，仿佛整個人生都在為篡位做準備。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哲學史人物的梳理過程中，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會註意到的是維特根史坦後來對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評。於是我們認為存在兩個維特根史坦，前期和後期——【邏輯哲學論】的維特根史坦和【哲學研究】的維特根史坦，而這之間，他的思想都可以發放在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脈絡下看。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我們對「前期」與「轉變期」的理解，很大意義上成了「後期」的投射，我們關註一個「壞」的、「帶有形而上學殘余」的維特根史坦如何變「好」了、「徹底克服形而上學」的維特根史坦，這使我們對他的作品產生了許多的誤讀。事實上，分割前後維特根史坦的取徑本身就有問題，學界不斷修正的過程，我們可以讀Rupert Read & Matthew A. Lavery, eds., 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The New Wittgenstein Debate . London: Routledge, 2011，也可以參考Oskari Kuusela & Marie McGi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的有關章節。
更進一步說，除了關乎史實的錯誤以外，常常，我們還會把歷史納入宏大敘事的框架，以一種 目的論 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仿佛歷史就是在向一個特定的目的奮勇前進。於是，許多觀念——民族國家、進步等等——會融合在一起，把歷史組織成一個特定的樣子。
Christopher Wickham說，許多許多代傑出的歷史學家都習慣把早期中世紀看做現代歐洲形成的時期。所以他們寫了很多的書，題目就可以看出這種傾向，比如「法國的誕生」之類的。他們覺得，法國既然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其萌芽一定是在很久的以前就種下了。於是他們會不斷的上溯，到加洛林時期甚至墨洛溫時期。事實上，在Wickham看來，我們並沒有材料因而也沒有理由認為在1000年左右的時候，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就已經在西歐普遍存在了，一個從中世紀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或發展的過程是不存在的。彼時，也許，在拜占庭存在著某種較強的「國族認同」，但是，它並沒有形成任何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而，歷史學家也就傾向於將之忽略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選擇性漠視的問題。（Christopher Wickham,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 London: Penguin, 2009, pp.4-6.另見Christopher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透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這些錯誤的觀念們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倒放歷史、選擇性的漠視、人物平面化臉譜化、宏大敘事、目的論的歷史觀，以及因之而產生時代錯置，等等。家族相似似乎是一個有用的標簽。
我自己進入歷史系已經有兩年多了——如果旁聽的時間也算的話。對於新生而言，如果克服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是一種基本訓練，被反復強調。然而，在具體問題的拿捏上，又會非常困難。史學家也經常陷入分歧，以上介紹的觀點也都只是一家之言。畢竟，作為歷史的學習者，我們勢必已經知道結果了，我們不可能不把結果納入我們的思考，而我們的解釋，最終也必須與結果之間建立某種聯系。我們的歷史書寫，不能只是一些彼此無關的事件的大雜燴。幸而，近年來，許多優秀的作品做了許多嘗試，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我無法對他們的學術取徑、觀察與結論做出判斷，但我認為他們在敘事上都有某種突破。
上引Wickham (2009) 是一本帶給人很多震撼與感動的書。他在講述400到1000年的歐洲史的時候，努力避免對任何宏大的過程的描述。每一章，他都以一個當時的場景、事件為開始。初讀的時候，我們或許會感到一種沖擊——如羅馬世界的暴力，甚至會感到很難理解這件事的本末——如七世紀地方教會的改選。但是他隨即告訴我們，這恰恰提醒我們，當時的世界、當時人的思維方式與今天，甚至與之前之後的世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而這些事情，就他所呈現給我們的樣子而言，期間又有許多史料累層疊加的因素。並沒有一種無形的宏大的力量把這些時間綴連在一起，呈現一幅連貫的畫面——只有對它們有了就其所是的認識之後，我們才能歸納出一些一般特點，就如全書在結論中做的那樣。
一本更加容易讀的書是Stephen R.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中文本【天國之秋】也早已出版。我們不缺少對太平天國的講述，從金田起義到南京陷落。但我們習慣於一種已有的敘事模式，即使史景遷、羅爾綱有時也不能例外：起初他們是有活力的，後來，他們腐敗了墮落了，他們最終滅亡了。但這本書不是這樣講的。全書的開篇，我們被放在了1852年的香港，和西方觀察者一起，和他們一樣從傳聞中一點點了解這場變革的行程。這般，我們和西方傳教士一起，認識了洪仁玕，漸次了解了他的思想，與他對當時世界的認識。追隨著他的視角，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天國在江河日下，石達開的出走、南京的奢靡，這些都被一筆帶過——對洪仁玕來說，這真的不那麽重要，這些都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我們看到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視野。同時，追隨當時各種西方報紙的視角，我們又漸次看到了我們的「天國」正隨著當時世界的許多世界而脈動，這些事件、這些變故、以及這之後的許多觀念，我們又感受到了一個個不同的人對於整個事件與世界的認識，而對於這一切洪仁玕卻對之全然無知的。無須討論必然與偶然的問題，在這些不斷切換的當時人的視角中，在詩一般的結語中，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本身就在發生變化。
要之，我想題主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有許多觀念，我們習以為常，卻可以給我們以系統的誤導。或許，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的閱讀中，對於任何過於流暢的過程或行程，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至於一種更好的對歷史的梳理、解釋或敘事，或許倒沒有一定之規了，但至少，作者對歷史的復雜性與厚度有了經久而痛苦的思考與反芻。這裏前後提到的一次演講與十種書，就一並推薦給大家——事實上，這是我對
@藥師的「2014的十本書」的邀請的拖了許久許久 的 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