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青年報】；
9月21日晚，天津，在南開大學舉行的「把青春華章寫在祖國大地上」大思政課網路主題宣傳和互動引導活動上，著名演員林永健扮演「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郭永懷，講述了郭永懷為開發中國核彈與飛彈等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田嘉碩/攝
「在黨的旗幟下前進——人民軍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展覽上郭永懷（1909-1968）的照片。海峰/FOTOE 視覺中國供圖
1956年，力學家郭永懷從美國歸國。圖為郭永懷給清華大學研究生上輔導課。視覺中國供圖
再過3年，郭永懷逝去的時間，就和他存在的日子一樣長了。見過他的人越來越少，聽說過他的人越來越多。
他的名字出現在青海原子城、中國科學院力學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南開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機構的展覽中。天上掛著一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在他的家鄉山東榮成，郭永懷事跡陳列館的講解員說，這個名字消失過一段時間——起初，連館長都不了解他。「但如果現在去學校裏問，應該沒有人不知道郭永懷。」她說。
中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多少都有過隱姓埋名的經歷。郭永懷是其中唯一一位橫跨核彈、飛彈和人造地球衛星三大領域的專家，是唯一的烈士，也是為數不多出身農村的科學家。
他用毛驢舉例解釋科學問題：山東的農民要使自己的小毛驢幹活，會把它的生活習性摸得一清二楚，否則驢脾氣一發，是不會聽使喚的。他說，使用復雜得多的現代計算裝置，也是一樣的道理。
他在用石頭、黃泥和海草築成的房屋裏長大。在他生活的20世紀初，山東榮成縣的毛驢跟如今街上的汽車一樣常見。郭永懷從騎乘毛驢的生活中走出，坐過遠渡重洋的輪船，在海外求學工作16年，歸國仍帶著濃濃的膠東口音，指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59歲那年，郭永懷結束西北的熱核飛彈試驗準備，乘飛機返京，飛機在降落過程中失事。人們在火中發現了兩具緊緊抱在一起的遺體，費力將他們分開後，看到中間夾著一個完好無失真的公事包，裏面裝著試驗的資料。那是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
今年夏天，一個五六歲的男孩站在郭永懷事跡陳列館，對著飛機失事的視訊資料哇哇大哭。館長李波後來特意在那附近放了盒紙巾，定期補充。有兩位企業家參觀完，捐出了兩筆獎學金——「永懷教育獎」和「永懷鄉村教師獎」。
暑期過後，在中國科學院大學開學典禮上，來自榮成的張雨霖又聽到校長周琪提起了這個名字。這時候，郭永懷已經比多數本科新生年長100歲。
直至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話劇仍在大學裏上演。南開大學物理學院的新生每年都要排演話劇【永懷】。可是，要理解這位「另一個時代」的科學家校友，並不容易。在寬敞的大樓裏，這些享有良好教育資源的學生反復排練，要表演出一種想象中的「毅然決然」與「大義凜然」。
事實上，生活中的郭永懷不全是那樣一個典型的角色。
這個時代的人，很難演出那個時代的難
他的時代似乎離我們太遠了。
為了了解郭永懷，南開大學物理學院【永懷】話劇的創排者之一的史歆祺去了研制原子彈的青海221基地，她這樣形容原子彈試爆的環境：「很不現代，一看就是沒錢才那樣弄的一個土墻。」
話劇排演中，她發現最難的不是大量對白，也不是飛機失事時細碎的肢體動作，而是演繹條件的艱苦——人在那樣困難的環境下，是用一種怎樣的情緒和精神在說話的？
「喝堿水、住帳篷、煮野菜……這一段很難排得出來感覺，大家都沒經歷過。」史歆祺說，「你能感覺到，這個時代的人，就是演不出那個時代的難。」
他們不得不引導年輕的演員們去想象。在高原冬季住帳篷，早上醒來，要先用手捂著按摩一會兒，才能睜開眼睛，因為眉眼上都是霜凍。
饑餓一度成為原子彈研制工程的最大障礙。【為國鑄盾——中國原子彈之路】中描述，當時科學家每餐只能吃到一個饅頭、一角錢的幹菜湯。附屬電廠的職工用變壓器泄漏出來的油炸青稞面吃。饑餓使人便秘、浮腫。核武器研究所將近一半的人得了浮腫病，副所長彭桓武的腳腫到穿不進布鞋。
高原的冬季漫長，郭永懷一行曾在巴丹吉林沙漠深處進行了一個月的核彈試驗。54歲的郭永懷坐在一輛沒有暖氣的吉普車裏，每天顛簸行進4個多小時。戈壁灘上沒有帳篷，所有人席地而坐，啃著凍饅頭與鹹菜，配著從兵站要來的一暖瓶熱水當午餐，郭永懷也是如此。
為了讓學生們體悟當年，中國科學院大學把部份校園建在了錢學森、郭永懷等老一輩科學家建立的北京懷柔火箭試驗基地舊址上。健身房、金工實驗室是當年「兩彈一星」的生產車間，學生們漫步的「情人坡」坐落在當年的燃料庫旁，校園裏的河是當年的泄洪溝。
張雨霖和郭永懷是老鄉，事實上，他們大抵只有鄉音相近。至於鄉土，幾乎是兩個世界。
榮成靠海，在張雨霖眼中是風景優美、寧靜的「海濱城市」。對郭永懷而言，這裏意味著甲午海戰，是混亂、口岸與革新。
1909年，他出生於山東省榮成縣滕家鄉西灘郭家村。在這之前，日軍已從榮成灣登陸，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威海開始了32年的殖民地歷史。
10歲那年，郭永懷曾被土匪綁架，在海上漂泊了四五個月。之後，父親將他送往一個名為石島的小鎮讀書。郭永懷入學時，明德小學已經設有國文、英語、算學、地理、歷史、修身、理科、圖畫等課程。這是膠東地區近代新式文化教育的發端之一。他自此正式接受教育，直至17歲離開榮成。
「我在家庭中生活時間不長，但對我還是有所影響。」他說。
中國水聲事業奠基人、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第一位所長汪德昭在紀念文集裏提到一件小事：「一次，郭永懷在中關村的花壇邊，看到四周亂紙紛飛，便對他說：在山東因為尊孔，地下有一張紙也要撿起來，怎麽堂堂的科學院竟滿地都是亂紙。」
把學航空作為一條救國之道
郭永懷溫和，寡言少語，在少有的幾張合影中，總是站在後排。
「初到城市，在生活習慣、思想感情上和城市同學總是格格不入而保持距離。」在一篇短小的自述中，郭永懷回憶起初到青島讀中學時的感受。
考入南開大學後，為了就業考慮，郭永懷初學電機工程自動化專業。一年後，他覺得「所學東西勁頭不大」，「同時對前途有了新的考慮」。
在青島讀書時，他親眼所見：「一邊是美國勢力範圍，一邊則是日本商人陣地。中國人只能在後海偏僻的地方開些小店鋪。在中國的土地上，外國人何以能為此自由侵占，而中國人自己反而沒有自由呢？」
郭永懷覺得，「社會上太黑暗、太復雜」，而學校環境單純，「教授生活是比較清高的」。「為了將來能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因而改學物理，以為學物理可以達到這一目的。」
當時，郭永懷對光學產生興趣。畢業後，他感到「離做教授相差甚遠」，又繼續攻讀研究生。無奈「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戰亂，他再度中斷學業回到威海。
其間，他曾在威海中學短暫任教半年。在那裏，學校的響鐘都是用甲午戰爭時留下的炮彈皮做的。
很快，日軍侵占威海，郭永懷南下西南聯大就讀。由於陸上炮火連天，他在威海搭上貨船到香港，又因沒有護照，返回廣州辦理護照，再返香港，轉至越南，透過滇越鐵路再回國，進入雲南。
到了雲南，「西南聯大宣布取消研究院不辦了，校內也無工作可找，只好請物理系的幾位老師幫忙介紹參加抗日工作……未去成。」郭永懷只好在一個中學和聯大做些工作，暫時跟隨周培源從事亂流理論的研究。
研究生還未讀完，郭永懷有了參加「庚子賠款」留學生考試的機會。
到了再一次選擇報考專業的時候，他終於明白：「學物理離國家當前需要太遠，因此把學航空作為一條救國之道。」
「錢偉長、林家翹、郭永懷3個人都是學物理的，（留學生考試）都選擇了考航空工程，就是覺得我們國家的軍事力量太弱。」李佩後來回憶，「當時航空工程只有1個名額，卻有50人報考。」
郭永懷第一次報考未成，隔年再次報考，終被錄取。
1940年8月，戰亂把漂來漂去的郭永懷送上郵輪。留學生們在船上拍了一張合影，郭永懷仍站在後排。
他後來說：「我是因為自感救國無門，帶著慚愧的心情跑到了國外。」「（這）是我生活的轉折點，決定了自己以後要走的道路。」
「家窮國貧，只能說明當兒子的無能」
大洋彼岸，是一個豐富的世界。
在國內，郭永懷輾轉多地、用時4年也沒讀完的碩士學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套用數學系，只用了半年時間就拿到了。
之後，他來到美國，在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航天工程學家馮·卡門，攻讀博士學位。那裏有裝備最先進的古根漢姆航空實驗室。
4年時間裏，郭永懷潛心研究飛機跨越聲速時面臨失控的問題。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莊逢甘在【郭永懷紀念文集】中回憶：「郭永懷先生在他同期研究生中是最用功的一個人，整天在房間裏為他的研究而努力工作。」當時同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錢學森說：「永懷做博士論文找了一個誰也不想沾邊的題目，他孜孜不倦地幹，得到的結果出人意料。」
1945年，郭永懷的博士論文【跨聲速流動不連續解】破解了聲障這一世界難題，促進了超聲速飛行器的設計。他應邀到康奈爾大學擔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迎來了他在學術上最突出的10年。
他創立了解決黏性流體問題的奇異攝動理論。「這個問題更難，連數學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徑。」該理論被錢學森稱為PLK（龐加萊-萊特希爾-郭永懷）方法，在力學、物理學等領域中得到廣泛套用。
195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魏叔如記住郭永懷，就是因為在講授近代科學的課堂上，「特別是介紹科學家的貢獻時，絕少聽到中國人的名字」。
多年後，郭永懷曾向學生俞鴻儒吐露，知識分子都希望自己取得一些科學成果，從個人取得成果這一點來看，回國是要受到損失的。
在康奈爾大學任教期間，郭永懷月薪800美金。他享受帶薪休假，有半年時間去國外講學或旅遊。他住在一個獨棟別墅裏，買了輛汽車。他喜歡上古典音樂，買來一個老式留聲機和很多唱片。他還對郵票產生興趣，有好幾本集郵冊。
「回國意味著要放棄一個在備受支持的環境下與一流人才共同解決最前沿問題的機會。」【蠶絲：錢學森傳】中寫道，「中國需要科學家們用他們的才智幫助保衛祖國，而不是坐在那裏思考太空旅行的數學解決方案。一旦返回中國，他們在科學領域繼續有所突破的日子就結束了。」
郭永懷的想法是，「當自己到了國外，看到美國一些情況，更使我感到自己祖國的落後。」生活的閑隙裏，他時時在想，「自己的祖國什麽時候可以變得和人家一樣，具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文化和工業水平，每想到這裏心裏就感到非常的渺茫，盡管自己對此暫時也做不了什麽，但總是經常不斷地想這些問題。」
當時，中國人面臨著深重的種族歧視。「常常在餐館、理發店和旅館裏被拒絕服務。在電影院裏，華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與白人混坐。在多達30個州裏，華人與白人通婚是違法行為。」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寫道。
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傅承義在【郭永懷紀念文集】中回憶，在美國時，「郭永懷這個人有非常強的民族自尊感」。「我們那時去的留學生當中，相當多的人在學習上都名列前茅，不比美國人差，但有的人見到外國人低三下四。對於這種人，我們都很看不慣。」
和在青島上中學時一樣，他不善言辭，很少社交。學校裏組織中國留學生遊樂的活動，郭永懷很少參加。他加入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國分會」。
在一次聚會上，郭永懷高高瘦瘦的外表和沈默寡言的個性給李佩留下了印象。1948年，郭永懷與李佩在美國紐約州結婚。
在康奈爾大學任教期間，他拒絕參與美國的機密工作。「學校曾建議申請接觸密級資料，這就要填一張表，其中有一條：如果發生戰爭，你是否願意為美國服兵役，我填了‘否’。」 郭永懷曾說，「我在康奈爾大學任教時，也事先說明我來此也是暫時的，將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就要離開。」
1955年，郭永懷升為正教授。同年8月，中國在日內瓦會談中取得外交勝利，美國取消了禁止中國學生出境的禁令。「我就在那個時候，作出返國的決定。」他說。
「美國的許多朋友，包括已經加入美籍的華人朋友勸他，康奈爾大學教授的職位很不錯了，孩子將來在美國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李佩回憶說，「不勸倒罷，勸的人越多，老郭越來火，他說，‘家窮國貧，只能說明當兒子的無能！’」
此時，郭永懷的女兒郭芹已經4歲。郭永懷在【我為什麽回到祖國】中提到，他是一個有兒女的中年人，要讓孩子在有自尊心的環境裏成長。「凡在美國居住又有入學年齡兒女的父母，都難免不感到遭受別人歧視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會有這樣的病，他們當然就很真實地反映出來，欺淩、侮辱必然在小孩們的心靈上留下一個創傷的烙印。」他說，「只有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青年才能自由發展，才有自由擇業的機會。」
做回國準備時，郭永懷在住房後院燒了不少他多年來的科研文章和教學講義的手稿。李佩回憶：「我當時勸阻他說：‘何必燒掉？回國還有用！’他說：‘省得（政府海關）找麻煩，反正東西都在我腦子裏了！’」
李佩回憶，由於郭永懷給人一種不問政治的印象，以至於在他後來回國時，胡適曾說：像郭永懷這樣的人都要回國了，真是人心所向啊。
1956年2月，錢學森寫給郭永懷的一封信，心情急切：「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說歸期在即，聽了令人開心。我們現在為力學忙，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到力學研究所來，快來、快來！」
8個月後，郭永懷一家踏上歸國的輪船。
錢學森再次去信：「我們已經為你在所裏準備好了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希望你能滿意。你的住房也已經準備了，離辦公室只五分鐘的步行。」
墊在腳下的鋪路石子
這間辦公室至今保留著。窗外的松樹，郭永懷並沒有多少時間看，他習慣拉上窗簾工作。
在錢學森、郭永懷回國的前10年，美國飛機制造業急速發展，洛杉磯僅為美國政府就制造了10萬多架飛機。而在中國，汽車工業才開始起步。郭永懷回國當年，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才結束了中國不能自主制造汽車的歷史。
至於航空工程，「既沒有研究工具，也沒有研究裝置」。研究人員甚至難以獲得飛彈制造的基本原料，如橡膠、不銹鋼管和鋁板。錢學森曾寫道，「這時候，我的思想轉了一百八十度，從樂觀一下變為悲觀，真是覺得作科學研究寸步難行，簡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找出路，怎樣白手起家。」
在發表於【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錢學森說： 「我們首先意識到，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教學，而不是馬上進行獨立性研究。」
事實上，這是錢學森不太擅長的環節。在國外，他的學生常常叫苦不叠：「如果有人問了個愚蠢的問題，錢學森根本就不會回答。他還禁止這些提問者再來上他的課。」一位學生說，「他無法忍受笨蛋」。
回國後，郭永懷任力學所副所長。由於錢學森任務繁重，郭永懷實際成為力學所的主要領導人。後來的北大力學系教授溫功碧回憶，每當他敲門進郭永懷的辦公室，「他總是馬上從辦公桌起身走到門口的小黑板前，等待我的發問，然後在小黑板上開始回答我的問題」。
郭永懷曾對回國後指導的第一批研究生寄語：「我們回國主要是為了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國內的科學事業打基礎，做鋪路人。我們這一代，你們以及以後的二三代要成為祖國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他的學生、上海大學教授戴世強後來常常自問：「郭先生讓你做鋪路的石子，你做到了沒有？」
他安排學生俞鴻儒從事激波管有關的研究。「因為激波管用途廣，費用省，適應我們的要求。」後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俞鴻儒說，「當時力學研究所物質條件極差，我們能得到的經費非常少。」他回憶，郭永懷多次說過，錢少亦可以工作，應該學會用最省錢的方法解決困難問題的能力。
郭永懷認為，應該透過學術會議，把力學研究中湧現出來的新理論、新技術向全國放射線。但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與會人員資格不要求太高，列席代表尤其要廣泛，註意向西部和邊遠地區傾斜。
有人記得，每次開會匯報時，郭永懷坐在旋轉椅上，誰發言椅子便轉向誰那邊，與他面對面談話。有觀點分歧和爭議，他從不計較。「他在意的永遠都是對科學認識的對與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吳蘭春說。
「文革」期間，他仍與被打為右派的錢偉長討論科學問題。一次，錢偉長給郭永懷負責的雜誌審稿，有人說：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許右派教授稽核。郭永懷回應：我們相信錢偉長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和左、右無關。
力學所的林鴻蓀遭受迫害，在他自殺之前，郭永懷讓他住在自己家裏，盡可能把他保護起來。力學所的柳春圖被造反派批判並開除黨籍，以大字報形式公布在一樓大廳裏。在大廳裏，郭永懷叫住他，拍拍他的肩膀說：擡起頭來，挺起胸，別聽他們瞎胡鬧。
俞鴻儒回憶說，當時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會議上發言左右為難。「我們問郭先生該怎麽辦，他勸我們盡量少說，但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假話。」在全所的工作報告會上，郭永懷直言：「要堅持搞我們的科學。」
「這是為窮人也能造原子彈」
國外生活的痕跡，人們後來在對郭永懷的回憶中很少提及。
許多人在路上碰到他。他總是步行上班，戴著一頂鴨舌帽，拿著公事包，身形頎長，緩慢地大步走路。早上從中關村13樓住處走到力學所，晚上再走回去。每日如此，周末也不例外。
夏天晚上，他常穿著短褲，拿著一把芭蕉扇，在各個辦公室之間轉悠。當初船上載回國的電風扇，他帶到了力學所。兩箱未拆封的唱片，捐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3本集郵冊，送給了國家郵政總局。
唯一一次，在1959年代表中國赴羅馬尼亞參加國際力學會議的飛機上，有人記得他流露出了對西餐的喜愛。會後，郭永懷與隨行的力學所研究員柳春圖商量：現在國家外匯緊張，把（主辦方發的生活經費）剩余的都上繳，好不好？「此事他還與我商量，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柳春圖回憶，「在他的影響下，在以後若幹次的對外學術交流活動中，我都比較節約外匯。」
1960年，錢學森推薦郭永懷秘密參與原子彈的研發工作。他與王淦昌、彭桓武被稱為中國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郭永懷負責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結構設計、強度計算和環境試驗。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參與這項工作。力學所的眭璞如在【郭永懷紀念文集】中回憶，在一次討論調整研究課題的會上，業務處要把郭永懷主導的一個題目以「無明確套用目標」為由撤銷。「郭所長靜靜地聽著，直到最後要定案時才緩緩地站起來說：‘我一直不說，不是我不想說，而是不好說，現在我不得不說了，這個題目不能撤，這關系到同位素分離的關鍵技術’。最後加重語氣說：‘這是為窮人也能造原子彈！’」
1963年，集中在北京的核武器科研生產人員陸續遷往青海的金銀灘。「每次要出差的時候，就自個兒拿一個小的手提箱，裝一點衣服擱在裏頭，單位給他們幾個配了輛車，那時我一看到車停樓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李佩說。
1964年10月，郭永懷回到家裏，「和同事一起吃飯，平時他們很少聚會，但那天他們都非常高興，事後，我才知道他們是慶祝原子彈爆炸成功。」李佩說。
1965年，中國科學院收到一封信：「本著總理節衣縮食、勤儉建國的指示，現將早年在國外的一點積蓄和幾年前認購的經濟建設公債共48460余元奉上，請轉給國家。」落款是郭永懷和李佩。據說當時2000元就能在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一個普通工人的薪資也就是二三十元。
在回國後的12年裏，郭永懷身兼數職，負責多項研究，但許多同事和學生仍能收到他的紙條。
戴世強說：「有時候他給我們送來了張紙，上面寫著：給你們的參考書目。」
牛家玉收到的紙條上，寫著一篇對她的研究很有用處的文章刊號，只是名字錯寫為「牛家宜」。
研究人員查不到的資料，他親自找到送去。年輕人搞不懂的問題，他去圖書館找英文版的啟蒙教材，告訴他們學習的方法。
李毓昌回憶，每天呈交給郭永懷的檔有一大堆，他閱看十分細致，小到文字訛誤、數位出入，他都一一代為訂正。
他從不午睡，還曾跟同事們說：你們每天花在吃飯上的時間太多，一天三頓飯都要排長隊。在美國，他常常帶上麵包香腸到工作室工作一整天。
1961年，世界桌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郭永懷在現場看了一半就走了。他說桌球已經給國家爭了光，想到原子彈會爭更大的光，就坐不住了，要回來工作。
連原子能研究院院長王淦昌也說，郭永懷最大的特點就是「非常勤懇，非常珍惜時間，很少休息」。「每次和他一起工作，總看到他非常忙，下午五六點鐘該下班了，我們都回家了，他卻夾起皮包對我說還有別的事情呢，這種情況是經常的。」
正因如此，他出差不願意乘火車，寧願坐飛機。「飛機出事那一次，還是我送他上飛機的。」王淦昌回憶。
1968年國慶過後，郭永懷去往青海221基地，參與中國第一顆新型熱核彈的試驗準備工作。其間，他收到下鄉插隊的女兒的來信。郭芹想要一雙過冬的棉鞋。
他去基地的商店看了，因為不知道女兒的鞋碼，沒有買成。11月3日，他給女兒回信，寫下了最後一封家書。
「芹女：布鞋暫沒有，你是否畫個腳樣過來，待有了貨一定買。這裏有一種翻皮棉鞋，本想代你買一雙，因為尺寸沒有，沒敢買。」他在信裏叮囑：「手好了沒有？初勞動時要註意，過猛和粗心是一樣的，都是不對的。」
11月15日，郭永懷又給李佩寫了一張紙條：「我準備把工作安排妥當之後回京一趟，估計在20號之後。鞋過西寧時買，鞋號碼似乎不統一，臨時判斷一下，大點也不要緊。」
因工作延誤，郭永懷最終於12月14日啟程返京。郭永懷事跡陳列館館長李波詳細地記錄了這一段路途：郭永懷和警衛員牟方東乘坐一輛淡藍色的轎車抵達西寧辦事處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吃過食堂的肉絲面，出發前往蘭州機場。
司機孫學思回憶，在蘭州，郭永懷想買雙鞋，但沒有看上如意的。
在換乘飛機的間隙，李榮林回憶，郭永懷還聽取了課題組人員對上海5t電磁振動台研制情況匯報。
下午1時59分，郭永懷登上了前往北京的伊爾14飛機，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各6人，飛行時長約4個小時。在降落階段，由於飛行員對高度控制錯誤，飛機在距跑道盡頭1209公尺處觸地起火。
當人們發現郭永懷時，他和警衛員牟方東抱在一起，已被燒焦，四肢蜷曲，只留下後腦勺幾撮花白的頭發，沒有被火燒盡。前去機場迎接的司機邵春貴據此認出了郭永懷：「他那時候59歲，是個花白頭。」
郭永懷的侄子郭普遠回憶：瞻仰遺容時，郭永懷的遺體用一塊白布蒙著，「能夠看出還是抱著的形狀」。
周恩來聞訊，指示【人民日報】釋出訃告。因工作涉密，訃告言辭簡略：中國共產黨黨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郭永懷同誌，因不幸事故犧牲，終年59歲。郭永懷同誌在從事科學技術工作中，做出了貢獻。
如今，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主樓的草坪中，佇立著郭永懷的塑像，下方埋著郭永懷、牟方東、李佩的骨灰。墓碑上寫著：「一對伉儷，兩種傳奇。懷瑾佩瑜，師表後繼。」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杜佳冰
